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在长期必将导致通胀或升值压力，日本、香港等亚洲新兴经济的成长史也验证了这一规律。经济持续增长已20余年的中国需对此有所准备
我在4月20日的《外部观察》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人民币在短期不应大幅度升值，并列出了升值的利弊，可是在文章的结尾我却有一个预言：“有两件事，其中一件或两件在我这辈子一定会发生—————一个是中国的通胀，另一个是人民币升值。”当时我承诺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奥妙，可是，要讲清楚得出这个预言的逻辑，我必须先解释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见4月27日《外部观察》)及什么是“GDP购买力平价汇率”(见6月1日《外部观察》)。
解释了通胀与升值在中长期的替代关系，我们就可以理解升值或通胀都可以用来吸收由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而带来的价格水平上调的压力。解释了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的通胀率超出美国的通胀率才会影响购买力平价汇率。
首先，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在不断上升的。测量劳动生产率最简单、粗略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人均GDP。中国的人均GDP从1979年大约300美元升到了2005年的1690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大约7％。
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意味着平均工资的上涨，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工资涨了3倍(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数据测算)。
随着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也必然上涨，但产品售价可能涨，也可能不涨。如果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吸收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产品的价格可以不上升，甚至可以下降，这在技术进步迅速的制造业并不稀奇。因此，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往往有助于抑制由于劳动生产率及工资上升导致的通胀压力，有时技术进步甚至可能导致通缩压力。
可惜，快速的技术进步往往只发生在某一些行业，如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商品相关的行业。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技术进步一般并不明显，如理发、餐馆、房地产、教育等。可以说，中国的理发师、厨师、建筑工人及中小学教师的生产率水平并不比美国的差多少。
因此，当市场平均工资上涨时，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就必须随工资上涨而上升，而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来吸收成本上升。结果是，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导致全社会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房地产与教育行业，因涉及有限的土地及知识型人才，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更大、更快。而理发及餐馆行业，因主要涉及低技术劳工，由于中国庞大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较小，有时甚至不涨。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至今还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胀或升值压力，应归功于制造业快速的技术进步及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与技术进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关系不大的行业及产品，通胀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业、教育、医疗、能源及原材料。
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工资结构：农民工的最低工资过去二十多年基本维持在每月100美金不变，而其它技术或知识型人才的工资却迅速上升，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种道德上看似不合理的工资结构却是经济逻辑方面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旦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再存在，中国的最低工资将迅速上升，并带动全社会名义工资的上升，结果是持续的低通货膨胀阶段的来临。
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人民币“GDP购买力平价汇率”(2.6元／美元)远远低于当前市场汇率或“国际贸易商品购买力平价汇率”(两者都大约为8元／美元)的主要原因(见6月1日《外部观察》的分析)。
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缩小两者的差距，但是就长期趋势看，两者差距必然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缩小，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逻辑上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缩小“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差距：一个是中国的通胀率超过美国的通胀率，这可以让“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上升；另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这可以使人民币市场名义汇率下降。
如果将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固定在目前水平，并允许中国每年有5％的通胀，而假设美国每年有2％的通胀，则中美通胀率之差为3％，我们可以算出中国“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从2.6元／美元上升到8元／美元所需的时间是38年【2.6×(1＋3％)38＝8】！可见，如果中国有可能在四十年的时间内达到目前日本或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必须容忍平均每年超过美国3％的通胀率才能维持名义汇率大致不变。
实际上，在1950－1971年间，日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在360日元／美元不变，但由于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美国更快，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一直都超过美国的平均通胀率：1950－1960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为5.3％，而美国的平均通胀率为2.6％；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为5.5％，而美国的平均通胀率为3.4％。
但是，1973－1974年石油危机导致了日本的高通胀，这改变了日本政府对通胀的容忍态度。1979－1993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降至2.3％，而美国则达到4.7％。基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日元不得已从1971年的360日元／美元不断升值达到了近几年的100－120日元／美元。
港币与美元挂钩，但香港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及1990年代增长迅速，导致持续的通胀——从1980年到2000年，香港的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5倍，相当于平均每年5％的通胀率，超过美国通胀率大约3％。在1989－1995期间，香港的通胀率更接近10％。
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持续低通胀，日本、香港等新兴工业经济的工资及价格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接轨，它们的“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也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其市场汇率。之后，它们面临的挑战往往是由金融危机带来的通缩。
总之，汇率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及亚洲新兴经济成长的历史都显示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在长期必将导致通胀或升值压力这一基本的经济规律，政府及社会必须对此有相应的准备。当然，政府及社会可以选择通胀或升值，及通胀／升值的时间及幅度。
解释了通胀与升值在中长期的替代关系，我们就可以理解升值或通胀都可以用来吸收由于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而带来的价格水平上调的压力。解释了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的通胀率超出美国的通胀率才会影响购买力平价汇率。
首先，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在不断上升的。测量劳动生产率最简单、粗略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人均GDP。中国的人均GDP从1979年大约300美元升到了2005年的1690美元，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大约7％。
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意味着平均工资的上涨，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工资涨了3倍(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数据测算)。
随着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也必然上涨，但产品售价可能涨，也可能不涨。如果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吸收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产品的价格可以不上升，甚至可以下降，这在技术进步迅速的制造业并不稀奇。因此，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往往有助于抑制由于劳动生产率及工资上升导致的通胀压力，有时技术进步甚至可能导致通缩压力。
可惜，快速的技术进步往往只发生在某一些行业，如制造业，特别是与国际贸易商品相关的行业。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技术进步一般并不明显，如理发、餐馆、房地产、教育等。可以说，中国的理发师、厨师、建筑工人及中小学教师的生产率水平并不比美国的差多少。
因此，当市场平均工资上涨时，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就必须随工资上涨而上升，而无法通过技术进步来吸收成本上升。结果是，非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导致全社会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房地产与教育行业，因涉及有限的土地及知识型人才，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更大、更快。而理发及餐馆行业，因主要涉及低技术劳工，由于中国庞大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其价格上涨的幅度就较小，有时甚至不涨。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至今还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胀或升值压力，应归功于制造业快速的技术进步及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但是，与技术进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关系不大的行业及产品，通胀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业、教育、医疗、能源及原材料。
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了中国特殊的工资结构：农民工的最低工资过去二十多年基本维持在每月100美金不变，而其它技术或知识型人才的工资却迅速上升，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种道德上看似不合理的工资结构却是经济逻辑方面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旦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再存在，中国的最低工资将迅速上升，并带动全社会名义工资的上升，结果是持续的低通货膨胀阶段的来临。
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人民币“GDP购买力平价汇率”(2.6元／美元)远远低于当前市场汇率或“国际贸易商品购买力平价汇率”(两者都大约为8元／美元)的主要原因(见6月1日《外部观察》的分析)。
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缩小两者的差距，但是就长期趋势看，两者差距必然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缩小，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逻辑上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缩小“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差距：一个是中国的通胀率超过美国的通胀率，这可以让“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上升；另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这可以使人民币市场名义汇率下降。
如果将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固定在目前水平，并允许中国每年有5％的通胀，而假设美国每年有2％的通胀，则中美通胀率之差为3％，我们可以算出中国“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从2.6元／美元上升到8元／美元所需的时间是38年【2.6×(1＋3％)38＝8】！可见，如果中国有可能在四十年的时间内达到目前日本或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必须容忍平均每年超过美国3％的通胀率才能维持名义汇率大致不变。
实际上，在1950－1971年间，日元对美元汇率维持在360日元／美元不变，但由于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美国更快，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一直都超过美国的平均通胀率：1950－1960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为5.3％，而美国的平均通胀率为2.6％；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为5.5％，而美国的平均通胀率为3.4％。
但是，1973－1974年石油危机导致了日本的高通胀，这改变了日本政府对通胀的容忍态度。1979－1993年，日本的平均通胀率降至2.3％，而美国则达到4.7％。基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日元不得已从1971年的360日元／美元不断升值达到了近几年的100－120日元／美元。
港币与美元挂钩，但香港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及1990年代增长迅速，导致持续的通胀——从1980年到2000年，香港的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5倍，相当于平均每年5％的通胀率，超过美国通胀率大约3％。在1989－1995期间，香港的通胀率更接近10％。
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持续低通胀，日本、香港等新兴工业经济的工资及价格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接轨，它们的“GDP购买力平价汇率”也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其市场汇率。之后，它们面临的挑战往往是由金融危机带来的通缩。
总之，汇率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及亚洲新兴经济成长的历史都显示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在长期必将导致通胀或升值压力这一基本的经济规律，政府及社会必须对此有相应的准备。当然，政府及社会可以选择通胀或升值，及通胀／升值的时间及幅度。
肖耿 南方周末 外部观察 2006-06-08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