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说 :“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 ,专载朝政军事 ,而忽诸民生日用。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 ,然尚以传人为主 ,此篇 (《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 按此，我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但见在司马迁的笔下，“布衣匹夫之人” 在四百年间（《货殖列传》的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讫于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历时约四百载）走向历史的前台，上演一出创造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伟大时代的话剧。
在中国全部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充满希望的莫过于西汉前期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司马迁以商品生产为背景的致富学的诞生。构成西汉初年市场经济发达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除秦苛政、轻摇薄赋、注意农耕、允许经商、休兵偃武、安抚四夷、与匈奴和亲。当时社会情景我们从司马迁的笔下获知，举国上下，无论是天子，还是农、工、商、贾、畜长，或是军壮战士、间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以及弋射渔猎之徒，搏戏驰逐斗鸡走狗之辈，乃至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舞文弃墨之史，所有社会人等，无不如水之趋下，汲汲窥市井,营营逐“什二之利”，“以所多易所鲜”。市场经济启动，百货流通，天下物畅然周流，商业成为万家云集的“逐时争利”之地。史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许多郡国富民,利用手中的巨大资货逐利，转毂百数，狂热地扑向流通领域，成为巨富，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生产与流通还很难严格区分，有些富商大贾往往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有的甚至集大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于一身，所以“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商业支配产业”(见《资本论》第三卷413页、408页)，一些经营农业、畜牧业、工矿业、山泽开发业者，以其势力和财货成为郡县乡里程度不等的富人，也多得不可胜数。一部《货殖列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潮的史诗，一部全国吏民士庶熙来攘往求富的创业史。
西汉所发生的一切是如此之令人难忘，以至于直到如今的时代，人们还向往那个社会经济生活比较放任的“文景之治”，憧憬地谈论“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扼腕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惊叹并神秘地谈论司马迁天才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从提示人类的本能出发的，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已性。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基石之上。老子“至治之极”的理想社会为什么在神农之后就消失了，就因为它对人性的假定不符合真实的人性。司马迁说：《诗经》、《书经》上所述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都要极尽音乐美色的享受，口里要穷尽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享乐，而心中夸耀权势才干的光荣，这是享乐的欲望。其欲如水，无止休息。除此之外，司马迁深刻地揭示出人的性情在于求富，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种“不召自来，不求而自出”，合乎“自然之验”的普遍规律。司马迁认识到人类为满足耳、目、口、心的欲望而追求则富，己成为“渐民久矣”之“欲”即社会心里，所以主张“顺民所欲”，让社会各色人等“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达到能人办企业、干事业，百姓创家业的目标（“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司马迁提出自由竞争的货殖主张，引导人们逐利之性到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轨道上来。为了让后世人们通过自由竞争促进货殖活动，实现富国富家的愿望，他大力表彰春秋以来从事正常货殖活动致富的大货殖家，把这些人的事业与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者并举，把他们尊之为“贤人”，名之日“素封”，载之于史册，著望后人效仿他们那样去求富逐利。另外，司马迁还对求富者的社会贡献排名，希望无“爵邑奉禄”的农、工、商、虞之民从事货殖活动在自由竞争中劳动致富，反对“爵邑奉禄”的官僚地主和“豪强兼并”的恶霸地主，并作直接的批判，且对“奸富”也作了贬斥。
市场经济是平民创业的观念，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遵纪守法经营，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
首先是一些商人、工矿业者，除了齐太公望、管子(仲)、越王勾践、魏李克不计外，有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猜顿、郭纵、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周人师氏、关中的田蔷、田兰、栗氏、杜氏等，共16人;还有兼营商业者乌氏傈、刀间(刀，或作刁)等2人;另有高利贷者无盐氏1人，还有农业主、畜牧业主，乌氏倮、宣曲任氏、桥姚。
司马迁肯定平民创业对政治、伦理的积极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货殖列传》中有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善者因之”说，是司马迁以人性好利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反对桑弘羊的干涉主义政策的“自由经济思想”，是献给中国人的伟大观念。 “善者因之”，是说人没有不求富足的，政府应顺应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不能强加干涉，让其正常发展，促其经济繁荣，增多财富，是可以裕民的。由此联想到，梁启超读在读《货殖列传》后评价说:“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业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我国现在已回归了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已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而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西汉初年尊从黄老之术，“立俗施事”、“因循为用”、“无为”而治，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足。可惜，中国经济没有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与资本主义失之交臂，令人扼腕长叹。但是现在，按凯恩斯的推算，至少300年内，人类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2006年央视的“赢在中国”创业大赛，将奏响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交响乐，拉开又一幕创造市场经济兴旺活跃的伟大时代的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