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小贵族

“咖啡愽士”

2000年6月，赵晓与巴曙松、钟伟、高辉清博士联袂成立“博士咖啡”虚拟研究团队，每月推出一篇有关中国或世界热点、焦点问题的财经评论，发表于国家信息中心的《财经界》杂志。他们的研究逐渐成为新闻聚集热点。其中，“新经济大潮涌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文在互联网最热的时候预言如果互联网企业跑得不够快，将被传统企业吃掉，堪称盛世危言；“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则是一份比人民银行夏斌更早的报告；“警惕日本病”作为一份比较制度方面的优秀报告，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值得警惕的若干问题；其他问题，“上市公司的下市问题”、“银行上市问题”、“证券市场的再造问题”以及911的经济影响等也成为这个研究小组的研究专题，并写成文章面世，影响社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博士咖啡”经济学人研究团队2002年又有何帆、余晖、易宪容、党国英等四位加盟，他们可是经济学里的小贵族圈子。为国内经济学界一时之盛，博士咖啡作为一个虚拟团队的品牌，被评为2002年的新税品牌。

赵晓博士现为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财经观察员”以及安邦信息集团的特约经济学家。2000年夏我在齐鲁宾馆见到他，赵晓当官，做学人，做媒体都好象都没得说，1967年生人可谓年青得志，对这样“路路通”的人我本能上敬而远之。

主流经济学在精神上的严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义，一眼就看出了他们自以为独立于大众实际上是愚弄大众的伪贵族，这种伪贵族气质，埋下了主流经济学的风险与危机，不在于他们是区隔于大众的，而在于他们在根本上是反大众的。市场就像一种魔法，不知怎么就可以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向“好市场”的高速公路。这就好比登山，沿着一条看上去距离最短的道路前进，最后发现却是一条悬崖绝路。

“殖民地研究中心”

北大经研中心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全部资金由林毅夫筹集，没有求助于政府拨款。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这就使中心的研究人员有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待遇。林毅夫、张维迎、宋国青、海闻、易刚等其它有海归背景的学者，我见林两次，一次1999年网络热会上，北京大学他，刘鹤，马云在台上，一次2000年在政协的年会上，我对林的印象不佳，林总顾左右而言它。勇气不小，台湾上尉抱个几个军用水壶游过来的。网上说他们是“殖民地研究中心”。

京东四少

陆建华

1992年建华刚分到社科院院在社会学所青少年研究中心，我在因采访单光乃后识得他，多年关糸不断，杨浪1994年接手《生活周刊》未果，听说陆建华要接刊。后来到是朱伟1995年接刊成功。1999年开过好几次会，都邀请过他，2001年他去深圳，2003年人民日报开会讨论“战后中国经济安全”我又邀他，发现他富态了，我们整个中年时代都有接触，他待人热情真实。他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当着独立董事，言谈举至，一看黑白两道都混过，建华不善啊！听说他团中央里有人，口大的不行，管胡哥叫小胡的主儿。人民网跟他有良好的合作关糸，多次举行专题论坛。他挺火的，他比我有眼力架，十四大、十五大、至到十六大没少买力气。最后听到他消息，2005年中，陆建华跟社科院一秘书，犯事了，泄漏国家机密罪。

孙立平

1999年我和他一起共事，在老丁望退休后办的《合作新报》他是经济学、社会学顾问，我是信息顾问。我们当年四十来岁都雄心万丈。一周二次座班，有时能碰上他，他老婆万鸽也在《合作新报》原工商时报记者，也被丁望拉过来办报，丁望跟“圣象”老板的合作失败后，2001年也过世了，听说是肝癌。孙立平在一篇社会评论中，有句一话很深刻，“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因各种原因本该获得社会福利却失去了。”其中包含他老婆万鸽，也包含了我，我是95年辞职，没有切肤之疼，他写不出这种感受。他学问做得好，人品也不错。孙立平2006年2月7日，在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这是一种最愚蠢的结合。为什么？是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恼精英，专门用右的社会政策去惹恼百姓，“开车打左灯往右拐”，无论是精英还是老百姓都不满意。第三，怎么办？非常简单，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现在四五年过去了，我觉得可以加上一句，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全部向左转。”

樊纲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何清涟热时，樊刚说：经济学不讲道德。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两会开完，樊刚写了篇“不能让网络左右国家政策”，这下又把网民若翻了，樊刚又在不当时机讲话，挨拍了吧。

郑也夫郑也夫，1950年生在北京，1968年，郑也夫从北京第八中学毕业，北上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务农，八年半后返回北京，后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攻读哲学硕士，八十年代中期，攻下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取得双硕士，1998年，郑也夫教授中国人大社会学系，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1999年和郑也夫在玉渊潭游野泳，话题是网络怎能挣到钱，人比较随和没有名人架子，爱侃足球。郑也夫90年初就跟樊刚在电视里争论起来，郑是自行车派，樊当然是汽车派。俩人都身体力行。

郑也夫说是最深刻就信任的解释。信仰丧失后，普遍信任也跟着丧失了，信任是由人格信任，糸统信任构成，传销、直销、保险“杀熟”把人格信任催毁了，同学、同乡，亲友属人格信任。谁也不敢相信谁，连家人也相信。糸统信任是由专家和货币构成，专家“走穴”（座飛机开会）“跑棚”（上电视）都去利益是大化了。催毁糸统信任，人们不再信任何人了，精英也一落千丈。只有信任货币，当一个世界只信钱时就会人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