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中国社会话语权结构很有趣，能影响公众的人可能对他（她）所说的话题一知半解，而有真见解的人，可能说话没人听，甚至没有公开自己意见的机会和场合。此文写在激辩经济是否过热“那一年”，有趣的是，不用具体指明是哪一年，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在热谈这个问题。当时之所以难抑胸中不平，与其说是表达我对宏观经济的看法，不如是发泄心中对某些话事人物不学无术却又搅扰视听的不满。好在今天，我们已经逐渐有了草根表达自己的平台-互联网，相信，我们越来越不需要理睬那些惯于道听途说的专家了。
与某著名财经记者“抑制经济过热，加息已当其时”的商榷
《财经》杂志是一本在文化圈中比较吸引人的刊物,大家一直很喜欢读,认为它是把新闻性与前沿性结合的较好的经济类普及读物。最近，拜读了其中一篇重头文章后，突然产生了很大的失望感。这篇由某著名财经记者撰写的“抑制经济过热，加息已当其时”人不禁联想起新闻界一贯的跟风现象，而作为一篇财经类评论，这种跟风对于我们理解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甚至是重新审视经济的理论依据，都有很明显的混淆作用。
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已经见仁见智的讨论了近一年了，实际上，在理论界并没有哪一派完全说服了大家，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经济发展的现实引导了政策的决定，可以看到当局是非常谨慎地操作着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不是该文开宗明义提出的“持续近年余的过热之争终于画上了休止符”。而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对这轮经济过热，如果动手更早一些，或许调控成本要小得多”，并继而提出给经济调整一剂更猛的药方，作者认为“当前提高准备金率虽然不失为较强硬的手段，但更直接有效的手段当为加息”。
笔者很难苟同这样的经济评论的观点。讨论经济问题时，应有共同的经济学语境，这里首先是要有共同的理论框架，其次，不能将政策建议与经济问题的研究相混淆。如果文章是表达对当前政策的支持和赞同，也应明确表示，在任何时候将现行的政策的确立解释为对经济现象观点的盖棺定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对外行而言是误导，对同行来说只能贻笑大方了。如果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框架下，文中提到的“过热”本身就是混乱的概念，过热是用来说明宏观经济中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现象，正如吴敬莲先生所指出，对于行业来说，没有过热这个说法。如果我们要谈论钢铁，房地产，电解铝等行业发展过快，最好是在概念上有所澄清。同时，该文，在引用政府新出台的政策时，也有提到抑制“过热势头”，然而通篇给人的印象却是“过热”的经济而不是势头。
对于当前的经济结构性失衡造成的经济过热态势，以及中央从去年四季度开始采取调控后效果的分析，笔者也无法赞同该作者的意见。该记者认为行政调控的手段效果不好，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了“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有效落实调控政策之前加快项目的审批和上马”的现象，这就使后面的结论，也就是银行加息的猛药成为理所应当的手段了。但是，对于为什么调控不灵的原因分析出现了漏洞，没有看清楚这一波增长正好是以各地方政府投资为主体引发的，并不是纯粹的市场投资行为；而在目前金融体制问题下，预算软约束仍然存在，行政对银行的干预仍然很强，在地方政府换届的当口，各级政府赶时间抢进度的大上快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于这样的非市场理性的行为，通过纯粹的市场经济手段调整能凑效吗？笔者实难苟同。存款准备金率也好，贷款利率也罢，如果地方政府还是随意摆弄银行贷款，而贷款的效益和责任不需要谨慎对待的情况下，任何这样的措施都解决不了政府行为造成的问题。反而是行政干预政策来得有效些，这就是中国在转型期还不得不借重的办法。至于该作者的“只有通过调息加大资金成本，才能甄别好的投资项目与坏的投资项目”论断，在不需要计算资金成本和收益的政治性投资行为里，又有多大作用呢？
应该声明的是，笔者并非不赞成该作者对于加快市场化进程，提高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呼吁，这些都是大势所趋，市场利率化也许不会是太遥远的未来，但对于今天的病症而言，利率实非一剂有效药方。在市场经济中，提高贷款利率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都是猛药，后者我们已经看到，基本丝毫没有遏制地方政府投资的浪潮，而提高贷款利率就可以吗？令人怀疑。受难的是谁？当然是那些在转型中比较市场化的个体，特别是那些没有实力而又只能指望市场的那些个体。他们才是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的主力，可惜的是，我们听到的呼吁，却必将减弱他们有效的推动力，而对于我们想要攻坚的对象，那些实力仍然很强的堡垒，他们的损失并不一定很大。
有时候，政策建议的风险很大，特别是掌握在有话语权的个体中，其言行至少有推波助澜的功用。言之灼灼，听之悚然，如果为拔高观点，标新立异，从纯粹新闻的角度，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对于影响国计民生的经济政策的建言，实在是应该慎重些。另外一点，对于学术讨论的东西，哪怕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也是容许探讨争鸣的；政策是行动，往往有摸索的性质，不一定和学术研究紧密挂钩的。如果将政策作为判断学术结论的证据，那就不是学术。学术研究是来不得半点浮夸拔高，也不讲求轰动效应的，学术研究也和我们国家的改革一样，对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要不断摸索和试错。笔者衷心祝愿，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能走的得更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