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二)：
“平等”的个人与不平等群体（1）：
以多域、多层、多元的能动社会关系为本位的多维新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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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头诗：
水圈大观
雨落水面
点点成圈
小而大 大而小
隐隐现现
或交切 或套叠
错杂幻变
点中乾坤 圈内阴阳
圈是点 点是圈
太极此景
天上 地下 人间
（笔者成于０５年２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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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前言
随着上个世纪下半叶世界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随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西方民主模式也被一些人视作样板到处推销。无可否认，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有其历史的进步性，有不少值得后来人借鉴之处。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再赘述（可参见凌胜银，2005）。但是，推销西方民主模式的势头竟然发展到这样一种既可悲又可笑的地步：一个号称民主旗手的大国，既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未得到有关国家人民的授权，但凭着相差悬殊的武力，以莫须有的借口，强行发动战争，将民主强加于该国人民的头上。或许有人会说，美国的入侵至少客观上帮助推进了该国的政治民主。但是，人们要问：一个外国，利用现代化武器强加的“民主”，究竟还有多少民主价值？难道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应该也是平等的吗？显然，用武器输入民主，这是对于神圣的民主理念的粗暴嘲弄、亵渎、和糟蹋──民主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负面社会内涵，膨胀到消解了程序民主原本包含的正面价值的必然结果，是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必然表现。上述凌文也提到：“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在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本系列论文就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所包含的体系性、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进行深入分析的一个尝试。
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达尔（Dahl, 1989）曾列出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拥护者与批评者之间所争论的一些关键理论问题，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该书所涉及的问题来看，西方民主的内在矛盾主要地可以归结为以下四大方面：
（一）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平等经济秩序与全民民
主平等这一政治理念之间的矛盾。这是西方主流民主理论刻意回避、也无法解决的一个历史性的根本社会矛盾。（已有发表在本网站的专文论述，见陆寿筠, 2006）。
（二）原子论式的个体本位的民主平等理念与社会上存在着多领域、
多层次上的多元群体这样一个实际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贯穿于近现代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原子论的社会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无法面对、也不能解决的一个矛盾。
（三）抽象的政治伦理层面上主观的平等理念，与具体制度设计中无
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人们在德行和智能上存在着差异这一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也是抽象划一的机械原子论的方法论所无法解决、因此在西方民主理论中被刻意回避的一个问题。
（四）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理论所依据的自利主义“理性”与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公民道德之间的矛盾（Bowles and Gintis 1986, PP.138,140）。这也是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不能正视的一个问题。
本系列论文从上述四个方面分为四篇文章一一分别细述。前已论述过第一方面。本文将接着论述第二方面。
正文：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二)：
“平等”的个人与不平等群体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光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还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一）：政治话语的抽象平等与经济权力的实际不平等》所说的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密不可分，就是一个大实际。同时，如何看待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总体关系，又是一个关键的实际问题。在这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观。这篇《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二)：平等的个人与不平等群体》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以多域、多层、多元的能动社会关系为本位的多维新社会观
在西方关于民主平等的抽象理念的观照下，社会被看作是好象无限放大的半边象棋盘那样的一个平面，上面的棋子不但形状、颜色相同，而且一般大小、高低和轻重，象征着所有互相独立的单个个人之间的一律平等。千万个“车、马、炮、卒”平等地决定、或通过他们平等地选出的“将、士、相”来决定棋盘怎么画、棋步怎么走。这是一种单个个人本位的、平面式的原子论社会观。说来也巧，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了一本美化“由西方國家推動的、對其自身有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著，其书名就是《世界是平的》(《環球企業家》，2006)，可见，那种原子论的、线性的、平面世界观、社会观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多么合拍。
但是如果暂时撇开那种抽象的政治理念，而实际地看一下社会，那么就会发现单个个人与他人、与社会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交往，大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群体组合的中介作用来进行的，个人之间直接交往的机率并不大。有时候看起来是单个的行为者（如某个企业管理人员、或某个商场营业员、或某个政府公务员等），实际上往往是某个群体（企业、商店、政府部门等）在某种意义上的代表。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始终与他人处在具有各种各样不同社会功能的关系之中。在每一个功能领域中,人们都结成关系或松或密、规模或大或小、数量或多或少的社会群体（简称“社群”）。如：
人文地缘领域：有的以血脉相传为主、地域相连为辅, 如家庭、族群（家族、民族、种族）；有的以维持共同地域內社会秩序的功能为主,但往往也与族群文化有关，如村落、街区、乡镇、县、省、国家，国家集团等。
经济领域：企业、企业集团，行业、工商行会，职业协会，福利工会，消费者协会等。
政治领域：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治性工会，政党，政治派别，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政治机构等。
意识形态和一般思想文化领域：各种主义团体，宗教信仰团体，学术、艺术、文化、教育团体、机构，各种兴趣团体等。
“社群”一词在英语中可以借用“community”这个字。但无论是社群主义者，或一般社会科学家，他们所说的 “community”大致是指如乡镇一类小地域性的社区，而把经济性、政治性、思想文化性等各种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的群体分别称为 “organization”,“association”,“group”等等。不过，若要达到对于社会关系比较完整的总体认识，以上各类社会群体，实际上也可以以广义的“community”一词统而称之。这种广义的“社会群体”有如下四大特点：（1）性质和形式的多样性，2）能动的关联性，（3）相对独立的主体性，和（4）存在和演化的历史性。
（1） 多样性：社群的多样性存在于多种不同的意义上：
1。多功能性：
有两层意思。一是存在着各种不同功能的群体，如上述；二是同一个群体可以同时兼具多种功能，如前现代的家庭，在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基本社会单位或社会细胞的功能；而现代国家则兼具保障社会安定、和承传民族文化的双重功能。
2。多层次性：
每一个功能领域的多个群体，因其在空间上具有包含和被包含、隶属和被隶属的关系，而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如一个小家庭与其所属的大家庭、宗族、民族、种族，它们分别处于多个不同层次。单个个人则处于所有群体的最低层次。
3。多元性：
在同一功能领域的同一空间层次上，可以同时互相并列地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群体，如同一地域内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思想流派、不同经济体等等。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如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政党、一个教会，一个任何性质的派别、分支，就是一元，如同每一个个人也是一元一样。
（2） 关联性：
表现为形式上的关联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内在关联性又表现为互相渗透性和能动的互动性。
1．形式关联性：
不同领域或层次的群体可能互相套叠，或互相交叉。如全人类范围内的各类族群、各族群内部的千万家庭，还有其它各种从上到下包含着多层分支小组织的大联合体，如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或政治或思想文化团体在地方各级的多层分支组织，它们既与所属的各级上层组织和属下的各级分支组织互相套叠；又同时作为不同地域社会共同体的一个团体成员，而成为横向的地域共同体与竖向的全国性组织互相交叉的交叉点。同样，每个个人也可同时作为不同领域内或层次上多种群体的成员，这些群体自然也是互相重叠或交叉着的。因此，个人或小群体往往都是大群体之间的重叠点或交叉点。以上所说，还仅仅是社群之间的外在关联性。在这种外在关联性的背后，还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即相互渗透性和互动性。见下文。
2．相互渗透性：
社群与社群之间、社群与个体成员之间，更存在着各种内在的、不现于形相的相互渗透性。这种内在的相互渗透性同样也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于那些表面上并不重叠或交叉的群体/个体之间。无论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群体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它们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表现在个体与所属的群体、或小群体与所属的大群体之间，则可以说是：“一”中有“一切”、“一切”中有“一”。
关于这些命题，需要一篇哲学专论才能说清。这里只能简单说明如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即互相影响，将自己的影响在对方内部留下痕迹，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即互相渗透。如中国的太极图所示：“圆周之内黑白两条小鱼，头尾相拥相接、黑头中央有一白点、白头中央有一黑点”。这是东方千古大智慧的形象写照。
“一中有一切”，即所有个体或小群体成员（“一切”）在群体或大社会总体（“一”）中都留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应该不难理解。
“一切中有一”，即群体或大社会总体（“一”）在其所有个体或小群体成员（“一切”）内部留下自己的影响。这可以如下对中国人并不陌生的“全息现象”作类比：一只手掌、或一只脚掌、或一只耳壳等均可反映出整个人体的信息。或所谓小宇宙中有大宇宙。如果“一切”代表所有个体（个人或群体），“一切中有一”也就是所谓每个个体的社会性；或者说，任何个体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总之，“一切中有一、一中有一切” 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也就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群体或个人作为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渗透性也就是一切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种种人为概念分割的权宜性、相对性。基于上述相互渗透性，个体与群体也不必看成对立的两偶，因为个体本来也不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或所谓“基本粒子”，而往往是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意念、意向的组合体。如果不作如是观，那也是“铁板论”。因此，作为现代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个人本位的社会理论不但是“原子论”的，也是“铁板论”的。抛弃了“原子论”和“铁板论”，就可以将群体看作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了的社群；它们都是在不同规模和层次上交织成整个社会的主体成员。所以，所谓社会关系，除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但自由主义的原子论无视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被认为与之相对立的社群主义，从总体上说来（个别除外，见下文），也只停留在个人与地域性社区/社会的关系上，而不关注大社会中不同功能群体（如经济性群体与政治性群体）之间、多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因而都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说得太简单化了（见之于Daly 1994）。
3。能动的互动性：
上面所说的互相渗透，实际上是社会群体或个体作为行动主体之间能动地互动的结果，或者说这种相互渗透实际上永远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永远是一种能动的互动。机械原子论的社会理论并不排斥或否定互动，但往往是像两个球体相撞那样外在的作用－反作用，或像条件反射那样机械的刺激－反应，而不是基于人们对事物、情境、“自我”的某种共同的主观认定，即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alism）社会学派所说的，通过语言等符号表达出来的某种“共通意会”（shared understanding）而能动地作出的、被布鲁默（Blumer）称之为“fitting together”的、内在的相互适配（Reynolds & Herman-Kinney 2003，P. 108）。
之所以说是“能动地”、“内在的”，那是因为，这种对外在人事环境的自我调适，实际上先是通过内在的某种特洛伊木马式的“渗透”因素（如共和党内较接近“民主党”观点的派别，或“经济人”心中尚存的对他人的同情心），对外在“呼声”（如民主党内较接近“共和党”立场的观点，或社会舆论对于“正义”的诉求）的主动的、有意识的“呼应”，再通过内在的矛盾因素（如同一个党内的不同意见，或同一个人心中的不同意向）之间的磨合而实现的。正如互动论的社群主义者Norma Haan 所说：“互动是日常道德意识不变的突出特点，它可以在两个人的意识中，或一个面临着多种可能选择的单个人的心中，或在人们与社会体（society）之间，或在一个以上的社会体之间，被关注、被感受、被实行。”（Daly 1994， P.271。）
总之，数不清的“互动”关系时时刻刻、或先后或同时地发生在多层次、多领域、多元的社会主体（包括群体和个体）之间、以及各个主体内部，交织成一张在无数范围内、无数方向上流动不息的多维动态网络。
（3） 主体性：
所有上面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群体，如同每一个个人一样，各各有其互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性质、和利益，均应如实地被看作是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主体性的大社会成员。不同之处只在于，每个个人是个体成员，社群则是团体成员。而相同之处则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虽然它们可能互相关联、渗透，各各均仍然有其不可互相取代的主体性。美国继米德之后最重要的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家布鲁默把具有这种主体性的群体和个人称为“行动单位”(acting units)(Reynolds & Herman-Kinney 2003，P. 301-302)。无论是无视社群主体性的原子论自由主义观点，还是否定个人主体性的集体主义观点（包括某些流派的社群主义，如麦金泰尔提倡对所在社会传统“美德”的无条件追崇，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社群主义者），都是不符合社会的本来面貌的，基于这两种极端误见的任何思想理论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严重病态和危机。
对于个体人的主体性，人们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于群体的主体性，如何理解？此种主体性的基础又是什么？是该群体所有成员的某种“共同性”吗？或者是某种“共同利益”吗？实际上，在任何群体的（个体或更小群体）成员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共同性”或“共同利益”，有的只是或多或少地不相同的个性或特殊利益的部分重叠。但这种重叠的部分又是与各自不相重叠的部分不可分割的；一旦分割了，那么重叠与不重叠的局面又将改变。所以即使是重叠的部分，也只是相对的重叠，而不是绝对的重叠。而所谓的“共性”或“共同利益”，则只是对这些既不相同又部分重叠的个性或特殊利益之间互动互适状态的一种权宜概括，虽然这种互动互适状态只是一种随时变化着的即时状态。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共同性”、“共同利益”，只存在具体的“互动互适”。所以，所谓“主体性”也不是一种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绝对存在，而是像变形虫那样随着时地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相对存在。但相对于某个特定时空环境，相对于与之有所区别的其它主体，这种主体性又确实是存在的，即使只存在一瞬间。正如一个个体人、或一个变形虫，无时不刻处于变化之中，但我们仍能认知其主体性一样。其实，个体人的主体性何尝不是该个体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本身内部各种异质性（生理、心理、物质、精神）因素互动互适的一种即时存在。
（4）历史性：在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各种社群在大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可以不同或发生变化的，甚至是有生有灭的。如前现代家庭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基本单位的功能在现代已让位给工商企业，而前现代自足自立的乡镇社区，作为家庭以上的基本社会组织早已瓦解成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盘“原子”散沙。但无论具体的社群样式有多少变化，一个大社会是由无数的、功能各异的、互相交叉套叠的群体，连同千百万个人，在多层次上和层次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互动互适构成的多维动态网络，这样一个总特点是不变的。
所以，社会不是由无数互不关联的人形原子平铺而成的一张棋图，而是一个内外上下、前后左右、交叉套叠、错综复杂、多彩多姿、变幻多端的多维网络。这是一种多域多层多元全方位能动的多维主义动态社会观，有别于迄今为止所出现的较狭义的多元主义。从这样的多维全景式视角出发，就可以抛弃个人本位或集体本位的社会观，而代之以能动的关系本位，即以无限多样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群、社群与社群、领域与领域、层次与层次之间的能动关系为本位的社会观、政治观。这种观念既不同于个人本位的原子论，也不同于基于个人与社群的二元对立、或将个人完全消融于群体的那种铁板论式的社群主义。有了兼顾个人和群体各自主体性的、多域多层多元全方位的多维主义社会政治观，作为观察社会现象的整体参照框架，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矛盾问题就可以比较容易解释和解决了。
上述社会观作为完整的思想观点，虽然不见于近现代西方思想界，但在某些方面相近的观点在西方学术领域也时有出现。如一些社会学流派”把“organization”（组织）作为社会结构的单元(unit)来研究（Knottnerus, etc., 1994，P.12）。前面提到过的符号互动论学派大师布鲁默就指出，社会的组织和变化是多种“行动单位”（acting units）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与“行动单位”无关的什么“力量”所造成。布鲁默所说的“行动单位”除了个体的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组织”（organizations）、“恐怖主义团体”、“政党”等等。（Reynolds，etc., 2003, P. 301）。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也指出：“。。。所有这些各别组织，和所有各别个人一样，他们的所有活动之协调是由那些趋向于一种自发秩序的力量来实现的。家庭、农庄、工厂、公司、法团（the corporation）、各种协会（associations）、所有公共机构，包括政府，就是这样的组织，它们被进一步统合成为一种更包罗万象的自发秩序。”（Hechter, etc., 2003, P. 231.）还有的学者将社会学研究中展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的社会关系结构分成从最底层的基本“社会关系”（如交换关系、权力依附关系）、经由“社会网络”、“组织内部关系”、“组织间关系”、“社会分层”、直到“世界体系”的若干结构层次（Knottnerus, etc., P. 4-5）。有一种称为 “多层结构研究”（multivariate structure research）的研究方法则将社会的经济结构看成是由从“岗位”经由“公司”、“行业”、“领域”（sector）到“民族国家”等若干层次所组成的立体结构（同上, P. 202），只是这个结构并不反映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如政治关系等。至于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研究，多元主义、社群主义也时有在某些方面近似的观点出现。
至于个体人如何构成“组织”，所有的个人和组织“单位”、所有的层次又如何组成社会，符号互动论开辟了一条很有潜力的研究路径。虽然没有人将哈耶克归入符号互动论者，但他认为自发秩序是以不同个人的不同“意向和预期的相互适配”（matching）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出来的。（Hechter, etc., 2003, P. 222。）这种说法显然包含着“互动”之意。布鲁默就说得更加明白：“共同行动”（joint action）并不是由不同个人行为的“共同性”(commonality)造成的，而是通过不同个人不同行为的“互相适配”(a fitting together)实现的。(Reynolds，etc., 2003, P. 108。) 这种对于社会群体的抽象的“共同性”的否定，乃是符号互动论对于社会学研究富有深远意义的一项伟大创见，其深远的意义还远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主流思潮，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无论是原子论还是铁板论，还是其它什么主义、什么论，关于社会群体抽象“共同性” 的神话乃是它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不过，有意识地以“互动互适”观点对于“行动单位”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基本上仍限于小群体内个人之间的微观层次上。至于被誉为西方哲学思想一大突破的所谓“主体间性”概念，也基本限于对个体人之间关系的概括。如果将主体间的“互动互适”性研究扩大延伸至群体性主体之间、扩大至宏观社会关系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之内、之间，那定会使各领域的社会科学理论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再一次获得空前丰硕的成果。
参考书目：
顾昕, 1998, 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刊载于刘军宁等编著《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页227以下。
《環球企業家》（报道），2006,“地球是圓的，世界是平的”, http://magazine.sina.com/gemag/000/2006-02-15/0035116.shtml
凌胜银，2005，“西方民主政治的宏观解读”，价值中国网站。
刘军宁等编，1998，《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
陆寿筠, 2005,《政治经济学新论（一－十）》，价值中国网站。
陆寿筠, 2006,
《试论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一）：政治话语的抽象平等与经济权力的实际不平等》（上、中、下）
http://sherwinlu.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17936
http://sherwinlu.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17936
http://sherwinlu.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18988
唐士其, 2002,《西方政治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Basic Bookx, New York.
Dahl, Robert,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obert, 1985，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UC Berkeley Press.
Daly，Markate，ed., 1994，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CA, US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Hechter, Michael & Christine Horn, 2003, Theories of social order: A reader, Ca. USA: Stanford Social Sciences.
Knottnerus, J. David &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1994,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Jai press, Greenwich, Connecticut.
Reynolds，Larry T. & Nancy J. Herman-Kinney, ed., 2003, Handbook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Walnut Creek, CA, USA: Altamira Press.
2007年4月24日补结束语：
本系列没能按计划继续下去。有关观点可参见近作《民主新论》系列：《共和新说（一）－（五）》，《层级递进式选举制（一）、（二）》，《兼利主义：民主应有之灵魂》，见本人网站。
【未经事先通知作者，不得擅自抄袭、转引本文特有的观点、文字。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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