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欠发达地区脱贫工作积极解放思想，发动群众，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大胆创新，大胆实践，多种形式并举，多种方法同行，探索出了一系列实用有效的脱贫方法。我们通过调查搜集、汇总分类，总结归纳出以下八种模式：

一、迁徙脱贫。 对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恢复困难，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贫困地区，则由政府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动员当地居民搬出原地，重新定居。条件成熟的乡、村实行“移村并户”的办法，搬迁费用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解决；条件暂不成熟的乡、村，由群众出面，“成千上万找对象”，投亲靠友，逐户迁移。政府则妥善解决群众迁移责任田的耕种和统筹款的提留及农业税的交纳等问题。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也促进了贫困地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这种流动的大体格局是山区——平原、城镇、大城市、沿海流动，这种流动的大体格局是山区——平原、城镇、大城市、沿海或国外。在不同地区，因环境的差异而选择了不同的迁徙方式。在内地，大多采取的是使贫困地区农民到新的土地上进行农耕，由政府出面组织分给土地，初期借给一定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以启动生产。1983—199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将居住在南部干旱的黄土丘陵区的贫困农民迁移至该区条件较好的北部平原，前后移民20多万人，至今已大多数脱贫。在南方贫困地区，则是将贫困农户由山区迁移到条件良好的地区充当劳动力，如广东省从清新民种地，少部分成为工业劳力。

二、科教脱贫。 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如1993年民族自治地区的林木蓄积量占全国的55.9%，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65.9%。而要变自然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所利用，则在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政府通过各项科技计划，大力推进科教扶贫，吸引城镇及发达地区乃至国外的技术、人才进入贫困地区，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改变贫困地区科技落后的局面；组织和激励教育和科技工作者深入贫困地区兴办教育，传授技术，培训人才，提高贫困地区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实行农科教“三位一体”，开教育之渠引科技之水，灌农业之田，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技术培训，采取“三倾斜”（向女性劳动倾斜、向基层干部倾斜、向新技术新产业倾斜）的办法，千方百计解决欠发达地区脱贫的科学技术障碍问题。1992年召开的全国贫困地区教育综合改革会议上提出，教育必须由单独追求升学转移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幸福文明服务上来，坚持“三教”（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并与农业科技教育相结合。全国各种组织机构也重视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全国青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培训青年并推广科学技术，国家科委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星火计划”，中国科学院向贫困地区先后委派千名科技副县长，许多乡镇也配备了科技副乡镇长。这种通过兴办教育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做法，使数以万计的农村实用技术人才脱颖而出，对贫困地区合理利用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三、政策扶贫。 在各项经济政策方法，对贫困地区实行较多的倾斜和优惠。如项目立项政策、资金供给政策、科技人员安排政策、生产要素流动政策、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等，大力支持贫困地区休养生息，增强生存、积累和发展能力。在人口政策方面，则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其摆脱“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坚持和强调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原则，推广了安徽省的贫困县金寨县“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 和四川省的贫困县旺苍县运用经济手段鼓励计划生育、控制人口高速增长的经验，从而有效地延缓了贫困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了贫困地区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物质资料产出量。

四、项目脱贫。 直接给钱不如帮助贫困地区搞项目开发，以开发求得贫困地区经济的跨越。近几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视，并采用了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的方法，加快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能源开发、邮电通讯等的建设步伐。如京九、南昆、宝中铁路，均有相当里程通过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工程，也位于鄂西与川东的贫困山区；世界有名的乌星三角区——神府煤田，也在全国特困地区。这些项目，都给贫困地区的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贫困地区脱贫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五、投资脱贫。 通过财政信贷渠道对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实行扶持，来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扩大物质资料产出。一是采取以工代赈方式，扶持贫困户脱贫。二是采取财政发展资金扶持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如甘肃省1980-1997年共安排财政扶贫资金30亿元，并与其他资金相配套，先后建成40多项骨干水利工程，建成人畜饮水1.4万处等，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三是采取信贷扶贫方式。例如，福建省的贫困县松溪县自1993年3月以来在6个乡（镇）26个村617户进行“五户联保小额信贷扶贫”，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把小康户与贫困户结成一个共同体，使绝大多数参加联保而取得小额扶贫贷款的贫困户，将资金运用于经济开发后能取得明显效果，摆脱了贫困。该县溪东乡50个联保小组利用小额扶贫贷款于1997年发展食用菌65万袋，种植烤烟2817亩，深翻复垦竹山1094亩。仅这些产业人均收入就达1500元以上，比上年增加700多元，当年就消除了绝对贫困。又如农业银行南宁分行运用扶持一点带动一片的专项贷款扶贫，突出重点，扶持资源开发潜力大、国徽面广、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支柱产业，带动一批产业，致富一方群众。通过对4家糖厂累计发放甘蔗专项贷款1890万元，支持龙州贫困县扩大甘蔗种植面积47万亩，每年可增加原料蔗17万吨，解决糖厂几年来“吃不饱”的问题，同时还使7万多农民得到益处，每年增收 3400多万元，人均增加500多元。四是采取处国贷款脱贫方式。例如，1991年以来亚洲银行在广西、贵州、云南共选12个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贫困县实施农村发展计划，累计提供贷款59.7万美元，并提供1亿美元贷款用于发展这些地区的农、林、牧及加工业和建设水力发电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人口基金会于1994年和1995年提供700万美元贷款，改善 300个贫困县的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状况。贵州省自1983年以来，从联合国和各发达国家及非政府组织获得贷款发展农林牧及教育等项目达50个。上述四个方面扶贫资金的投入，有效地缓解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上的资金不足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贫困面貌的改善。

六、协作脱贫。 通过实行优惠政策，激励发达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到贫困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创办企业，输送技术和信息，帮助推销产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从而有效地加快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脱贫步伐。

七、劳务脱贫 在贫困地区有些贫困乡村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资源贫乏，但劳动力众多，无所事事。为此，在各级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动员下，或在亲戚朋友的推荐、介绍下，成千上万的贫困人口到深圳、珠海、上海等沿海城市出卖劳力，打工淘金。经过数年的奋斗拼搏，节偷积累，已有不少人携钱回家乡创办实业，带动家乡一大批人走上脱贫之路。

八、医疗脱贫。 治贫先治愚，治愚先治病。改革开放20年来，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经常组织和动员医务工作者深入贫困地区和地方病多发区，为当地群众宣传保健知识，送医送药治病，使贫困地区农民的体质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能够以健康、强健的体魄投身于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