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识形态迷雾
孙立平
反思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
在有关改革的反思中，尽管分歧仍然存在，但这样的一个共识似乎已经开始形成：为了改革能够健康地进行，对改革本身进行理性、建设性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最近学术界举办的一些活动来看，人们正在为此而进行努力。
不久前，吴敬琏先生曾指出，除了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应当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这与整体上否定改革的争论还是有区别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杨帆也提出，不可把中国的理论争论简单地进行两极化的归类，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是改革就是反改革，要就事论事反思改革，不能追求意识形态化。笔者本人也多次在文章和会议上重申，应当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识形态谜团，使对改革的反思能够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层面上进行。
对于这次关于改革的争论，我们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这是一次基于利益冲突、利益关系而发生的一场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论。有人曾经将改革以来有关改革的分歧概括为三次大的论争。在这次有关改革的反思中，也经常有人将这次对改革的反思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关改革的论争相提并论。其实，这种简单的比附是不恰当的。因为改革之初的论争和9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的是社会基本走向，涉及的是改革要不要进行。可以说，当时的争论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但这次的论争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关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场争论蒙上了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也是人们所担忧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会将对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种危险的方向。首先，意识形态化的讨论会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其次，意识形态化的论争，会导致社会中主要断裂带的形成，从而使得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和动力更为困难。
这当中有一个原因。当我们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所使用的语言没有跟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人们很容易使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否认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将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化了。所以，要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识形态迷雾，努力使得改革的讨论和反思保持在理性的层面。
利益问题需要非意识形态化表达
那么，在有关改革的讨论中，利益的问题是如何演变为意识形态争论的？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又是怎样模糊了彼此对问题的理解？
我们这些学者有责任，左和右都有责任。其实“左”与“右”的说法是很不准确的，很多身在其中的人自己也不认头。我们这里用这个说法，是为了讨论方便起见。现在的情况是，一般民众除了意识形态外没有别的语言，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化的争论无疑又推动了这个过程。包括现在左右的划分也是这样。我不是反对派别的存在。我认为，在利益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的情景下，派别的存在是有益的。不同的声音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而且，我也不否认在这种对立中必然涉及某些意识形态因素。但问题是，现在的倾向是正常的利益表达往往也被意识形态化了。
比如，在改革讨论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某些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在改革当中，利益关系出现了过度失衡，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要受到关注，当然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但一旦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表达，就成了改革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回到旧的体制中去。这样，正当的利益表达就走向了意识形态的谬误。但是，反过来说，你也不能仅仅看到其意识形态式表达上的谬误，而忽视它背后的正当的利益要求。其实，你仔细看一下有关对改革的质疑，特别是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民众对改革的质疑，基本是利益的问题，与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坚持改革并反对反思改革的一方，对反思改革声音的理解也往往是意识形态化的，或者是专门关注那些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人对改革的反思，以为目前社会中对改革的反思会动摇改革的基本方向。
皇甫平的文章及其所引起的风波，就很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点。皇甫平可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现在这篇文章和90年代写的那组文章的调子是一样的，为什么90年代那组文章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而这次却挨了那么多的骂。因为时代不一样了。90年代初那场争论是涉及改革还是走回头路，是决定中国社会走向的时候，所以那几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走向正确发展道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这次背景不一样了，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但皇甫平的文章所坚持的却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你说坚持改革不动摇，这当然没有错。但问题是，人们一看文章，这个坚持改革不动摇是和拒绝对改革中失误的反思，是和对改革反思的抨击，是和反思改革中的正当利益要求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人就会去想，这是不是要坚持那些包括对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所谓改革？是不是对在反思改革中正当利益表达的不屑一顾？所以，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往往导致问题的模糊甚至对问题的曲解。
“左”与“右”的症结何在？
记者：刚才您也讲到“左”与“右”的问题。这样的一对概念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许多分歧也往往与此有关。其中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孙立平：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其实背后有一个结，什么结呢？我认为就是左和右的结。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个结。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想问题的基本方式，都是用两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我们都是这样一系列的两分法。这两分法把它重叠起来，好象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现实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形成的。但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不平等问题。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力和再分配造成的。后来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提出，不平等不是权力或市场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再分配和市场，占支配地位的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个是弥补不平等的。但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再分配和市场的作用在中国是走向了同一个方向。就像人走路走顺拐了一样。世行19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中国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还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
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一些经典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理论背后的那个基本假设可能有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到一起了，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结合的问题。在这个权贵的结合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而我们在改革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钟伟曾提出过“新双轨制”的提法，简单说就是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和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的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场中廉价获得资源然后在商品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关系的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分不开的，如扭曲的劳资关系，失衡的城乡关系，难以整治的官煤勾结等。
比如最近引起争议的“补偿论”就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张维迎关于改革中领导干部利益受到的损失最大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因为这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觉不一样。张维迎是这样论述他的观点的：在改革前领导干部的地位最高，特权最多，如当时只有领导干部可以安电话、坐飞机、坐软卧，而在改革中，他们的这些特权基本都丧失了。如果就所涉及的电话、飞机、软卧而论，这么说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这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即在改革前虽然权力和特权的作用比现在更为突出，但由于没有市场的条件，权力作用的范围或能够获得的收益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以后，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它涉及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选择是什么？假如按照过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区分左右的立场的：一方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市场，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干预市场；另一方，则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权力，就是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我们过去对立的一个基础，或者体现两个基本的思路。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结合起来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的结合。
破解意识形态迷雾需要新的思维
理性的、建设性的讨论需要新的思维方式，甚至需要新的语言。如果说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会导致种种问题，那么应当引入一些什么样的视角？
首先是利益关系的视角。我前几年就有一个判断，即中国开始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时代。正是这个事实构成了目前这场争论的基本背景。从实际的反思过程来看也是如此。引起这场争论的，首先是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及职工所受的不公正对待问题。之后则是医疗体制改革以及教育、住房体制改革的问题。尽管讨论中也涉及到改革的机制问题，但总起来说，争论的基本问题是利益关系问题。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利益的时代，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很正常的，而互相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利益，有可能都是正当的。因此，在围绕利益关系和与利益有关的公共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对立的双方可能都是对的，或者说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比如饿的人认为吃饭最重要，渴的人认为喝水最重要，困的人认为睡觉最重要。这时你说哪一个最重要，哪个对哪个错？可能没有对错和是非。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对错，同时又把对错的问题和路线的问题、方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化的争论。
第二是就事论事的讨论方式。不是说改革讨论中全然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但可以说，其中的大部分问题是与意识形态无关或关系不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事论事的讨论方式是使得讨论能够获得建设性结果的关键。这个问题，在2004年关于国企改制的讨论中就出现了。
第三是对改革的阶段性评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其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上，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所遭遇的问题，都有所不同。在这次有关改革的讨论和反思中，人们所质疑的，主要是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改革措施。因此，这与对整个改革的肯定或否定，是明显不同的。但目前在一些讨论中，有人经常用整个20多年的改革过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如果所面对的是有人从根本上否定改革，这样的论证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面对的是对90年代中期之后某些改革的质疑，这样的论证就明显文不对题，特别是对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来说，这样的论证就很难正面面对他们关心的问题。
第四是在分歧中寻求共识。有人说，在利益分化的今天，是不是就不需要共识了。这是不对的。共识不是高度一致，而是对于某些目标的基本认同。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某些基本共识都是必要的。比如，改革要有公正的目标，要有民众的参与，这都是在反思中正在形成的共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旗帜鲜明坚持改革的学者，也在讨论改革中的失误，在讲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弱势群体等问题，这表明共识是在进一步形成的过程中。对于分歧本身，也要看怎么看。在讨论中，表面上看起来分歧很大，特别是当人们把意识形态和情绪因素掺杂进来的时候，对立显得很严重。但仔细分析一下，可能实际的对立远没有表面上这么严重。相反在这种争论当中，不同的看法也许恰恰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基础。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大家都对现状不满，要求社会进行变革。其中有的主张，表明上看是对改革的批评，实际上要表明的是对改革的更进一步的要求。这都是共识的基础。这也启示我们需要在分歧中努力寻求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