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这番模棱两可、不太通顺的论断源自一位“科学泰斗”之口，此人就是苏联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8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9次列宁勋章的获得者、3次斯大林奖金的得主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在20世纪30－60年代，李森科俨然苏联科学界的教父，以他为首的“米丘林学派”控制了苏联的遗传科学，直到赫鲁晓夫垮台才烟消云散。

　　1918年，李森科生于乌克兰波格塔瓦州的卡尔洛夫卡村，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李森科最初的理想是做个园艺师，他先后读过两个园艺学校，192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乌克兰的甘查育种站工作。四年如一日，李森科似乎注定要过平静而淡泊的生活了，直到1929年的一天，命运突然出现转机。身为育种专家的他从父亲（一个农民）那里得到了一个偶然的发现－在雪里过冬的乌克兰冬小麦在春天播种后，会得到意外的好收成。

　　根据这个发现，李森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春化处理”，并报告了有关部门。当时，乌克兰的农业部门正因霜冻造成的冬作物减产而忧虑，李森科的发明成了天降的灵丹妙药。苏联农业部门决定在黑海沿岸的敖德萨植物育种研究所设立“春化”作用研究机构，李森科奉命主持这个项目。所谓“春化法”就是打破种子的休眠期，19世纪曾在欧洲广泛使用，核心是加速冬小麦的萌芽，经春化处理的冬小麦即使在春天播种，也可在霜降前成熟，从而提高小麦的产量。许多西方科学家指出，李森科的“春化法”就是早已被否定的获得性遗传学说的翻版，在美国，科学家通过培育小麦新品种提高了产量，多数欧洲国家也放弃了对“春化法”的研究。

　　李森科的“春化法”需要把春小麦的种子放在一定温度和湿度的工棚里泡几天，时常翻动，再将种子播在适当疏松的土地里，很显然，这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劳力。当时，多数农业专家对李森科的理论是颇存疑虑的，但是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组织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总路线正在全苏如火如荼的开展，科学界也提出了“反对向资本主义科学投降”、“为自然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整个苏联的生物学界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森科为代表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一派是以尼古拉·瓦维洛夫为代表的基因学说，这本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但由于基因学派在理论上与联共（布）中央正在批判的“德波林学说”有联系，因此被扣上了“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学派”的帽子，研究机构被解散，个别科学家甚至被流放。

　　1931年8月3日，苏联农业部要求时任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瓦维洛夫必须在四年内用温室育成不同地区所需要的谷物品种，并在三至四年内获得高产、均匀、不倒伏、抗寒、抗旱、抗病虫害、烘烤性能好的优良性状小麦品种，对于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瓦维洛夫严词拒绝，而李森科却信誓旦旦地承诺可在两年半之内完成。

　　从1931年开始，苏联著名育种专家康斯坦丁诺夫作了长达5年的调查，他在54个地点选取35个品种考察春化处理的效用，经过科学验证，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平均产量为每公顷960公斤，对照组为956公斤，仅4公斤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与春化法繁重的劳力投入相比，在经济上也是不划算的，这就从根本上对春化法提出了置疑。

　　然而1935年，苏联第二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斯大林亲自出席，李森科到会并作了发言，他危言耸听地指出在农业生产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同志们，不仅仅在你们的集体农庄生活中富农破坏分子，他们对科学来说同样危险、同样可恶，难道在春化战绩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无论在科学界内、科学界外，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在贡献了这番妙论之后，李森科还忘不了讽刺那些“白吃人民面包的科学家”，他说“集体农庄庄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比某些教授更大”！意料之中的是，“英明”的斯大林对这些胡言乱语却非常赞同，这位领袖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欢呼“说得好，李森科同志，说得好”！三个月后，李森科被钦点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经过他的努力，乌克兰南部盛产冬小麦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强令改种春小麦。

　　尽管如此，一大批恪守职业道德、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科学家，仍然勇敢地站出来对李森科的理论进行无情抨击，这自然引起了他的嫉恨。1935年，也就是李森科发迹的那一年，一个名叫普莱森的“哲学家”开始与李森科合作，此人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是《农业社会主义建设》杂志的主编，一位擅长恶骂的“哲学家”与一位颇具野心的“科学家”结合了，他们一起为李森科学说编造了哲学基础，对科学家大肆攻击迫害，甚至肉体消灭。

　　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年代里，李森科以阶级斗争为武器镇压和迫害遗传学家，一大批具有正义感的遗传学家成为“人民公敌”而深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享有国际声誉的瓦维洛夫也难逃毒手。由于对李森科伪科学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瓦维洛夫被诬为“反动分子”、“间谍”遭到逮捕，1941年7月9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夕，德军入侵苏联，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力争下，才改判为缓刑一年半。期间，瓦维洛夫不堪忍受非人折磨，1943年1月16日，以55岁之龄惨死于萨拉托监狱。

　　以政治手段排斥异己，李森科运用的非常纯熟，作为一个卑鄙小人、政治投机分子和为一己私欲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徒，他深通“拉大旗作虎皮”的道理，为了奠定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一手创立了所谓“米丘林－李森科学派”。

　　李森科的诞生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江山一片红的年代里，一些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总是对帝俄时期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怀有戒心，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培养所谓的“红色专家”，十月革命时只有19岁的李森科自然在政治上比旧知识分子更值得信赖。早在1866年，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已经拉开了现代遗传学的大幕，而摩尔根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遗传学的定律，他们认为生物的遗传性状是生殖细胞染色体中的基因决定的，而苏联科学界的“红色专家”反对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后天环境可以引起遗传性状变异，并自以为正确。

　　为了欺世盗名，窃取科学界的领导地位，李森科在所谓“遗传学理论”和“复合辩证法”的基础上编造了一套说法，完全否认了基因的存在，认为遗传是生物的一种普遍内在特性，不需要由染色体中的基因来决定，人类可以用改变环境的作法按预定方向改变生物的特性，李森科与他在哲学上的合伙人普莱森胡诌什么在有机体中和细胞中，没有什么特殊的遗传物质，遗传物质存在于一切细胞的活质中、点点滴滴都是遗传，在做出了这一颠倒黑白的论断后，李森科偏执地断言“遗传学是有害的胡说八道！”

　　1935年，当李森科最后取代瓦维洛夫成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长时，他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自己的谬论，在无耻地以米丘林的继承人自居之后，李森科宣称“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我国伟大的遗传学家米丘林的科学遗产，我们首先要求喝了那么多外国墨水的人这么做！对遗传学的了解越少越好，并且只需要了解最近将来的实际需要就够了”。

　　为了欺骗世人，李森科拿出了一个特殊的计算公式：播种前浸泡过的种子至少可以使每公顷增加100公斤收成，要是在全国1亿公顷土地上播种浸泡过的种子，将使小麦增加100亿公斤的收成，李森科还宣布，在同一品种间给小麦异花授粉能提高小麦的产量。于是，苏联政府号召了2000多个集体农庄的1万多名农民进行小麦异花授粉实验，当许多遗传学家对这一作法提出质疑并认为应该检查其效果时，李森科挑衅地说：“最好的检查是让此方法直接在田野里，在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上接受考验，只有在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从事试验工作的我们国家中，才可能有这样的新鲜事”，这一次，李森科又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

　　在李森科眼里，基因是类似于燃素的物质，他问道“这个基因是什么呢？谁见到过它，摸到过它，尝到过它？”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李森科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历史性实验。

　　1935年3月3日把集体庄员和路德生329两个品种的冬小麦种在寒冷房间的一个花盆里，直到4月末，温度经常不高于19－15℃，从5月开始不低于15℃。路德生329的两个植株都活到深秋，直到枯萎也没有长出麦穗。大约在8月中，两个集体农员中有一株被害虫咬断根而枯死了，9月9日从幸存的一株上收到几对种子，这棵植株的长穗时间拖得很长，一直持续到1936年1月，当它枯死时还有绿穗，把1935年9月9日收到的种子与原来的种子同时播种，两种幼苗在几代后都有明显差别，由此说明，冬小麦成了春小麦。

　　这种未经重复的单株试验竟然成了春化法的理论基础，李森科还恬不知耻地宣称“我们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用培养方法迫使每一代植物的本性定向地发生变异”。当时，马铃薯退化已经成了一项国际灾害，李森科又适时推出了所谓“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但这个理论漠视马铃薯的致病机理，只是着眼于种薯的储存，因此毫无实际意义。

　　为了与李森科的理论相呼应，普莱森也利用手中把持的刊物向遗传学家发难，发表了所谓的“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文，将遗传学家比喻成科学界的托洛茨基分子，鼓吹“当我们苏联科学公众已把斗争战绩扩大到生命和发展问题上反对开而上学时，当米丘林、李森科以及所有同他们一起前进的人们在重建生物科学的旗帜下，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时，黑暗势力就出来反对苏联生物学的这个特别有创造力的方向”。文章指责苏联遗传学家“仿照外国科学家们最近的反动论调跪着爬行，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是托洛茨基匪徒”。

　　苏联权威机关所控制的其他媒体也一窝蜂似的猛泼脏水，声称“资产阶级理论和伪科学倾向同外国植物一起混入了苏联的研究所”，“托洛茨基分子的国际法西斯主义代理人在寻找渗入我国科学的入口”，“布哈林同形形色色的基因骑士科学家们在一起战斗”，甚至苏联权威机关的领导人也公开指责遗传学家是“戈培尔宣传部的女仆”。

　　1938年，李森科荣升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院长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指使亲信欣登科搜罗以瓦维洛夫为代表的遗传学家的罪状。尽管在学术上一无所长，但善于钻营、见风使舵而又熟知政治动向的李森科仍然踩着苏联遗传科学的废墟扶遥直上。

　　二战后，苏联经济百废待兴，农业首当其冲，李森科趁机在自己科学事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抛出了他的头号发明“橡胶草的丛播法”。在蔑视生物种内斗争规律的李森科看来，自然界中生物每个个体的生活都完全服从于自己物种的利益，在自然界中，任何植物或动物仅仅具有由自然选择所造成的一个目的－繁殖与其相同的后代。根据这一推论，李森科认为在一个小穴里放一百到二百粒橡胶草籽，每丛橡胶草在战胜杂草后都会茂密生长。这个耸人听闻的理论在还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又被李森科推广到森林繁育中，天才的发明家李森科认为植物种子具有共产党员的胸怀，比如三十粒橡树籽种在一个穴里，其他二十粒会在毫无争夺的情况下安然死去，像士兵一样与杂草作斗争，为剩下的一个幸运儿茁壮成长为橡树作出牺牲。

　　在苏联科学界，李森科早已名声扫地，有些领导人也对他产生了疑问，然而老练的李森科毕竟是宦海浮沉的高手，处变不惊，而且利用当时苏联正在开展的俄罗斯第一运动，巧妙地发动了反击。自1935年以来，全苏农业科学院一直没有改选院士，首任的51位院士在12年中逐渐递减，只剩下17人，在先期进行的补选中，李森科的亲信一直落选，特别是他的合作伙伴普莱森的资格一直遭到否决，拖延对李森科不利，于是他使出了铩手锏，自己圈定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送交最高领导人审阅，1948年7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这个名单，任命了35名新院士。在随后召开的全院大会上，李森科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会议变成了对遗传科学的大讨伐，在政府的支持下，李森科再次大获全胜。

　　根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的决议，所有关于细胞遗传学的实验室全部取消，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必须表明他们对遗传科学的态度，在遗传科学奠基人格里戈·孟德尔的出生地－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纪念碑被推倒，苏联教育部宣布在全国大学迅速消灭摩尔根主义及其一切媒介物，所有这些倒行逆施在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西方国家，某些原来是共产党员或者曾经同情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改变以政治态度，苏联科学院在国外的名誉院士和通讯院士几乎全部辞职。

　　一时间，李森科成了全苏联崇拜的对象，心血来潮的李森科又向农业化学伸手，提出把腐殖质或粪便同无机材料在一只转桶里混合，制造特殊的有机－无机颗粒，然而试验的结果很糟糕，施用这种肥料的作物长势极差，李森科于是又提出在施肥前应把磷酸盐同石灰混合，甚至提出使用粪土混合肥，而且泥土的比例要超过80%，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泥土的比例如此之高，必然使肥效下降，这样的化肥已经与泥土没什么区别了。

　　李森科的洋相终于拆穿了科学家的假面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质疑这位所谓的权威，苏哈乔夫主编的《植物学杂志》率先发起了攻击，高压失去了威力，1955年，300多位苏联科学家联名发出请愿书，要求免去李森科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掌握了最高权力，这位从乌克兰起家的领导人向来就以农业专家自居，因此急于在农业方面创造成就，因此与危难中的李森科一拍即合。1958年12月，李森科在中央全会上控告对他的批评是西方的阴谋，诡称“在全世界，在科学杂志上，而且不时在报纸上，围绕米丘林生物学展开的这次所谓讨论中，对唯物主义生物学和我个人，编造了大量的胡说八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把米丘林生物学叫做李森科主义，我在生物学和农业实践中的全部工作被宣布为欺骗和虚假的”。

　　赫鲁晓夫接受了李森科的控诉，动用行政权力对学术问题进行了干预，《植物学杂志》被迫改组了编辑部，关于遗传学的论战停止了，在农业和教育战线，李森科主义卷土重来，对他的批评文章在出版物上已经难得一见。1962年7月11日，赫鲁晓夫造访了李森科在高尔克村的实验农场，赞扬“米丘林物生学的成就是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坚持斗争的结果，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和党的财富，这些实际成就有助于创造出丰富的农产品，有助于解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1963年列宁奖金的评定中，李森科作为生物学的唯一代表，居然落选，赫鲁晓夫再次出面，命令评审委员会复议，支持了李森科已经动摇的地位。

　　在1964年苏联科学院院士改选中，赫鲁晓夫为巩固李森科的地位，提议增加生物学院士的名额，然而李森科的亲信努日金却遭到反对，尽管政府部门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尽管李森科的小团体极尽蛊惑之能事，但是在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绝大多数科学家仍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投票结果是，126票反对，22票造成，努日金落选。

　　1964年，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完全破产，他在对外政策上的轻率冒进也使苏联处境孤立，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高层开始酝酿倒赫。在他们的授意下，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对李森科的试验农场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农场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许多资料是伪造的，试验大多是无法重复的，以李森科吹嘘的泽西种奶牛来说，尽管牛奶的平均含脂率增长了4.87%，但由于牛奶的总产量下降，一年内每头牛的牛奶含脂量却下降了13.7公斤，牛奶蛋白质产量下降41公斤，农场牛奶总产量的增加是靠增加牛的数量来实现的。

　　10月13日，流放中的苏联遗传学家拉波波特接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某位高级领导的紧急指示，要求他在24小时内撰写一篇介绍遗传科学成就的文章，发表在《农村生活报》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之滨度假，然而，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风向已经变了。

　　主席团联席会议驳回了李森科的申辩，他的农场被关闭，被迫申请辞职，虽然他仍然保留了三个院士的头衔，但从此淡出政治舞台，1976年，他毫无生息的死去。

　　李森科主义的兴衰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与其说李森科和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他们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运用政治手段，排斥异己，完全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畴，已经粗暴地践踏了人类的尊严和科学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