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本书，懂一个道理。
面对增长，面对时代的主题
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科研小组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编写、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作为对“增长”这一时代的主题的最经典的反思，报告在随后的32年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广泛争议。报告中提出的“指数增长”、“均衡发展”等概念在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的西方社会犹如一针清醒剂为全人类的长久发展之路敲响了警钟。今天，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发展学的经典原著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虽然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和32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差别，但“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这一经典的问题仍然萦绕在人类面前。如果我们现在就轻易地断定《增长的极限》中所做的分析和预言已经过时了，我们必将为自己的轻狂付出难以估量的沉重代价。
尤其对于身处工业化进程高速进行的中国而言，庞大的人口负担、高速的工业增长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为我们未来前进的征程平添了几许阴霾。虽然我们已经不断的在高呼着“可持续发展”这一时髦的口号，但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意义到底了解多少？我们对眼前高速增长的沉痛代价有没有清醒的认识？“可持续发展”在中国难道不会变为最繁荣时期的一段历史谎言吗？是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发展激情将终究演化出一个巨大的泡沫——而一旦破碎，我们将一无所有。
时代变迁的发展之路：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
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正值西方国家全面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黄金时期。冷战刺激了军事工业、航天工业、制造工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的脚步仿佛永远不会停息，直到将人类带进永恒的乐园。在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所从事的工作处理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线的、缺乏反思的思维框架主宰着我们思考的模式。在工业增长的黄金时期，人类似乎天真的以为发展不会停止，工业决定一切。很少有人认真的冷静下来思考：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什么？它能够保持多久？
直到罗马俱乐部成立，直到《增长的极限》出现。世界的目光才聚焦到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来：“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面对这惊世骇俗的疑问，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哪怕是反对者、哪怕是“局外人”。
其实，当我今天重新阅读这份报告的时候，发现的观点比起32年前已经少了许多的震惊。因为时间流逝的缘故，报告中那些原本振聋发聩的观点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了常识，挂在了人们的嘴边。当现在来拆解报告的结构时，我发现它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在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它运用系统论的研究成果，通过综合分析、比较、判断得出“人口、工业增长是呈指数增长”这一基本事实，并通过“双向反馈回路”这一分析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性。它不追求细节预测的精确性，但在宏观尺度的判断上具有相当大的可靠性。通过报告所做出的结论，它提醒那些对人类发展之路盲目乐观的人们：注意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对发展的根本制约；否则，世界将滑向崩溃的深渊。
是的，它所有的呐喊，都是在提醒我们：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
报告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充满了悲观判断的预言，首先是基于对指数增长模式的清醒认识。在第一章《指数增长的本质》中，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论：指数增长虽然是一种高速增长的模式，但是具有欺骗性。因此，当我们一旦认识到指数增长所具有的不可控制性的时候，我们所剩余的反应时间就已经不多了。而世界的人口、工业的增长如今正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再加之分配模式的不合理，贫富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在第一章的最后，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地球可以供养多少人？能供养多久？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报告在随后的第二章《指数增长的极限》和第三章《世界系统中的增长》中详细考察了世界上为人口增长、工业增长提供物质支持的系统。由于这样一个系统不可避免的要包括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两大部分，而报告又坦诚的指明自己所运用的分析模型并不具备处理、分析社会因素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假定，最好的社会条件将普遍出现。那么，这种条件下的物质系统能维持多大的增长呢？”①显然，报告是科学、严谨、自信的，它客观的指明自身分析的局限性，并同时认为在任何条件下自己所做分析的宏观有效性依然保持不变。人口、资本、粮食、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五个基本因素相互作用，并通过定量化的研究在双向回路分析中得到控制性应用，报告依此描绘出世界发展的前景。报告还指出，由于粮食、资源的有限性和污染的全球性，人类的发展将难以逃脱崩溃的命运。同时，由于效应的滞后性和指数增长的急剧性，人类的应对时间可能非常短暂。危机可能会首先发生在个别地区，但很快就会演变为一场全球灾难。
出路何在？新技术的涌现难道不能使人类化险为夷吗？“由于大部分人类社会近期历史的不断成功，许多人希望技术上的突破，以使物质水平最大限度的提高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这些人谈论未来时，对技术抱有明显的乐观主义。”②但技术能决定一切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报告考察了技术的负作用和其不能解决的问题。显然，在很多层面上只有通过社会的转变才能解决相关的问题，而技术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比如，由分配方式不公平而引发的收入差距过大。在面对“增长持续性”的挑战的时候，人类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技术呢？——“不要盲目反对进步，但要反对盲目的进步。”③
整篇报告中充满了发人警醒的判断，难道人类的发展之路是无法走通的吗？增长的极限真的是不可逾越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报告的开始：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增长之路出现了重重危机？——是指数的增长模式。因此，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增长模式，来替代原有的指数增长？在报告的第五章科研小组给出了答案：全球均衡增长。什么是均衡增长？“人口和资源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④也就是要实现从高位平衡向低位平衡的转变。终于，在第五章《全球均衡状态》中报告提出了将发展和环境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战略设想为一个共同战略的伟大构想。
考虑到报告写作的时代是工业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经济在工业生产的推动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人类很容易忽略工业生产的诸多负效应。可以说《增长的极限》在工业社会中犹如一篇盛世危言敲响了持续发展的警钟。但历史的时代在向前发展着，工业文明在70年代发展到及至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后工业时代的历史转变。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工业虽然拥有庞大的身躯，但发展势头已经日薄西山。信息产业、生命技术产业等新产业的迅猛发展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社会，也改变着人类发展的模式。《增长的极限》既是工业时代的送终者，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启幕人。因此，为了更准确、更客观的认识报告的内涵和地位，我简单考察了“持续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希望在历史时代的变迁下将目光投向过去、面向现实与未来。
透视发展观：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的革命性转变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依照历史的逻辑不断前行的时候也演化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每个文明态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中，人类面对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取足够的资源维持人类种群的生存、繁衍。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了丰富的生活资料，从数量上已经基本解决了有生存需求所产生的种种要求，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后工业文明与前三种文明形态的根本差别在于：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人类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维的方式：从向自然索取的线性思维向注重整体的系统思维转变。《增长的极限》正是用系统思维这把手术刀解剖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指出了线性思维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符的致命缺陷“通过对整体的认识，我们得到对部分的理解。”⑤
在报告里，分析的对象不再是某一个孤立的国家或地区，分析的变量也不再是某一个孤立的要素。报告着眼于全球的发展，通过分析人口、资源、粮食、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持续发展的影响做出了系统性的评估。
其实，早在19世纪以穆勒为代表的思想家就曾讨论过增长的极限及其持续的可能性等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那时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虽然，我还不清楚这些早期思想对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但可以推测的是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兴趣点之一，尤其当这个问题被时代发展的效应不断放大之后，产生的影响更是极其重大。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长达4年研究、经过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迅速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同，并得到积极响应。仔细分析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不难发现它就是《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均衡发展观”的深化和扩充。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广泛认同证明了《增长的极限》中所论述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极大的认可。
当然，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理论的提出都会引来广泛的争议。朱利安·西蒙甚至写出了《没有极限的增长》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增长中所遇到的问题最终都会在增长的过程中得以适当的解决。为了回应批评，研究小组于1992年发表了新著《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增长存在极限，发展却不存在极限。”（即“零增长发展观”）
综上所述，当我们今天回头评价《增长的极限》所应拥有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期，《增长的极限》和那些伟大的理论家、政治家们用超前的理论思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真正的历史责任感为我们的贡献了无尽的财富。历史也用自身发展的进程肯定了这一贡献，并仍然在它所开拓的道路上前进着。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在何方？
如果说《增长的极限》所做出预言在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家并没有真正成为现实的话，那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及时实现了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成功转变，避免了指数增长的危机，也就实现了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但，中国呢？
今天的中国社会兼跨着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三个时代。我们的挑战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的多、艰巨的多。人口、资源、粮食、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犹如重重枷锁禁锢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如《增长的极限》所做出的判断一样“允许指数增长持续时间越久，保持最后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越小。”⑥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必须追求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哪里？虽然，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列为了一项战略任务，但我们的现实条件又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多大的空间？换言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真的可行吗？由于增长本身及其涉及因素的滞后性，今天中国的发展承受的其实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发展成本。而今天，我们的战略措施即使合理、有效，真正的社会发展效应也必将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得以显露。问题在于，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即使，从现在开始，我们努力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双重效益。但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超稳定的社会，原有的社会惯性仍将难以逾越。如今，在国内外各家媒体上报道出来的以环境破坏换取经济增长的新闻屡见不鲜。从微观层面来说，是由于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落后，目光短浅、利欲熏心；从中观层面来说，是由于法制、制度建设不健全；从宏观层面来说，则是由于难以克服的社会惯习所至。如果，我们还没有被眼前中国一片大好的发展形势冲昏头脑，我们能否清醒地问上一问：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何以可能？中国的长久未来真的有希望吗？
如果我们再将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中国会不会因为“马太效应”而背负起西方国家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在全球资源、环境差距不断加大的今天，中国面对的危险和挑战已经远远超出了国界。当中国提出“新发展观”的时候，在中国准备“和平崛起”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但在西方国家不断将原有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模式输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权衡现实发展与持续发展的利害？我们能否再清醒地问上一问：在全球持续发展这盘棋局中，中国会成为赢家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从内心里承认“中国的未来是暗淡无望的”这一判断将是十分令人沮丧和痛苦的。所以，我们必须真正地沉思一下中国的、可行的发展模式是什么？在现今条件下，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能为中国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在如此复杂的博弈格局中，中国的未来在何方？
增长的意义：人是人的未来
在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的时候，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就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让我们暂时抛弃那些或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增长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技术科学家们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最后这样写道：“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⑦增长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也许都不是，增长的方式其实表明着我们所选择的成为人的道路是怎样的。这是一个从根本上关乎着人类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有着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智慧的追问。我们在寻求着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哪怕答案从不存在。
面对增长，面对时代的主题。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增长的道路上前行——伴随着疑问和挑战。即使我们仍不能完美地回答这些问题和挑战，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人类的努力和智慧我们可以克服这一切的困难。何况，除了勇敢地面对我们也别无选择。也许，当我们再次追问增长的意义的时候，上帝的回答会是：人是人的未来！今天的我们，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