在此之前，对于《物权法》争论，我并未正面触及。在拙作《从赵燕事件公众反应看中国如何顺利转型》一文中，我谈到社会转型、谈到如果没有妥协，社会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步的。因此，我从两个方面提出：对于公众，要有妥协精神，应给官员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不然，则会因循相袭，永无尽期；而对于官员，则也应适可而止，天下没有不散的诞席，贪得的家产，如果没有法治保障，则永远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因此我说我们以人治而兴，而应以法治而始。不然，好不容易贪得的家产，一下台就泡了汤，有的连性命也得给搭上。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又对法盲教授巩献田进行了评论，对作为博导、最高学府的法学教授，竟然在法理学上达到了几近法盲的程度，表示过惊叹。而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曾点过几笔。一些文章发表后，一些读者和网友就因此质疑我对《物权法》的态度。其实，只要细心体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对巩献田专业知识的怀疑，并不代表我对《物权法》的褒贬；而要我站出来为《物权法》叫好，却又非常的勉强。这就是当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而我则没有直接发表意见的原因——对于《物权法》我确实很是矛盾。
一
当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我曾看过梁晓生先生的一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他写道：在文革时期，每次《最高指示》下来，村支书就组织农民讨论，末了，他还得问上一句：“同意啊不？”，而农民则齐声叫道：“呱几呱几”（表示鼓掌欢迎的意思）。在文革时期，如果胆敢对《最高指示》说上半个不字，早就得给“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了。谁还敢不呱几呱几？ 而这与物权法又有什么关系呢？且听我细细说来。
据说，《物权法》是我国实行“开门立法”的一个典范。这个《草案》曾面向社会进行了“长时间地、广泛地征询意见”。但是，我并未找来看。为什么？因为法律、特别是关系到我们的最基本权利的法律，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让我们“同意啊不”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本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制订的问题。
一些人又会稀奇了。现在制订法律的不就是“我们的专家”吗？而且专家们还把她摆到了大家的面前，不就是我们在立法吗？难道要每个人都要成为法律专家，然后才去立法，才是由我们立法？确实如此。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法律确实应由我们自己来立法，不能由别人代劳。没有法律知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常识，最根本的是我们有我们的利益诉求。
那么如何在作为专业领域的法律之中，来实现我们利益的表达呢？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人大应能够表达我们的诉求。如果人大只是“官大”、“代表大”，那么他们所委托的立法，就一定不是我们的立法，而是“官法”、“代表法”。于是，对这样的人大委托的专家立法，我还是不瞧也罢，免得也只能“呱几呱几”一番，所谓“鹦鹉学舌，不得人心”是也。
二
只不过，如果《物权法》是例外呢？我看不会例外！你只看看，我们有哪部法律，不是代表官员利益的？前几年，官员要土地卖钱了，然后拆迁办法、方案相继出台，结果是抢地蜂起，事件在在。这时，当人们寄希望于法律的时候，倒是出台了不少的法律和法规， 但是却有一部法律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吗？没有！后来，失地农民上访，结果又出台了信访法，可是我们看到的所谓“信访法”，又有哪一条是保护人民的信访权的？没有！当然原则性的、不可操作，或是由对方自己操作、自己监督的倒是有。再看，后来如何？后来，官员们想要工厂和公司了。接着，就出台了管理者收购的一系列法规。在这中间，由于郎咸平等人叫嚣起来，只好停了一阵子，但接着就是同样地得到了通过，这就是中小型企业收购办法的出台。你看，只要官员要的，有什么不能得到满足的？——你能给我《物权法》就是一个例外的理由吗？
本来，我也可以置身事外。你要分，你要购，你要怎么怎么，我都可以不作任何表示。因为，我的、我们的表示，只不过能起到一点装饰作用罢了（你看，我们立法还是收集了很多意见的）。而现在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可以附和，可以争论，但你切不可提出不同意见。这次我也曾怀疑过的北大巩献田站出来，立即遭到集体炮轰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我也轰了巩献田。我之轰他，并不是因为赞成这个《物权法》，而是因为巩献田作为一个带博士生的教授，提出的理由竟然就如一个没有法律知识的初中生一般。物权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基础性法律，当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物权关系。如果说保护财产，还需分等级，这哪里就是一个民事法律？在民事法律中，作为本来应是作为平等主体的交易双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等，在共同面对市场的时候，如果两者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怎么会有公平？如果穷人的打狗棍就要特殊对待，那么是不是应该规定穷人的打狗棍就值一根金条，而富人的金条就应只值一根打狗棍？如果，这样也成立的话，那穷人如何和富人平等地进行交易？国企和民企如何平等地做生意？
——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法学的问题，而是本来是属于“巩教授”的专业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带着法学博士生的博导，竟然连这样的基础知识都不懂，还好意思站出来维护起大家的利益起来了。你说，这不是丢人现眼是什么？
三
本来，我们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通过这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可以得到充分反映，但现在却没人提出来。
——假选举，然后假代表，然后又要立法，正如盲人之骑瞎马，夜半之临深池，如此立法，叫你如何放得下心？
你只看看现在的这些年年去开会的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官员、过去整天梦想见到某主席的老农、当了十几届代表的以让其当“代表”为荣的少数民族基层干部、更多的则是一些一时无错，却又官位不足，无法安置的国企高干，让这样的一批人讨论法律的通过与否，到底与“同意啊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如果我问你：到底认为有法律好，还是没法律好？你可能很好回答——当然是有法律好，依法治国嘛！
但是，当我问你：到底是高效率地制订、实施恶法，就比没有法律更好？就如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听证会一样，他要涨，就要涨，听证不听证同样涨；他要法，就立法，“同意啊不”也立法。
——你会作何回答？
四
在巩献田出来“现眼”之后，我本来准备写一篇诸如“中国特色化教授”的文章，来对他这一类“教授”进行分析的。这样的“教授”，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本来“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然后“从”而优则“导”——职称，是通过“政审”和论文评的；——职务，是通过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中升起来的，与其说他们是科学家（如同样是“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何祚庥）、法学家，还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家”；与其说他们是法学教授，倒还不如称他们是“德育教授”、或者叫“教官”更为合适。
但是，随后我又打消了这个揭老底的念头。人家毕竟还真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心声、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表达的，也应算是对法律的不公平立法的一种反叛。作为一个利益的诉求，巩献田本没有错。在对立法上反映出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诉求，只是在表达和思维方式上，“放弃思想改造”，而抱定极左思维，而且又缺乏相应的法律常识，才出此洋相罢了。
正是因为巩献田的极左思维，引起了另一个方向的反弹。本来，《物权法》就如我们之前的任何一部法律一样，本就是一个官员的代表的产物。但是，巩献田的僵化的思维、荒唐的法理逻辑，则成了极左思维的代表。从而使“拥”、“反”阵容，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裂变为：反巩，就是支持改革开放的路线；拥巩，就是文革余孽，妄图复辟文革。
其实，站在反“文革”的立场，来支持《物权法》，是错；站在文革立场、以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来表达本来是正当的诉求，同样也是错——两者皆是错。以错反错，本来就并不代表正确。
五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既定国策，正如邓老夫子所言：“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我还得加一句强调一下：“没有第二条”！
当3月6日（2006），在一闪眼之间，在中央台喜闻联播，当我看到胡锦涛先生参加“人大”上海组讨论时，讲道：“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特别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时，我高兴得一巴掌拍在大腿上。看一遍还不够，我直等到半夜还看了一遍重播。
我为何如此激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体制还不能保证国家能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必然地发展，而是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实际决策者的态度和思想有着强烈的依赖。只要哪天，哪个领导人思想发生了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之路随时都有可能戛然而止！
而现在，胡锦涛先生已经明确地说了“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非常的明确！这样还不够，胡先生继续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由此可见其改革开放的意志之坚定！
改革开放的“姓资”、“姓社”之争，虽是由《物权法》引起。但是，却并不能因巩献田的荒谬，而就据此认为《物权法》正确。
如果说《物权法》就是代表着改革开放，就是代表着深化改革，则同样又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误解。而且，这也最容易使政治人物的思想，来作为学术标准的天平，这样的后果我们是尝过苦果的。
1992年春天，邓老夫子“南巡”，临时地解决了“姓资姓社”问题，14年后，“姓资姓社”问题又成了问题。幸好的是，胡哥给解决了。但是，再14年、14年后呢？
我们现在又暂时地、侥幸地解决了“姓资姓社”问题，而《物权法》的对错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最根本的就在“立法主体”的代表性问题。
——难道这事就算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