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名建议央视改称“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招惹来不少眼球，且央视还对此作了回应。虽是否定，但和北大“全盘否定” 邱成桐教授的“质问”一样，似乎还是有“走过场”的嫌疑。当然，回答总比不回答好，既体现了立场，也反映了央视作为媒体的敏感。
其实，所谓改名动议，据报道也就“高达7000人”、“跟贴超过100条”，可谓是“很无聊”的消息，因为即便笔者在纸媒发表的“拷问山西三部曲”之一，单单在我一个博客上的浏览量便“高达”五六万，留言评论更是“超过”1000条。可见，这条动议的号召力的确是很有限的了。
但是，有报纸报道了这条“小消息”，而且央视国际还正式作了回应。可见此事便不仅仅是一条建议了。因为笔者写山西充其量是旨在振兴山西的“自省”，而建议央视改名的背后，却是一股涌动的社会思潮，是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
事实上，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名字折射的从来是社会生态。解放前我们常见“富贵”、“有才”、“狗剩、”“丑花”、“忠良”、“招娣”，改革前我们认识不少“文革”、“四清”、“建国”、“永红”，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一个堪称“五彩斑斓”的“姓名世界”便诞生了，以个性化、美感化为特征的多元化时代从此来临。可以说，研究过一个时代的名字，我们便基本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
当然，如今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最大的变化便是多元化了。不仅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空前悬殊，而且价值观念也变得异常多元。东边有李银河教授在宣讲“同性恋”、“多边恋”的合理性，西边却已有人在开设“富婆俱乐部”，北边更有传统男女关系和婚姻的执著捍卫者；一边有人大谈“小康社会就是每家要有两套房子”，一边却有无数人因买一套房而沦为“房奴”，更有人根本买不起任何房子……
差距拉开了，随之而变的便是社会心理；竞争加剧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心理失衡。而多元化、个性化的起名便折射了这一变化。如此，我们才见识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也看到了常人、明星们热衷的“改名运动”。就在昨日，还有一位杂志社社长要笔者为其改名，而近期“热播”的“王菲生女连续剧”背后，则是一个叫“王靖雯”的母亲。
然而，为何有人会孜孜不倦地热衷于让什么“起名轩”起个“好名”，甚至不惜繁琐地去“活动”改名呢？
众所周知，改名是为了改运，这是许多人迷信的“真理”，但其实，改名给人一定的心理暗示的背后，还隐藏的改变价值观这一重大命题。
“刘恋”改为“刘兰”是为了好听；“杨伟”改称“杨剑”是为了避嫌，但“卫国”如果改做“能安”则预示着主人的心理产生了很大转折，保家卫国的冲劲没有了，小富即安过日子的价值取向昭然若揭。小平是伟人，但从“邓先圣”到“邓希贤”再到“邓小平”的改名经历却充分折射了价值取向的变迁。“先圣”是父亲所赐，既包含族谱要求，也带有父亲的希望；“希贤”是私塾先生所赐，因为先生认为“先圣”只有孔子才配叫；而“小平”则纯粹是因为革命斗争需要才诞生的“伟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名事小，但影响却不能算小。即便撇开现代身份证制度所要防范的犯罪等因素，改名也带有较强的价值导向性。试想，小人物改名是因为迷信改运，大人物改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观，而机构尤其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大机构改名，则更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前苏联的“中央电视台”不是代之以“国家电视台”了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这位希望央视改名的网友至少该有两种动机：一，为了和“国际接轨”，即“要遵循统一的CI形象”，而不是混同于英文中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二，便是表达对央视的不满，认为其“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认为既如此，央视还不如成为一个简单的“官方电视台”。
而在我看来，前者是幌子，因为没人不知道“CCTV”已经固化了的品牌价值；而后者才是这位网友真正想表达的内涵。这就像曾有人建议把“人民法院”的“人民”二字去掉简称“法院”一样，其真实的想法是一些法院腐败猖獗，早已不能代表“人民”行使法权了，所以不如改了来得直接、痛快。
因此，央视改名风波的背后是一些人对央视的不满，是对央视节目不能“与时俱进”的批评。其中，或许有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不认同作祟，但更包含有对央视节目娱乐化、平庸化的不满，和现代人敢于思考、敢说真话、敢挑权威的社会时尚。夸张一点讲，从网络层出不穷的“央视批评”看，如此改名的要求也可谓一场小小的“运动”，只不过，运动的群众基础还不够罢了。
就此而论，作为从一个“小电视台”成长起来的“中央巨无霸”，央视该做的，其实不是简单的回应，而该是深刻地反省。毕竟，“小石头”改名“石光荣”虽则让“孙海英”昂首挺胸“光荣”了一辈子，但要强如“石光荣”，其后被老婆、孩子和社会逼出来的反省和自我校正，却也是“没完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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