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本质是平等
民主是当今时代潮流。什么叫民主？有人说一人一票，选上谁，谁就当总统，搞大游行就是民主；也有人说民主是有条件的，按我们现在条件还不是谈民主的时候；有的干脆把民主比作分红，只有国家强大了，建设搞好了，才有民主。其实上面说的这些都是现象，不是本质。民主的本质是平等。
第一是起点平等。列宁说得好：“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国家与革命》）。可见民主的本质就是平等。即人们常说：“人人生而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欺侮人民的特权；有守法的义务，没有违法的特权。一个人的生存权、劳动权、享受权以及财产的私有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人身自由、个人爱好和尊严等都应该得尊重和保护。这是民主的起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通过革命摧毁了！其后，通过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专制思想也在逐步被铲除。人身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都得到了尊重、扶植和发扬，人脱离了依附关系，变成了自由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是反封建主义的产物，是历史的进步。从社会形态的发展看，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继续走商品经济之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自然延续、升华，而不是消灭。平等是民主的起点，是民主的本质。
第二是程序平等。我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大家生活在一起，必然要有一些公约、规则，用作群体生活的准则。在准则的决策过程中，不是“找多数人商量，听少数人决策”，而是人人有参与决策的平等，也有监督的平等。而且这种参与和监督都不是形式的。因为反映社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仅仅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由大多数人来监督、判断、认可，民主是广大人民的行使主人平等权利的最基本权利，也是监督官员依法行政、防止腐败的有力武器。程序平等是起点平等的延伸，是实现起点平等的手段，是人民自己的权利，不是政府外加的，不是政府的恩赐。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源于平等的治国理念。所以应该把发扬民主作为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人民的额外要求。
第三是结果平等。人们为了生活，都要劳动，有劳动当然有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收益，人民有权享受，这是人民的权利。人人有劳动的平等,享受教育的平等,还有按劳取酬的平等，享受改革成果的平等，还可以包括按同等税率纳税的平等，也包括我们常说的：同工同酬，政策共享。各种平等权利体现了结果平等中。
在三个平等中，起点平等是基础，程序平等是实现的手段，结果平等是归宿。中央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都贯穿着平等的精髓。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范围，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完全的、比较有吸引力的民主。民主的形式可以有选择，但民主的本质——平等，应该包含革命的起点和归宿之中，“平等”没有理由可以克扣。民主的好处，就是能限制政府的权力，能集思广益，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参与社会主义事业。但只有平等，这种限制才能起作用，才能集思广益，才能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
人们在论及民主时往往与自由连在一起。什么叫自由？词典的解释是：自己做主；不受限制与约束。其实自由表现为取得平等的状态，也是实现民主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让人民享有充裕的自由。保障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与自由，是党和政府不可推卸的义务。若有发生地方政府和部门欺压老百姓，不论事情大小，都是大事，都得认真处理，那有法院不受理之理？我们绝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民主如何、如何，来为自己民主制度不健全辩解。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唯物论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承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制度，一种理论观点，都是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引申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等价交换，二是自由竞争。商品在交换时只有特殊的自然差别，买卖双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血缘、门第、地域、民族、宗教等等之间的差别都被排除在交换关系之外；交换只能是自愿的、平等的、互惠互利的，交易双方没有贵贱之分。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的是价值规律，价格规律要求市场环境必须是公平的、自由的。等价交换要求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就必然要求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可见，要求享有真正的当家作主的民主与自由的原始动力是经济，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明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不可逆转的。从社会主义的宗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无法回避的。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区别的，它的主要区别在于监督理念的不同。在西方社会，讲求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主张大民主，重在异体监督。但政党之间易产生相互倾轧，恶性竞争；虽然监督有力，但要牵制到很大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内耗大，舞弊的也屡见不鲜。民主秩序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价值体系，一个成熟的人生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广泛的共识，形成正确的决策。如果我们盲目移植西方的做法，社会有可能处在不断动荡之中。特别像我国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经济发展又非常不平衡、人们对社会主义许多方面的认知又很不统一的国家，稳定才是第一需要。为了集中精力搞建设，我们不主张用政治运动的办法，也不主张用大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领导层问题。我们主张和谐监督，以内部监督为主，主张小民主。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政体设计上。我们政体的组织结构采取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分立的权力运作模式。政党起的是领导功能，政府起的是执政功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构、监督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各民主党派对话的平台，起的是参政、议政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把社会监督移到内部；分权制衡在内部，重在内部监督，并为此建立了一系列管理法则,建立了监督法,提倡有序监督、和谐监督。但都只是监督机制的转移，监督形式的改变，不能趁机把群众的平等权利也没收了。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管是农民阶级还是出身地主阶级或者别的什么阶级，一旦手中有了不受制约权力，就必然走向腐败，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规律，人称所谓“周期率”。1945年7月，黄炎培就这个问题向毛主席提出：中共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国家权力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还是处于无权状态。虽然现在的政体结构也有分权制衡关系，但是通过一元化体制，通过党政主要干部相互兼职，又通过人事制度的高度统一，分权制衡关系模糊了！人大监督原是人民监督的一条主要渠道，但是人大是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代表被政府控制，一般群众要见人大代表都难，更不说为一般群众说话了！报纸原是人民的喉舌，现在又被政府控制，没有政府允许，群众有意见也上不了报纸。法律原是保护人民权益的最有力的武器，经济一元化体制的“协调”，软化了！程序平等被悬空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削弱了，形成政府官员权力畸形膨胀。在中国，自古以来，有认为当官的就是高人一等，且有“刑不上大夫”之说，现在权力如此集中，当官的更加得意忘形了！侵权现象于是频频发生，有时连找个说理的地方都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则被破坏了！人们当然也无法得到“结果平等”。就拿土地转让来说，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土地转让后，农民得到的仅不足30%，其余让政府与中间商分掉了！由此可见，起点平等是前提，程序平等是手段，没有程序平等，结果就不会有平等。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一是平等意识的薄弱,有些官员可能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平等”这两个字;二是在于政治体制有缺陷，而体制缺陷在于指导思想的偏差。我们对大民主的危害常有切肤之痛，但对专权的认识总是到不了位。有道闻闻是臭，吃吃是香，下不了决心改革。
其实专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是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有2000年的封建历史,封建专制思想可说是根深蒂固.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功勋卓著,但是想不到会做出诸如:“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的决定权”这样的决定。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从一件事看，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个例，但若把许多现象连起来分析，就能发现其间的必然性。解放前我们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国，深深打上封建专制思想的烙印；解放后，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产品计划经济，又为封建专制思想提供了一个栖息地。后一时期，虽然经济转型了，生产方式转变了，但是时间很短，体制改革也没有跟上，思想教育的收获毕竟有限，所以对封建思想影响的估计不能过于乐观。为什么在历史上我们多次发生过滥用权力整人，制造了大量冤案，结冤于人，现在有些干部甚至某些组织敢于一次又一次巧立名目、明目张胆在老百姓头上敲诈勒索，都集中说明许多地方干部特权思想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也证明清除封建专制思想，学会平等待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教育干部学会以平等待人，这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也是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还要有体制、纪律、法规的支持，特别是要解决党员干部权力独大问题，要让人民有权、有渠道来监督干部，真正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做出了一系列决定，确认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强调书记与委员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委会中平等的一员；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的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但是就全国来说，政治体制没有大的改变，平等观念要在几千年古国树立起来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大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凑效的。要让我们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承认自己是人民中一员，去掉高人一等的思想，放下统治者的官架子，平等待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它有深远的思想根源和沉重的体制负担。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最难的、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是干部问题。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