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敏感的市场和一个敏感的社会，最大的困难不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让人听到这声音，最大的困难恰恰是能不能开口说话并且将话说好。能不能把话说得恰到好处，我以为这在当前实在是一件极难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做得面面俱到，也没有人总是能客观到将观点改造成骑墙风格，哪怕有，也未必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所以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扣上帽子拉出去示众。这个事实和教训虽然在三十多年前就曾有过，但正因为有过类似经验，受到伤害的人及其后代们很容易就犯下类似的毛病。
“走狗”这个词现在正在大流行，这个词的最基本含义本来并不刻薄，“斗鸡走狗”，无非是古代纨绔子弟们乐于钻营的一项玩乐，后来被人加以吸收改造，成了一类可以随时鉴定人性的标签式词汇。若干年前读刘少奇，知道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曾经也在饱受折磨的同时被国民们唾骂“走狗”往身上扔石头，推推搡搡；八年抗战，日本人的直接走狗就是汉奸和伪军，就是中国本土出产的人力。那时候走狗的意思就由原来的纯粹玩物变成了帮凶者，变成了摇尾乞怜自我谋害的非良民。而且这个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
于是，现在开始被人用到了我身上。我的同事某次见到我时对我说，她在网上看到有人唾骂我，在批判我，说我是开发商的走狗。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原因很简单，我说明年房价不可能跌，我说温州炒房团是受到更大投机者的谋害，我说专家学者的话不可信，因为他们的学术都泛商业化了。
我说了这样一些话，可能没有说得恰到好处，可能没做到完全骑墙两边讨好，因此有人骂我是走狗。骂我是开发商的狗。当我得知自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狗，而且是开发商们的走狗，莫名其妙地我竟有些发笑。我不明白我是怎么完成这个重大转变的。
我在中国一份有着明确批判立场与思辩审视精神的主流媒体里工作，时刻被良知和责任感包围着，一直保持着愤怒的态度,不敢有所懈怠。我们的同事为了调查定州暴乱事件，出生入死几多回；我们同事调查邢台的艾滋病真相，披露出来的事实让人震惊，可是仍然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的干扰，干扰不成就来个网络媒体大封锁。几天前去单位开会，在会议室里我还看到河北那边的农民兄弟们送来的亲手写着“中国的良心，人民的候舌”的一些大匾，我自思为此沾了不少的光，没想到居然在此前后我都是以走狗的角色在中国的良心里面充任好人的。我于是很困惑。我在想，我一直就没有和开发商们“相好”过，“私通”过，甚至哪怕买他们一点点的帐，我怎么就成了他们的走狗？
同事告诉我后，我到网上去翻了翻，发现我还算是幸运的，被骂的次数不是太多，我再看看别人，都有被骂过，只要他们的文章里有一点“客观”和不骑墙的，就一定被骂个狗血淋头。
但是唯独骂我的特别出格要命。他们说我是走狗，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污辱和黄色短评。我看到我在博客里面写的《谁谋害了温州炒房团》被相关网媒转过去后，有人就出来骂我，说我是中国记者里面的“大流氓”，专门拿开发商的红包，每每有开发商邀请我总是第一时间第一个到场，然后拿了人家的红包又屁事不干，连个关系稿都不发，不给人家任何交代。说我就像是个小姐，人家嫖客出了钱，我也收了人家的钱的，却拽着裤子死活不让人家上，不讲诚信和道德。因此很多开发商都怕了我，似乎我的口碑一向很差劲。
我想在这里明确一下，我自信还没有资格做流氓，尽管我想做，但是流氓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得起的。这年头做什么都要有个执业资格，做流氓也好，做开发商也好，都必须有准入门槛，更不用说是走狗之流了。至于说我总是第一个去拿开发商的红包并且像拒绝嫖客的小姐，我认为这话说得过于赞誉。
我想请问，这年头还有这样强势而贞洁的小姐吗？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样的小姐只能让人佩服，而不是大加挞伐吗？有哪个小姐收了嫖客的服务费还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为其服务的？因此，这种没有见过面并且在完全不了解我的前提下就给出的定性言辞恐怕更多时候只是一种瞎揣测。
说我是记者中的小姐的人一定有这样一个思维定式，就是中国的记者都是小姐，见了红包就眉开眼笑，就一定会宽衣解带任人摆布；就是中国的记者都是些财迷，眼里只有钱没有新闻，他们是为钱服务而不是为新闻服务的。因此，骂我是走狗也好，流氓也罢，都是因为大的气氛与环境使然。有如条件反射一般，一定认为我也是个小姐和走狗，不外此列。
可我不是小姐，我没有宽衣解带为开发商服务过。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相反，那种说我是小姐的推断让我乐了，这个假设如此幼稚而糊涂，一点也不高明。我不认为这是栽脏陷害，我觉得这个评论者很可爱，同时很笨。
我得承认，想着给我红包并且要我去赞扬的开发商有很多，很多活动和仪式都有邀请我去用键盘为他们添砖加瓦，但是我不干。我拒绝过潘石屹，我也拒绝过他的对手以及一些所谓的政府部门，一有活动，他们的推广部与公关公司就在我的门外窥视着，窥视不成也要硬塞几份邮件打几个电话进来。
九月份我拒绝了潘石屹，那当口他正在为他的“走出观望”大肆鼓吹，建外SOHO七期开盘这种机会自然成为他的炒作卖点，当时有一家公关公司打电话给我，我很糊涂，因为我并没有和他们有接触，也不知道他们缘何有我的联系方式。他们说邀请我去。我没有去。我说我给你介绍别的媒体吧，我们单位和我本人的原则是，不参加商业活动。
后来是潘的对手的一个项目搞活动，也邀请我了，那阵我正忙得头痛，需要好好休息。我把请贴给了别人，我当一回拉皮条的，让他们去了。
诸如此类的事件，我没法进行更多回忆。我可以明确，开发商们的确需要我这样一只走狗，也的确想把我变成他们的走狗，但是我没有下水，我不是容易被拉下水的人，哪怕我是个小姐，我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几块钱给买断夜权的。我不像某些专家和学者，我也不是一般的记者。因为我还算有点新闻追求和爱好。
现在有人把我称作开发商的走狗，我以为走狗这种东西自有人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就一直是真切存在着的，是任何制度与体制下的社会层面里均有的产物，不然这世道就不可能发展下去，就得完蛋。我也以为，记者成为开发商的走狗不一定就没有，不一定就违备发展规律。事实是，学者们都可以与开发商为伍，为之鼓呼；专家们都可以背弃公众与开发商与金钱私通，记者又怎么会是无血无肉的得道之人呢？
如此说来，我们的确应该反思，我们的舆论队伍建设与氛围是否正在给商人与商业以可趁之机，是否正在被他们同化，是否正在给人以误解。我们的记者，能不能不为了几个红包，就听开发商的话，写开发商的事，念开发商的经？不沦落成开发商们呼之即来有叫必到的使唤丫头？
如果不能，我以为这的确是中国力求公正的舆论体系的一大悲哀，因为商业的确正在操控着舆论，的确正在据有着话语权，的确让普通公众失势。舆论的社会公器属性必然发生异化，这是很可怕的。毛泽东当年和他的伙伴们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犹要牢牢控制住舆论，没有报纸就办报纸，没有电台就建电台，哪怕一张发行范围只有一个县或几百个人的小报，他们都要狠抓落实，将其作为舆论工具摆在第一位，为政权的产生鼓呼，可见舆论的重要性，而如果当其掌控在商业集团的手里，可以想见后果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房地产里面，七七八八的“论者”在不断吹歪风，一本私利的这种取向和毛病正越来越露出它的本面。不满就抱怨，就骂娘，就撒泼，就把别人当成走狗之流？因此我说房地产里多贱民，这是典型的一种“贱”的传统表现。就是因为这种贱，误我多少子民毁我多少栋梁？当年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于南半截胡同的宅第里被抓获，在押往菜市口后，一路上那些面目可憎的所谓“良民”们是怎么样纷纷向他扔石头唾吐沫的？法场周围那些“良民”们又是怎么样将烈士的廉价鲜血无偿地变成人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的？这种贱的劣根性在一百多年后仍然得不到矫正。利我者昌，逆我者臭，利我者我将之视若神明，逆我者我必将其万世唾骂，这是不是一种神经出了问题的征兆？这是不是一种贱？
我以为，民众特别是网上的那群动辄扔砖块的听众，是一帮没有向心力的，缺乏精神慰籍的人，是内心空虚而无聊者，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浮躁与缺少相互信任的状态，因此中国可以出现陈易事件，可以出现种种奇怪的欺诈与陷阱，可以出现那些莫名其妙的骂声与恶的倾向，乱棍之下出冤屈，出乱子，出奸猾，出无赖，出小人，出惨象。
从这一点来看，房价在涨，政府有责任，开发商有责任，媒体有责任，最终那些贱民们同样有重大责任。三十年前，这些人的祖先或者他本人的灵魂已经遭到一个意志强硬的人剥夺过，已经没有了自我，是一群有头无脑的疯子；三十年后，自我回归了，可那是一种恶的回归，是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自我回归，是一种再也没有所谓友谊、互助与信任的回归，这种回归，不过就是一种提心吊胆的神经类后遗症在反复折磨这帮人。听风就是雨，难免受人蛊惑，难免成为市场的纵火者和帮凶，难免助推市场的险势。而理性通常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和法则，甚至是暴力，理性往往可以迫使规则作出让步甚至修改。因此我呼吁理性，呼吁安静，呼吁公众以一种理性面目而非骂骂咧咧的姿态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博奕当中去。否则市场秩序不是坏在开发商手里，就是坏在一帮小老百姓手里，总之是一坏到底，大家都不得好过。
这就是我，一个“开发商的走狗”的反思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