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和德鲁克学管理》
作者：张从忠
第一章：将马克思主义放在中国稻田里
“农村包围城市”方针与管理上的“目标和使命”其实都在解答组织机构的发展方向问题。一个机构是为
了某种特殊目的和使命以及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而存在。一个工商企业就是为了经济上的成就而存在。在
工商企业中，经济上的成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和目的。所以工商企业管理当局的每一项行动、每一项决策、
每一项考虑，都必须把经济上的成就放在首位。（党派、医院、教会、大学或军队，经济因素只是一项约
束条件）
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创建者——从英格兰银行的创建者到当代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托马斯·
沃森(Thomas Watson)——都有着一个能说明其行动和决定的有关企业的明确想法，实际上是明确的理论
。那些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不仅积聚了大量财富而且建立了一个在他身后还能继续长期存在的成长文化，
其特点不是单凭直觉而是有明确的、简单的、深刻的企业理论。
一个商贩并不需要向别人分析他的想法和解释他的企业理论，他一个人既是思考者、分析者，又是执行
者。可是，工商企业需要深入思考和清楚地说明企业的理论。它要求明确地说明企业的宗旨和企业的使命
。它要求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
工商企业不同于一个商贩，它需要超越于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生命界限的持续性。它不能像旧时的商人和
冒险家那样，一个时期只从事一笔买卖，而在从事另一笔买卖以前把前一笔买卖完全清理掉。它必须把资
源投入到一个无限长期的未来；所以必须对过去和未来承担义务，这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已经建立起来的
组织，确定的政策，投资，设备，产品，市场，而最重要的是人。如果不以一种企业理论为依据，就不能
合理地承担这些责任。它就必然会使各种资源分散。而且，如果不把结果同企业理论所产生的期望相比较
，就没有办法确定是否需要进行某项变革。
只有明确地规定了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才可能树立明确而现实的企业目标。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是确定优先
顺序、战略、计划、工作安排的基础。它是设计管理职位特别是设计管理结构的出发点。战略决定结构。
战略决定某一企业中的关键性活动是什么。而且战略要求了解“我们的企业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
显然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方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准确定义，它与企业的目标和使命是有所不
同的。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在不同的组织里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使命决定远景，远景决定结构。管理
沃尔玛(Wal-Mart)和管理罗马天主教堂当然有所不同，其差异在于，各组织所使用的名词（语言）有所不
同。其他的差异主要是在应用上而不是在原则上。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要面对决策，要做人事决策，而
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所有组织的管理者都面对沟通问题，管理者要花大量的时间与上司和下属进行沟
通。在所有组织中，90%左右的问题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有10%。只有这10%需要适应这个组织特定的使命
、特定的文化和特定语言。任何党派、军队、大学与企业一样都必须解决做什么？如何做？为谁做？的基
本问题。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也必须思考革命应该为了谁？革命的支持者是谁？共产党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而这与经济组织的使命和目标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一、“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冲农民毛顺生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
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一九0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的"闲书"和"杂书"是《水浒传》
、《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 有一天毛泽东忽然想到，这些
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
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孩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
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于是《
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水浒传》一直
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
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一九一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第
二年的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他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于是投入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
兵。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
，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
自己参军的目的就是推翻腐朽的封建帝王，现在目标已经实现了。他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以后，决定继
续求学，退出军队。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
，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
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
即终身无志"。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老师，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 杨昌济尊崇宋明理学(
始于10世纪），但也花了四年的时间在英国和德国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欧洲思想家的
理论。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是他对心灵和意志的信仰。 杨昌济致力于他的精巧构思：对社会进行道德治
疗；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从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
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轿子。 毛泽东（和朋友们一起）去长沙附近爬山，在冰凉的池
塘里游泳，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只吃一顿饭，晒日光浴———他认为这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能量———有大
半年的时间不在宿舍就寝而在学校院子里睡觉。这都是为了使他的身体更加健壮。
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
东和萧三的哥哥萧瑜———一个潇洒稳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游学，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 毛泽
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六个星期，步行近千
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
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
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半个”是李立三）。 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
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
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瑜、何叔
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
。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
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
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瑜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
干事。不久，萧瑜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
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
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
一天，毛泽东对萧三评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
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55］ 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
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
一点，而他将会成功。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管理思想的初级阶段）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业优异。杨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在长沙教过
的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三位———萧瑜第一，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
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
57］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
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 26岁生日前不
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
二、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首都写信给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
国，新民学会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
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犹如从小池塘中一跃成为大鱼的任何大学生一样，他现在
感受到了再次做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
小屋［2］，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
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在人地生疏的地方怎样找到工作？他去请求杨教授相助。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工作，管理期刊阅览室，月薪
8块大洋，报酬较低。但做事也不多，就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对一个有师范院校
毕业文凭的26岁青年来说，这不算工作。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不是什么长沙才子，而只是靠两只苍白的手整理书刊的雇员。毛泽东回忆说：由于我
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
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
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
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为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
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读个够———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惠，
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
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严谨的德国
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
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
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
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
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
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
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
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
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
》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
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
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
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13］ （这相当于企业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是想当然的）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
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14］）。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
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
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
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
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
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 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对布尔什维
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
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
。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
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
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他对
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
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
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
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
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在上海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
，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
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于新近成立的
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
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
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 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
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是什么人。当蔡和森和
其他湖南名人到法国做工以后，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192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的思
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目标。 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
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
围组织。*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
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
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
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
系。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 毛泽东
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
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
三、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
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①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
》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
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
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
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
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
哥哥， 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
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
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①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
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
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
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
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
林、尼科尔斯基。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
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代表们品尝着
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重
，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①。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
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
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②。（犹太哲学可以证明伟人的气质）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
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
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
中。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
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
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
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
一臂之力。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
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
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
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
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
支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
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
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
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
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 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
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
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培养骨干、建立强
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
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
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
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
四、劳工运动进入全盛阶段突然失败
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立三、
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
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 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
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
进去任总干事。在北边的岳州， 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
东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
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
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
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17］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成熟？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
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
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
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
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在1922年12月曾与
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会时，他
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
会。”［18］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
显然，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
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
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
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
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
东知道这一点。
五、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
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
——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
，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
都满意。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
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
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
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
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
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
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
，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
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毛泽东提出：“在
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
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
。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
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1924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
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 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
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新党章审查委员会。（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
身是同盟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
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
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
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
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
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
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
能打动他。
六、毛泽东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
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
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开始参与筹备国共合作事宜。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
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
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就是成立
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
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
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
复生。 （统一战线和农村问题都是毛泽东的长处，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成功可能性就比较大）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
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
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
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 当时
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
部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
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第
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 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
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
未来。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
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反共。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28］。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
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
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
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
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七、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1925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 一连几周
，毛泽东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2月份，毛泽东行动起来
。他离开韶山到了几个县，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
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毛泽东很快就从考察转向组织活动。他不是湖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
说他不是彭湃那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
“农民运动之王”。［32］
但毛泽东在走访时，总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他在山林田间、陋棚
草舍向农民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年底，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活
动，湖南75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200万。
在湘潭县，毛泽东建立了20多所夜校，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为例开始教授语
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
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管理是一种实践）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于1925年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
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 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
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
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
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
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
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
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
，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
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
，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
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
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
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
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
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
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
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
（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
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
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
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又一
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他只是短期回上海
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
中心。
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
，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
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
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
，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
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8］刘少奇以屈尊
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9］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
民的愚蠢。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
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
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
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
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
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
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
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来到中国的稻田。乡村像磁
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
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
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
八、农村包围城市，开展土地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农村才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所以敌人外强
中干，他们占据着城镇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却来自农村，如果中国要靠农村吃饭，那么共产党人就应该在
稻田里扎根。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且完全控制农村这个广大的区域时才能够去占领城市，最后完成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