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不能告记者？
鲁汉
深圳的富士康公司的子公司鸿富锦将《第一财经日报》的两位记者告上了法庭。消息被同命相连的其他记者们捅了出来，一时间，媒体上对鸿富锦的指责铺天盖地。有人（据说还是律师）表示鸿富锦没有理由状告记者，因为记者写报道是“职务行为”；有人质疑深圳法院为什么要受理此案，从而怀疑法院的公道；也有人指责鸿富锦的诉讼标的太高，鸿富锦没有证据显示它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至于对法院冻结记者个人财产的事情更是“骂声不绝：为何人民法院会做出这等不近人情的事情来。甚至有人以媒体的监督职责受到侵害，试图影响法院的审理结果。更有人不惜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现在两个记者已经无家可归了。来博得大众的同情。
我很理解媒体对鸿富锦的这种指责，因为这可能关乎他们今后的利益：如果这三仟万天价（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索赔真的成立，记者们今后就不能不对自己的报道不负责任了，兔死狐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媒体如此渲染这样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是否有滥用权利的嫌疑呢？
在此，我们不去考究《第一财经》关于鸿富锦的报道是否存在不实之处，即：被诉记者有无过错。这应该有人民法院来裁定。所以在法院裁定之前，任何对这个问题的判定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赔偿金额更是在对这个“过错”的裁定之后，才能确定。在法院的判决没有生效之前，过分渲染3000万的赔偿，也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法院判这两名记者没有“过错”，所谓的赔偿就无从谈起了。中国有句俗话：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如果这两名记者对鸿富锦没有作不实的报道，又何必惧怕这3000万？
那些指责鸿富锦索赔3000万是没有依据的人，更是在杞人忧天。作为原告，鸿富锦自然要向法院提供“证据”，缺乏证据，它肯定是要败诉的，它交的几十万元的诉讼费就打水漂了，我们替它操的哪门子心呢。至于说到追诉标的是否过大的问题，我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前不久，有媒体报料：有人往西瓜里注红墨水。消息一出，全国各媒体也一拥而上，纷纷往“西瓜”里灌注红墨水，搞得全国人民谈瓜色变，拒绝吃西瓜。于是大批熟透的西瓜烂在了地里。事后一查，这纯属假新闻！这条假新闻的始作俑者至今拿不出什么证据，只是说当时接到了一个莫须有的电话，电话号码都“忘掉了”。核实就更谈不上了。然而，就是这么一则假新闻，让海南省的瓜农损失了上千万的收入。这还仅仅是海南一省瓜农的损失，要算上全国各地，估计损失的数目要上亿了。农民们是没有钱来打这个官司的，我在想，如果有谁把瓜农们组织起来，联名状告这名造假记者，这个诉讼的标的可能不止3000万。但对于这个肆意造假、缺乏良知的记者，不知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不激烈地抨击一下？
其实，对于鸿富锦状告记者一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第一财经》的记者在报道中是否有失实的地方，其他都是细节问题。但是，我们的媒体在炒作这件事的时候，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不知他们想回避什么。有人把此事于媒体的监督问题放在了一起，指责鸿富锦以高额索赔叫板媒体的监督。我们不谈媒体是否具有监督的职能，但是如果是编造事实或者夸大其词地进行不实的新闻报道，肯定不是在履行“监督”的责任。请问上述“西瓜事件”的当事记者和媒体履行的是哪门子的监督？监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对鸿富锦状告记者这一事件，争议最大之处在于，鸿富锦应该状告《第一财经》，还是状告记者？亦即：鸿富锦能否直接状告记者。而有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也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有媒体称“按理说，记者作为报社的员工，他的采访和写作都是为报社服务的，接受的也是报社的委托，”但“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告报社，而是专告记者个人。”不知这里所说的“道理”是谁家的道理。我们来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诚然，记者为自己的报社写文章是一种“职业行为”，但并不是说记者的所作所为都必须由报社来承担责任。报社有报社推脱不了的责任，但并不是说报社承担了责任，就可以豁免记者本身应承担的责任。比如，记者开车出去采访，交通肇事后逃逸。你能说这不是记者交通肇事，这是职务行为，是单位肇事；所以记者也不是逃逸，单位没有搬家，不算逃逸。这岂不成了笑话？
其实，就事件本身来看，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民事官司。我们的媒体如此的反应有些过度了：《第一财经》在媒体上多次发表声明，指责鸿富锦，当事记者也开博为自己辩解，而其他媒体对此更是推波助澜。其实，被人起诉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有问题，一定会败诉。你如果没有过错只要坦然应对就是了。作为记者和媒体更应该懂得法律，做遵守法律的模范。试图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利来愚弄视听、干扰法院执法的行为是不利于法制社会建设的。
鸿富锦希望通过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什么错误？记者为啥就不能当被告？在我国，记者和媒体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用老百姓的话，牛的很。这一点从北京某报纸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的出来：《富士康告记者的牛气从哪里来》。在他们的心里，敢告记者就是牛气，可见他们自己把自己放到了更牛的地位。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啊。一旦有谁触动了记者们的利益，大家就一哄而上，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混淆视听，希望以此干扰法院的执法。
鸿富锦状告记者一案，就是一桩普通的案件，谁是谁非，双方可以在法庭上辨个明白，说个清楚。各媒体没必要掀起一场“人民战争”，把一桩普通的民事官司非要标榜为具有某种意义的象征，更没有必要把被告树立成“英雄”。如果媒体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度，就不要采取非正常的手段干预法院。毕竟，媒体也不能超越法律之上。
（写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