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  言
此文所言“扶贫项目”，仅指“易地搬迁扶贫项目”中的一种类型。易地搬迁扶贫项目的对象是生存环境恶劣、用其它扶贫手段无可使之走上发展道路的贫困农户。项目将这些农户从恶劣环境搬迁出来，集中或分散安置在有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中。此文关注的是集中安置的项目类型，这种项目类型往往要在新环境征地建造移民新村，此文的“扶贫项目”仅指这种项目类型，不包含其它扶贫项目。
   这种扶贫项目的利益相关农民有三种。其一是迁出地之未迁农民，他们在文章中被称为“老村农民”；其二是从老村搬迁出来、被安置在移民新村的农民，被简称为“新村移民”；其三是新村附近的“邻村农民”。上述三者被合称为“三村农民”，其中新村农民是社会评价指标的重点关注对象。以上“村”字的基本内容是村民组或自然村。
在考察了10来个扶贫项目、调查了146个农户的基础上，我们研制了社会评价指标(草案)。
 调查资料显示，山区的许多农户生存在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些农户住宅建在悬崖峭壁上，有孩子和牲口摔下悬崖死亡的案例；这种居点有许多不通电，家电拥有水平很低，文化生活相当贫乏，信息十分闭塞；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从山下背一筐煤回家要四五个小时；枯水季节，下山取一挑水要四五个小时；孩子上学往返要几个小时；山地单产极低，食品严重不足；如此等等。简言之，在西部贫困山区，有众多恶劣居点若不搬迁，必难脱贫。因此，农村干部和这些居点的农民普遍拥护易地搬迁扶贫。我们确信易地搬迁扶贫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其战术手段必当改进。本项目研制的社会评价指标对其中几项重大战术手段(如“分权制衡”、“民众参与”、“征地补偿”等等)提出了改进意见即政策建议。
社会评价指标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新领域，我们又是初次进入，因而此文的设计思想、指标草案和指标解说都有待改善，为此而将之发表请教。
(2006年4月20日于贵阳)

1 指标设计

1.1社会评价的灵魂
现实生活无限丰富，社会评价的任何指标体系都无力给现实需求以完满响应。对此，社会评价指标设计的核心任务是从现实生活的众多需求中发现根本需求，而后以此根本需求为灵魂设计出便于操作的指标体系。当今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根本需求就是社会公正。
 一个没有社会公正、只奉行丛林规则的“人群”，其本质不属于文明人类，不论它有多少楼房、机械等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概言之，社会公正是社会安定、社会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社会效益的灵魂，也是社会评价的灵魂，社会评价指标设计的第一使命是在学术上确立和维护社会公正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扶贫项目社会评价指标关注的是活生生的具体事务，其中有大量琐事直接关系着广大农民。因此，对某种规则、某种行为、某种过程、某种关系等等是否公正的评价不仅要尊重国家意志和相关学理，而且要尊重深深植根于民众心灵中的公正意念。民众不给自己的公正意念提供论证，那些意念只是经验或感觉。民众对许多行为方式、利益关系等等是否公正的认定雷同，有如肌肤被烧的众人，其被烧是否舒服的感觉雷同一样没有分歧。那些未被误导干扰且雷同的民众认定就是社会公理，它是社会评价指标区分是否公正时必须尊重的准绳。

1.2社会公正的尊严
社会评价的指标设计之所以要确立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尊严，是因为它在社会实践中常受凌辱。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与伤害社会公正是不同的两种行为。当瘦弱小子偷取壮汉财物时，他伤害了壮汉的经济利益，伤害了壮汉，但他没有凌辱壮汉的尊严。同理，伤害社会公正者并不一定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 
社会公正易受伤害，往往强者会伤害社会公正，一些弱者也会伤害社会公正；坏人往往会伤害社会公正，好人的一些失误也会伤害社会公正。这些伤害者数量宏大，但其中只有少部份人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确立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尊严是社会评价指标设计的第一使命，为此，设计者必当了解其尊严凌辱者是什么人。
当社会公正面临公然挑衅无人维护而颜面扫地时，它的尊严蒙受凌辱，而施加凌辱者必是该情境中的强人。弱者虽可能伤害社会公正，但他们不会公然挑衅社会公正，更无可挑衅得逞而迫使社会公正颜面扫地，因而弱者无可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
并非所有强者都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位高权重的清官、武功超群的侠士、扶善抑恶的富豪等等强者往往是其活动领域的社会公正尊严的守护人。

1.3　社会公正的群体属性
强者之所以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原因之一是社会公正的群体属性。在绝大多数社会情境中，社会公正受到伤害的直接后果是该情境的弱势群体受到伤害，而后危及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强势群体的长远利益；在眼前直接利害关系中，社会公正的荣辱等于弱势群体权益的安危。社会公正妨碍强者侵占弱者权益的行动自由，有碍其眼前利益，因此，眼前利益会诱使强者中的一些近视眼以自己拥有的强大势力为后盾反抗社会公正、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而弱势群体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依靠社会公正的保护，他们是社会公正的恒定受益者和忠诚支持者。

1.4社会公正的学术期待
当社会公正受到伤害时，学术可为只是言论，社会公正对它的期待是言论公正。它无权也无能亲自包扎社会公正的伤口。此创伤的直接医治者是官方的相关部门，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民间猛士等等。
社会公正的学术期待之一在于某些社会公正被淹没在浓浓社会迷雾中蒙受着深重伤害而为大众所不察，若无学术拨开迷雾确立其尊严，社会公正的不幸难以改观。社会迷雾可能来自历史遗留、时代偏见、认识局限等等，但也可能是强势人群故意制造的。对此，社会评价指标设计的任务不是探究社会迷雾的来源，而是拨开迷雾确立社会公正的尊严。当学术在道义上确立它的尊严后，这种道义尊严的实践命运却取决于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行动。

1.5社会评价指标的功能
一套社会评价指标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见解、社会主张、社会思想。如果作者没有明确且系统的社会见解、社会主张、社会思想，必不胜任会评价指标设计。
一套社会评价指标如同一具疗伤的处方，当社会公正将会或者已经蒙受伤害时，预防实践或疗伤实践可能用它，也可能把它扔进垃圾桶。
一套社会评价指标的优劣水平主要在于它与社会公正的吻合水平，此吻合水平取决于指标设计者的学术水平、学术态度和研制过程的条件环境。
一套社会评价指标越是吻合社会公正的需求，越可能受到弱势群体的反对，它被实践采用的命运越是依赖弱势群体及其忠实代言人的支持，如果得不到这种支持，再好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也只是纸上谈兵。
当良好的社会评价指标被采用于测评实践时，测评操作者对社会公正的忠诚水平和弱势群体意见表达的通畅水平制约着测评结论的真实水平，当测评操作者不忠或弱者不敢说真话时，再好的社会评价指标也无益于甚至有损于社会公正。
将上述设计思想用于扶贫项目的社会评价指标设计，得出了如下指标(草案)。

1.6  社会评价指标（草案）
　　(1)　扶贫项目(制度构建、资源供给、立项评审、项目实施、项目监理、结项评审、后续监管等等)各权责的分权制衡水平
(2)　在扶贫项目的基层决策中，直接相关民众的知情水平和参与水平　
(3)　搬迁对象确定的合理水平
(4)  项目征地协商过程与宪法精神的吻合水平
(5)   项目征地补偿量与宪法精神的吻合水平
(6)  移民群体与县城居民户均生活用电支出的差距变化水平
(7) 移民群体与县城居民户均医疗支出的差距变化水平
(8)  移民群体与县城居民18岁以上在校人口%的差距变化水平
(9)  移民群体内部20%的最贫户与移民群体户均食肉量的差距变化水平
(10)  移民群体内部20%的最贫户与移民群体户均生活用电支出的差距变化水平
(11)  移民群体内部20%最贫户的户均生活用电支出的年度变化水平
(12)  移民新村的组织体制与移民需求的吻合水平
(13)  移民新村房屋水电路面等等设施保修规则的完善水平以及实际保修水平
(14)  移民财物安全(失盗)的变化水平
(15)  新村移民与邻村农民在山林、牧场、荒地、水源等等方面的权益规定合理水平
(16) 新村移民与邻村农民的亲和 (冲突)水平
(17) 邻村农民财物安全的变化水平
(18) 新村30-50岁壮男无妻者人数的变化水平
  (19)  新村18岁以上在校人口%的变化水平
(20)  新村17岁以下人口性别比的变化水平
 以上20个指标都指向社会公正，其中一些指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很简明，但一些指标如“生活用电量”、“壮男无妻”等等与社会公正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下几章将对此加以解说。
以上指标每个5分，共100分。它们是等级分值，但可将它们作为距离分值处理，如同将学生考试成绩的等级分值当成距离分值处理一样，以便求出总分。在评价结果的综合得分中，59分以下为不合格，60－73分为合格，74－87分为良好，88分以上为优秀。
上述20个指标各自的分值都是5分，没有差别，但它们各自的客观重要性却是有差别的。若要使它们各自的分值与其客观重要性相吻合，需有系统性的实测数据为依凭，而这种数据目前为空白。若将来有此数据，可用统计学手段将主观给分转换为客观的标准分。在此之前，这套指标只能对扶贫项目的公正水平做出粗略评价，如果想让主观给分尽可能接近其客观重要性，可用特尔菲法等等重新给分。
上述指标可用于项目全程的每个时段。在扶贫项目的制度构建阶段，这套指标规定了制度必当具备的品质；在项目申报论证阶段，它对项目设计、论证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要求也是对立项评审、项目实施、项目监理、结项评审的要求。总之，这套指标试图构建项目全程的社会公正运行机制， 使扶贫项目充分发挥出它本当具有的社会效益。

2  指标简说

2.1  分权制衡     
在前述20个指标中，1号指标关注的“扶贫项目各权责的分权制衡水平”具有头等重要性。其一，它从根本上制约着扶贫项目运作全程的公正水平；其二，它制约着扶贫项目社会评价结论的真实水平。当分权制衡水平极低而严重集权时，前述“测评操作者不忠、弱者不敢说真话”等等必定大量发生，测评结论文过饰非在所难免，使社会评价走向预期目标的反面--伤害社会公正。
在项目的各种评价中，社会评价最复杂、最困难，其学术发育水平又最低，因此，社会评价结论的真实性最是受制于项目的分权制衡水平。当然，分权制衡水平也强力制约其它评价。即便是学术发育最成熟且操作难度最小的施工质量评价也会受其制约。如果分权制衡水平太低严重集权，则众多房屋渗水、墙面起壳的移民新村也可能被评价合格、交给移民使用。最简单的施工评价尚且如此，最复杂的社会评价不难推知。因而社会评价指标必须特别关注扶贫项目的分权制衡水平。它的内容异常丰富，这里只粗略讨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分权制衡。
扶贫项目与其它许多项目的性质根本不同。企业行为的建设项目，其第一目是利润，而扶贫项目的第一目标是公正。它所针对的贫困，其本质是社会公正在以往几十年、几百年蒙受伤害留下的伤口，扶贫的本质是用全国人民的公共资源给这伤口疗伤。这种疗伤过程自身必须公正，否则，旧伤口的疗效尚未确定时，可能给社会公正留下了新创伤，使扶贫项目的某些方面走向社会公正的反面。
前述“疗伤过程自身必须公正”，指的是扶贫项目的运作过程必须处理好各相关方面的权益关系，其中最基本的是处理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分权制衡关系。由于扶贫项目的全过程无关国家机密，且其中的许多事权由民众掌握比之于政府集权更有利于实现扶贫项目的目标，因此，扶贫项目必当全程透明，并尽可能多地将具体事权交给民众，只有民众无可执掌的重大权力，才可由政府掌管。这些重大权力包括制度构建主持权、扶贫资源划拨权、违规行为管制权、相关纠纷仲裁权等等。
上述政府权力都必须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且政府必须给民众的监督提供信息和查询等等方便。除上述权力之外，扶贫项目的申报论证、立项评审、项目实施、项目监理、结项评审、社会评价等等事权都应当下放民间。
在项目实践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上述分权水平及其相互支持水平、相互约束水平产生出1号指标的实测得分：严重集权得1分；良好的分权制衡得5分；余类推。
2.2  民众参与
2号指标关注“直接相关民众的知情水平和参与水平”。它的“直接相关民众”就是《前言》界定的“三村农民”。当老村、新村、邻村农民与扶贫项目基层决策的某些方面直接相关时，他们必须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例如新村房屋建筑施工、道路建筑施工、引水工程施工、耕地开垦改造等等一般不要简单由政府直接委托给施工企业去承建，而要组织相关民众讨论决定。大凡农民自己胜任的工作，应当由农民自己承担。必须交给施工企业的，其材料采购、施工质量、财务帐目等等必须便于农民监督，其房屋验收必经屋主农户认可；水、电、路等等公共设施验收必经相关农民集体公决认可。
在这个指标的测评实践中，当询问直接相关民众“房屋每平方米造价多少元 ”、“某某材料单价多少元”、“如果你家房屋质量有毛病你找谁”等等问题农民一概不知且当他们在上述决策中没有参与权时，该扶贫项目在这个指标上得1分；反之，当直接相关者普遍知情且参与决策时，得5分；余类推。

2.3  生活用电
设计社会评价指标，其实就是研制社会量表，研制者理所当然关心量表的技术品质。而提升社会量表技术品质的手段之一是采用强能变量。一个强能变量可近似其它几十个、上百个变量综合起来的测评功能，生活用电就是这种强能变量。当生活供电已经普及且人们尚未富足而普遍处于勉强度日状态时，生活用电量是生活质量、经济状况等等的表征。在经济状况测评中，它与食品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妙。食品消费是首位消费，当它面临沉重压力时，会把压力转嫁到其它消费上，强迫其它消费给自己让路，因此，食品消费支出比例(恩格尔系数)越大，表示经济状况越差；而用电消费在低收入人群中是低位甚或是末位消费，别的许多消费都可压迫它，因此，当生活用电支出增长时，意味着其上各种消费压力减轻，经济状况改善，反之则表征各种消费压力增强，经济水平下降；当团城乡居民的户均生活用电支出的差距扩大时，意味着城乡分化加剧；反之为城乡整合水平上升。通俗地说，户均生活用电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简化指标。之所以用它而不用纯收入，在于它依据的原始数据—电费和户数--仅仅两个变量，不仅便于测量，而且测量误差风险极小；相比之下，若用纯收入指标，至少要测量几十个变量，其测量和计算成本相当于前者的几十倍，且它的几乎每个变量都是难测变量、测量误差风险都较大。
2.4  差距变化
6号至10号共5个指标用于测评相关群体几种差距在年度时间轴上的纵向变化水平。这些差距本质上是社会公正受创的伤口，差距的大小即伤口的大小随时间推移变化着。扶贫项目的使命之一是医治这些伤口，使之缩小、愈合。上述5个指标，就是用于测评扶贫项目的这种疗效。测评记分如下：差距缩小幅度：
≥3个百分点记5分；
＜3个百分点≥2个个百分点记4分
＜2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记3分
＜1个百分点≥0个百分点记2分
＜0个百分点(差距扩大)记1分
上述5个指标主要关注城乡差距。早在50多年前，建国之初就声言要消灭城乡差距，扶贫项目理当对此有所贡献。

2.5  性别比
社会评价往往高度关心妇女权益。各种妇女权益的最大者莫过于生命权，性别比正是妇女生命权的表征，它不仅是第一重大妇女权益，而且还有其它重要意义(请阅《壮男无妻解说》)。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性别比大于120甚至大于130，众多相关数据显示男女平等的社会公正严重受伤。
在单纯的自然力作用下，性别比不会大于106，若远远
大于107(国际公认警戒线)，必有社会干扰发生，且是社会偏见、社会歧视、违法行为支配社会干扰。这种干扰直接伤害妇女，进而伤害男子和社会。
表2  三村17岁以下人口性别比
老村 新村 邻村 合计
男孩数 39 38 41 118
女孩数 25 31 22 78
性别比 156 123 186 151
在我们考察的扶贫项目的相关群体中，性别比的失衡如
表2所示相当严重，理当成为扶贫项目重点医治的伤口之一。
此项疗效的测评记分如下。在性别比大于106且下降止于103的范围内，其年度下降幅度：
≥3个百分点记5分
＜3个百分点≥2个个百分点记4分
＜2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记3分
＜1个百分点≥0个百分点记2分
＜0个百分点(性别比增大)记1分











 

3  项目征地解说

3.1  评价准则
土地管理法对项目征地补偿等等有具体规定。用于评价项目征地的4号和5号指标之所以强调宪法而不强调土管法，理由如下：
其一，土管法的征地补偿规则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相抵触。
其二，土管法的征地补偿规则与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等现时国家意志不相容，它是剥夺农民养育工业和城市的过时精神的产物。
其三，土管法的征地补偿规则早已成为学术言论的众矢之的。笔者阅读过的几十篇相关文章一律对它持批判态度，未见一篇文章为它辩护。
其四，土管法征地补偿规则支配的操作实践是受害农民的眼中钉、肉中刺，民愤极大，这些操作实践长期以来一直在严重伤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公正。
因上4条理由，土管法的征地补偿规则不能成为扶贫项目征地操作是否公正的社会评价准则。在“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等现时国家意志旗帜下，任何项目(包括公益项目)征用农地都不当享有坑农特权，都必当实行公平交换，否则就是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概言之，评价扶贫项目的征地操作是否公正时，当以“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的现时国家意志为准则。

3.2  地权迷雾
除极少量农地之外，全国绝大部分农民集体土地依法属于生产队村民组所有，但许多官员、学者、农民对此不了解。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农民对农地所有权归属的正确认知率普遍很低，通常只十来个百分点。贫困山区比如贵州贫困农村的农地，约100%依法属于生产队村民组，但广大农民不知情，他们的学识水平、信息环境等等不如发达地区农民，其正确认识率更低。
2004～2005年，相关项目在贵州东部、中部、西部考察了31个村，就农地所有权归属询问了百来人，其中干部和农民大体各占一半。此百来人中，只一个村长回答正确。受访官员中有县国土部门干部、县农业部门干部、乡国土所所长、乡党委书记、乡长、乡人大主席等等，他们的正确回答率为零。在本项目的三村调查资料中，144人的农地权属观念如表3所示与上述情况相同。
农民是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大多数，而农地是他们的第一贵重财产。上述官员、学者、民众对大多数群众第一贵重财产权属如此普遍的误认，在国家诞生之后的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绝唱，此乃堂堂华夏文明的耻辱。它是一种异常严重的民族心理病态，是一种异常污浊的社会迷雾，它给农地运作中的种种欺农坑农行为提供了黑幕掩护，使社会公正严重受创而为国民所不察。政界和学界有责任扫除这种社会迷雾，否则无可在此确立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尊严。
表3   三村农民的农地权属观念
农地权属观念       三 村 农 民             合计
老村    新村    邻村     人数      %
国家的       35      31      37      103      71.53
村里的        8      10       7       25      17.36
自己的        1       3       2        6       4.17
小组的        1       1       0        2       1.39
其它          3       2       3        8       5.56
合计         48      47      49      144       100
3.3  征地协商
因为农地属于生产队村民组农民集体所有，使用权属于农户。因此，征用使用权时，当分别与各农户协商，农户的协商权只限于他们的承包剩余年期内。征用所有权时，当与对应于原生产队的村民组农民集体协商，对此，不与农民集体协商而只与组长或村长或支书或村委或村支委协商的合同理当无效，否则就是凌辱社会公正的尊严。
只征用所有权的测评记分如下：
地权正确认知者% 参与协商的农户%
≥70 ＜70≥60 ＜60≥50 ＜50≥40 ＜40
≥70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70≥60 4分 3分 2分 1分 1分
＜60≥50 3分 2分 1分 1分 1分
＜50≥40 2分 1分 1分 1分 1分
＜40 1分 1分 1分 1分 1分
只征用使用权的测评记分如下：
征地时该户对地权的认知 征地者是否与承包户协商
是 否
正确 5分 2分
错误 2分 1分
兼征两权的测评记分等于上述两种分值相加之和除以2。
3.4  征地补偿
对征地补偿量的评价按实际补偿量与本县乡或邻县乡以拍卖产生的二级土地市场价合理扣除加工成本后的净值比较结果记分，此“合理扣除”包含在2号指标的民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之内。这种补偿量评价只涉使用权，因为土地二级市场不卖所有权。没给出农地所有权征用补偿量的评价标准是本指标体系的重大残疾。实际补偿量与二级市场价净值的比较结果记分如下：
实际补偿量≥市价净值的90%，记5分 ；      
实际补偿量＜90%≥85% ，记4分；
实际补偿量＜85%≥70% ，记3分；
实际补偿量＜70%≥65% ，记2分；
实际补偿量＜65% ，记1分。

4   壮男无妻解说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婚姻模式中，壮年男子无妻者的人数多寡，是社区衰败风险大小的外显表象。青年男子无妻可能是择偶标准、姻缘机遇等等所至，而壮男无妻很可能是因为社区衰败、家境贫寒。当今中国农村的经济和婚姻已经不是原本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婚姻，但壮男无妻指标对贫困农村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等仍然具有测评功能。

4.1   婚姻行为的性差异
婚姻戏剧由男女二人主演，二者按婚姻剧本对男女角色行为的不同规定展开婚姻活动。
其一，剧本规定女入男家，而不是相反，这是婚姻行为的第一性差异。这个差异具有异常强大的社会功能且又普遍发生，除云南芦沽湖和上门女婿等等极少例外，上述剧本规定在当今全中国农村的婚姻制度中普遍存在着。                          
其二，上述女赴男家之第一性差异必然派生出男女不同的择偶标准：女方择偶高度关注男方家境和社区状况，男方择偶对女方家境和社区状况往往淡然。此为第二性差异。
其三，上述第一和第二两种性差异又常常导至同一社区或同一家庭内部男女婚姻成败和婚姻质量等等的巨大差异：已方家庭和社区的贫困对女子婚姻的妨碍力极弱甚或毫无妨碍，但对男子婚姻则具有异常强大破坏力，社区和家境不良可使许多男子不能成婚或低质成婚。此为第三性差异。
其四，在群体和社区层面上，男女婚姻成败的后果天差地别：在女入男家的前提下，群体和社区的兴衰就婚姻而言只取决于男子婚姻，假若一个家庭或一个社区应婚男子大量不能成婚，那么不论这个家庭或社区应婚 女子的婚嫁状况如何，这个社区或家庭都难免衰败。此为第四性差异。
上述婚姻行为的四种性差异是“壮男无妻”测评功能的根基。
      4.2   跨省远嫁 
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根据各社区的发展水平，可区分出高中低各等级社区。将社区等级用于观察贫困农村的女子婚姻时，由低位社区嫁往高位社区（上嫁）是她们婚姻行为的基本倾向。
她们的上嫁可粗略区分为近嫁与远嫁两大类，其中的远嫁对贫困农村的男子婚姻最具影响力。
据相关项目对滇、黔、川、桂贫困地区103个自然村的考察，1992年至1996年，共有327名女子跨省嫁往发达地区，在此时期，这103个自然村没有跨省娶入者。
跨省远嫁女子往往两三年内便带着夫君衣锦还乡来省亲，小姐妹们团聚时的信息传接具有异常强大的功能，它推动远嫁队伍的雪球越滚越大。
【实例一  被拐卖的美女
一辆轿车从雷山县城出发向县东北飞驰。车中的两名学者和该县曾任副县长的一位老干部海阔天空大声交谈着。他们的交谈信马由缰突然转到美女话题上。
一位学者说：“西江是全球第一大苗寨，原本多出美女，一直是优良子弟寻求佳偶的去处，但不知何故后来变了，不像过去那样美女多。”
另一位学者接口道：“一说到乡村美女，我就会想起一件奇事来。有一次我到猴埸考察，正逢赶集。一下车，便见一群美女倚靠在桥栏上，她们身着布依族服装，个个娇美异常。村姑我见过很多，但像她们那般美的此前从未见过，更何况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所以当时我以为她们是文艺团体的，便走过去与她们交谈。我才问得一句‘你们是州歌舞团的’，她们便笑着跑开了。她们跑出三五丈外与一位男青年交谈片刻后，那青年向我走来问：‘同志，你是来招演员的？’
我不答反问：‘你认识她们？’说时指了指那群美女，我数了一下有6个，她们正娇笑着看我俩交谈。
‘一个寨的，乍个不认识。有一个是我妹，唱歌跳舞样样出众。’
……
猴埸很穷，怎会出现成群美女呢？这个问题太深奥，我又是外行，只能猜想：很可能是她们寨上的水土、空气、食物等等的特殊优异组合使然，比如是千百种药草汁液和泥土中的元素渗入井水中的组合很奇特，花草叶果散发在空气中的物质微粒的组合有神效，等等，人以此水洗浴、饮用，又呼吸此等空气，便产生美容奇效，就像华佗将众多药物一罐煎熬产生医疗奇效一样。所不同者，大自然的美容配方比华佗的配方复杂千万倍，至今无人知晓。故而穷乡美女乃天造之物，非人力可产，实为天赐奇宝。”       
三人交谈着，不久便到了目的地。它是一个行政村，下辖10个组。此行主要考察第一组，该组104人全是苗族，青壮年多半在外打工，在外打工的24人占总人口的23%，已婚打工者往往夫妻双双比翼齐比。入座之后，众人欢天喜地交谈着又扯到美女话题上，说那女主人的妹妹很漂亮。
“嫁了没有？”一位学者问。
女主人喜容满面笑答：“被拐卖了。”
妹被拐卖还笑！她这一笑，那学者便知道里面大有文章，使她想起一位少妇跪求人贩子带她走的陈旧案例来：那少妇无米下锅，每闻儿女饥号便心如刀绞，终于离夫弃子跟随人贩子远逃。离家时，一双儿女扑爬追赶着哭喊“妈莫走”，她肝肠寸断泪如泉涌一步三回头。
那女主人20略余，长相端庄秀雅。其妹比她更漂亮，是大家公认的美人。在人贩子手中，被拐卖的妇女是商品，价格机制使他们挑选美貌女子为拐卖对象，女主人之妹也因此而落入人贩子魔掌。
女主人喜容满面笑着继续说：“被卖到广东，去年和男的一同回来认亲。长得白白胖胖的，那长相穿着打扮象个官太太，比过去更好看。男的会开拖拉机，长得也好，家里很富，不要我妹干重活。妈问她哪边好。她笑着说这边好。问她想不想回来，她又摇头不肯回来。”
这位女主人的婚姻也在上嫁之例，娘家与婆家中间隔着一个庞然大物--高矗入云的雷公山，婆家这边比娘家那边好许多，而且丈夫十分精干，若非她漂亮，岂有如此美妙的上嫁婚姻。但婆家这边其实也很穷，故而这边的女子也纷纷往上嫁。村干介绍说：近几年该村出嫁的女子，约有百分之三四十嫁往浙江、广东、江苏、湖北等地。某家6姐妹一个接一个全部嫁到浙江，第一个是被拐卖的，而后姐妹相帮。
以上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雷山县，滇、黔、川、桂、许多贫困村寨都有类似现象发生，在这些贫困村寨，小姐妹相聚时最诱人的话题是远嫁外省，一当远嫁女回娘家，姑娘们便众星捧月般聚在她周围，心中燃起远嫁的熊熊烈火，其中一些火种就是人贩子播下的。
人贩子，这个丑恶的人群罪恶累累，成千上万少女的美妙青春和终身幸福就毁在他们手中，食其肉，寝其皮也难解这些少女与其父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心中之恨。但历史总爱恶作剧，它常把祸福功罪揉合在一起。被拐卖的女子千差百异，命运各不相同。有位女子读过初中，曾被人贩子猎获过，而后又逃离人贩子的魔掌，她详细讲述了自已的被拐经历：
“我是自动就范的，那是一种冒险。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第一个被拐卖就是入虎穴，如果遇上大老虎会被吃掉，如果大老虎不在洞中，她一声大喊，洞外众姐妹就蜂拥而入抱虎子。人贩子要的是钱，谁出钱多他就卖给谁，但若被卖的姑娘拼死反抗，买卖也难成功，所以有的人贩子会挑选好的人物做买方，运气好的姑娘会遇到好男子。只要一个姑娘运气好，就会带出一大帮。听说人贩子来到寨上，我们几个朋友挤在一张床上一夜没合眼，商量来商量去，她们说我有文化，办法多，胆子大，要我入虎穴。大家凑了1百多块钱给我藏着，不给人贩子知道，对他说身无分文。下了汽车上火车，下了火车又上汽车，三天三夜后，5个姑娘与两个人贩子在一家客店住下来。人贩子说马上要见客，摧我们快点打整干净，几个姑娘都洗了澡。见个鬼的客，那两个畜生是要我们洗干净了他们好整。那天晚上有两个姑娘被他们整了，哭得死去活来。我身上备有一把刀，是在火车站悄悄买的，但人贩子不碰我。当夜我不敢睡着，瞌睡一来就咬手，咬了七八次。天快亮时，我悄悄逃走了。后来一位大姐对我说，他们不碰我是想拿我卖大钱，那些出大钱买漂亮姑娘的财大气粗，要先验货，后付款。像我这样的，验货下来若是真姑娘，人贩子要价不下5位数。”】
在人贩子拐卖的妇女中，如以上两位美女幸运者只是少数，大多数则身陷地地狱。
某少女被卖给发达地区农村两兄弟共辱，少女痛苦万分，求救无门便一次又一次冒死偷逃，两兄弟怕一个人守她不住，便终日不干活共同看守，家境由此变穷。共同看守她仍不停偷逃，两兄弟便将她的脚打断。
以上案例描述的是贫困村寨妇女被拐卖的远嫁。此外的远嫁方式还很多，这里选用被拐卖的远嫁案例而不选用其他远嫁案例，原因在于这种远嫁可以更真切地反映贫困村寨各种远嫁的共同本质。
人贩子为何只将贫困农村的少女拐卖到江、浙、沿海地区去而不把江浙等地少女拐卖到贫困村寨来，被拐卖妇女的这种单向流动决不是因为江浙农村姑娘聪明难骗西南农村姑娘呆傻易骗。那么原因何在呢？这原因是社区贫富大落差，它象电位差水位差一样，只要接通电路打开水闸，电或水就必定在位差驱动下流淌，其不同在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社区贫富大落差背景上，还有贫富阶层大分化，此二者就是贫困村寨各种远嫁妇女单向流动的根本动力。那位女主人谈到妹被拐卖时的笑与跪求人贩子带她逃的那位少妇的哭是两种根本相反的情绪，但这根本相反的两种情绪却有着共同的本质：家乡贫穷。    
    
4.3  男婚危机
在前述女赴男家的前提下，大量女子远途外嫁与性别比严重失调相结合，使贫困村寨的许多男子婚姻陷入重重危机。在前述103个村寨中，30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共167人。有的村寨仅两百来人，30岁以上的未婚男子便有五六个，有的一家两三兄弟尽皆婚姻危机者。贫困村寨中的婚姻危机者多数身体健康，头脑正常，勤劳纯朴，但其中一些在婚姻危机的重压下已经心理反常。   
【实例二  茅屋中的小溪
某男35岁，原本十分勤劳，但迟迟未能摆脱贫困，多次求婚失败之后，终于品性大变心态失常。村民介绍说：每见牲畜交配，他便目放精光，看得发呆。考察者冒雨进入他家时，只见他瞪着双眼，梦幻般倦屈在床上，茅屋顶的斜面上有锅盖般大一个破洞，雨水如瀑从破洞注入屋中，又从小半尺深的小溪流出屋外，小溪上的青苔说明那屋顶已经破漏许久了。他宁肯在屋中挖沟也不修补房顶，婚姻危机使他彻底颓废了。】
这个实例显示婚姻危机对个体人格的强力影响，除此之外，男子婚姻危机中还隐伏着多种风险。
【实例三   不爱姑娘的壮男子
一位受访农民说：“我们村有5个寨子，各寨 隔得远，别寨的情况不大清楚，我们寨30岁以上不得成家的有5个。”
“为什么不成家呢？”考察者问。
“他们不爱姑娘。见了姑娘绕开走；同男人打堆时，别人一谈起男女之事他们就走开。”
“他们5个全都这样？”
“有3个是这样。”
“这3个的身体有病？”
“身体好得很，壮得象骚牯。”
这种不爱姑娘的壮男子在滇、黔、桂共发现19人，其中一位曾经不爱姑娘的壮男子在考察者以诚相待和保密承诺等等鼓励下详细讲述了他的婚姻史：
“17岁那年，我初中还没读完，母亲得了重病，我只好回家。两年后母亲去世，临终前对父亲说，现在姑娘越来越少，要父亲赶快给我办婚事。但家贫如洗，谁肯嫁给我，父亲在世时，曾有三个姑娘来相亲，其中两个连门都不肯进就走了。不久父亲又得了病，猪和鸡都卖完了，又欠了一屁股帐，病还是没医好，死了。那年我26岁。从那以后我孤零零一个人，白天夜晚总是想姑娘，想得心发慌。找来找去总找不到，越找不到越想，一见姑娘就发作，有时不见姑娘也发作，有一次半夜发作醒来，全身直冒汗，用一桶水从头上淋下来也不管用，那东西不听话，只有女人才能治服它。有一次我去县城办事，在路上遇到个姑娘，它又发作起来，我见山路上前后无人，好几次想抱住她干，又想又不敢，我怕坐牢。我走在后面隔她丈把远。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下来，侧身立在路边，是让我先走。我从她面前走过时望了她一眼，天啦！象城里姑娘一样，脸皮又白又红，两个奶子高高挺起，我终于忍不住了，停在她面前看。她像见了鬼一样吓得直往后退，差点滚到路坎下去，我突然惊醒过来飞快跑开。从那以后我打定主意，宁肯饿死也不坐牢，再也不去找姑娘，见了姑娘就躲开，一辈子打光棍算了。我对别人说不爱姑娘，那是假的，其实想得很。
前年我31岁，有一天我带了几个苕作饷午上山薅包谷，薅了半天又累又饿，决定吃饷午，走出包谷地一看，挂在桐子树上的苕不见了。树下有个人背对着我正在吃，那背影象水保，我就问：‘你吃了几个？’回答说：‘吃了两个小的’。听到回答我吃了一惊，那不是水保的口音，是姑娘声音，她说完就站起来走了，那天我没看到她的脸。心想，这姑娘有良心，只偷吃两个小的，把大的留给我。第二天她又来了，听到我的脚步声，她便脱掉衣服辅在地上，又拿斗蓬盖住脸，上身一丝不挂睡在她的衣服上，然后又脱光裤子……我起身穿裤子，她也背朝我穿。我们好久也不说话，她我站着不动，我坐着吃苕，我吃完一个，把第二个分为两半说：‘再吃点。’说着把苕递过去。她反过手来接，吃了几口后问：‘你是E寨的？’我说：‘是。你呢？’她回答：‘我家在大后山。’从大后山到我的苞谷地要走一个多小时。我问：‘你跑这么远来做哪样？’她回答：‘我听人说E寨有个好人有文化，又勤快，但找不到婆娘，又说这土是他的，就来这里等他。’专门来等我，听了我好高兴，就问她：‘我穷得很，你肯嫁跟我？’她说：‘我丑得很。父母都死了，哥嫂要彩礼要得高，我太丑，没人要。’我喊她转过脸来给我看，她不肯，我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她又转过去，我一只手抱住她，另一只手把她的头搬起来看，天啦！真的丑老火，我的心凉了，松开手。她哭了，一边哭一边跑。我不忍心，追了上去，当天就带她回家，也没办喜酒，现在娃儿已经半岁了。”】
在此例中，一起刑事案件得免于发生主要归功于那壮男子的自我克制。可以推估与他类似的自我克制在其他婚姻危机壮男子中大量存在着。这种自我克制是社会秩序，道德尊严等等赖以存在的前提之一。
如前所述，在性比例严重失衡的前提下，远途外嫁队伍的雪球又越滚越大。这性别比和远嫁雪球二者的巨大共同制造出严重的男子婚姻危机。社会秩序、婚姻秩序、性道德秩序等等将因此而受到威胁，其中潜伏着多种恶性案件增多的风险。
不能成婚的壮男子中，有一些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故而“上有老下有小”等等迫使壮男子忍气吞声不敢弄险的力量对他们无效，与此同时又往往觉得人生乐趣少甚或无乐趣，这一切与商品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相混合，可孕育出许多社会风险。

4.4   壮男无妻的测评
壮男无妻是男婚危机的两种基本形态之一，另一种形态是低质成婚。由于婚质高低具有隐秘性难以测量，又且不便评述，因而对它只做抽象议论，不做操作处理。
壮男无妻是男婚危机的脱颖，当肉眼看到这外显而细小的脱颖时，理性之眼应当看到它隐秘而粗大的锥柄，这锥柄隐含着婚姻双方的恩爱、智商、品性、相貌、技能等等的匹配水平。这种匹配水平对于夫妻生活、 家庭经营、家政品质、子女教育等等有强力影响，进而对社区可持续发展有强力影响。简言之。在贫困农村无妻壮男极少数人的背后，隐伏着许多男子不得已而低质成婚的苦涩，隐伏着一些男子辛劳发家热情的贫乏，隐伏着一些男子混日子的惰性等等。与之相反，美满婚姻可激发出男子奋力拼搏的壮志豪情，可给社区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贫困农村的男婚危机主要是社区贫富大分化和阶层贫富大分化的产品。而这些大分化是社会公正受创的伤口。当扶贫项目对此伤口的疗效良好时，移民新村的男婚危机弱化，壮男无妻者人数不会增加。简言之，测量壮男无妻人数的变化，实为间接测量低质成婚和男婚危机及其蕴涵的社会不公变化水平。
由于移民新村的规模往往只几十户，壮男无妻者的人数很少(在我们调查的47户移民中，30～50岁壮男35人，其中无妻者2人，占5.71%)，只宜粗略测评，若壮男无妻者不增，即为合格。测评记分如下：
壮男无妻者减少，记5分；
壮男无妻者无增，记3分；
壮男无妻者增加，记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