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曾国藩的传记、日记解读和宦海生涯的研究蔚为大观，成为文化界的一大热点。留心曾国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为官、为政、为人等方面，其学术文章、个人修为却大多被人一略而过，可见“立德、立言、立功”三者中，时人对其事功的关注远远胜过于学问修为，而对事功的关注又多集中在其在建立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与其说是想猎奇，想窥视曾国藩极其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不若说是想在此过程中寻找若干启示。这本无可厚非，研究历史传奇人物，就是希望能从中体味历史，吸呐教训。但是，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书籍中，我们却明显可以感受到浓烈的用世心理和激切的入世愿望，更是夹杂了狂热的功利性情，在商业气息的营造下，甚至一些书明目张胆地提醒读者“书中所示不可轻易试用”等等，权谋畸变之心溢于言表，公然推崇曾国藩的机诈奸讦。

    时下社会，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关系趋于复杂多样化，传统社会所为人们依托维系的道德习惯，行为标准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法治的不完备，又增长了市场的欺诈和权力场的寻租，人们的安全需求得不到妥帖的保证。一时人们感慨人情冷暖、时世炎凉，甚至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研究曾国藩也都偏向于用权机诈。

    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沉下心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世人推崇，绝对不是他的机械深沉，而正是其道德修为和在此等道德修为下反而成就了俗世功名。在传统意义上，越是盛世越是道德高维，而越是乱世，越是风气低落；更主要的，在历史上，一般道德高岸者，大多鲜于事功。而曾国藩刚好相反，“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甚至被誉为“末世完人”，他无疑为后世人立了一个榜样。其个人修为以及经世致用哲学才开始被后辈群起仿效，特别是其身后清政府陷入了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不仅危及统治，还危及文化传统，而在这些复杂而又多变的挑战中，曾国藩无疑又带了文化传统的榜样寄托。

    曾国藩作为士大夫，是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学问之路，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属于大变前期的动荡阶段，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到处可见“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就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变迁对传统的个人修为所带来冲突的激切程度。从曾国藩与其朋友往来的书札中可以考见对自己约束的严厉，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朋友间互相勉励，不怕难，不偷巧，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曾国藩以及他的幕僚兼好友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等一帮读书人就转而“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承担起“中兴”大业，并且成功了。

    曾国藩在今天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启示个人既要适应社会，但更要信守自己的原则，既能在时务上纵横捭阖，也能在道德上立得住脚。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是太好，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进行制度上的要求，好象坏的都是他人，而自己是受害者，更没有反省自己是不是也“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呢？要改造社会风气，就必须先从个人做起，把自己的道德修为搞好，最低限度不能有心害人或者主动参与其间。而绝对不是象一些书籍明目张胆地那样教育如何狡诈，如何厚黑，这样的话社会风气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难于收拾，到最后每个人都会深受其害。

    我不是一个道德鼓吹者，更不主张用道德去衡量一切，但是道德对于社会又不可或缺，道德和社会风气的维系需要制度与个人努力的双向合一，而且，个人的道德追求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其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目前这些书籍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对曾国藩曲解如此，抛开其个人的修为努力而津津于其晚年已经有所醒悟的阴谋权变，如果曾国藩本人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大呼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