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湖南23岁的打工妹邓哲玉在广州遭飞车夺包，于15日不治身亡，包里仅有23元。17天后，27岁的安徽打工妹朱凤梅再遭飞车抢夺，摔伤重伤，一天后凄然殒命。2日，广州殡仪馆，55岁的朱家祥抚尸长恸，在五羊新城寺右南二街，已被清洗的路面上，他寻找着女儿朱凤梅的血迹；男友康思本说，凤梅在8月25日提出，国庆节要带他回家见父母，年底成婚。（9月2日《南方都市报》）

婚礼未到，丧礼将至，这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惨景，于这样的新闻面前，所有的悲怆泣问都显得很孤单。朱凤梅之死，和殒命的邓哲玉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是寒门之女，同样南漂谋生，一样地命丧飞车党车轮的拽扯之下，嫌犯一样地在天网下逃脱；惟一不同的只是一个“数字细节”：邓哲玉被抢时包中只有23元，而被抢时朱凤梅身上多邓哲玉11元2角。

    在短期内，在同一城市的红尘中奔徙的两名姑娘，在本能地护卫自己提包时，竟以这样的方式离去？如果，生息于此的公民，用泪水还能洗涮城市安全“生态之耻”的话，那么，这座城市必将是泪飞顿作倾盘雨了。我想，直到两名普通姑娘瞑目的那一刻，也无法意识到自己高跟鞋哒哒踩出的脚步声，居然会突然间永诀于这座城市。

    或许，有人会用“偶然加突发”来阐释这种悲情重现。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析只能是掩耳盗铃。因为，连绵编织的社会安全生态网中，意外的出现，必然有它“不意外”的量的积聚；任何偶然事件均源于并不繁杂的因由之中。就拿两名姑娘殒命之前不久的“钟南山被窃案”来说，他被盗的电脑和窃贼不就是在10天内神速捕获的吗？

钟院士的笔记本当然没有公民鲜活的生命值钱，但令人遐想的是，飞车夺包的未致人命的大小案件，在这座城市出现得不可谓少，安全护卫者们何以就不能激活像对待“笔记本案”那样的破案神径？如果，平时铲除了诸如“飞车党”积聚的“量”，那么，邓哲玉、朱凤梅此时的笑容还绽放在我们身边。

出现这种窘境，是与一个城市的治安理念的“软环境”的疲沓有关系。记得，在广州市公安部门领导8月24日称“广州是安全的”后的第二天，广东省公安厅领导又称，广州市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虽然，公安部门如此总结整治行动取得的成效是一种精神鼓励，也是激发干警斗志的路径。但安全感一方面是可感的，人们可据自己徒步街头面临的不安全威胁的次数去界定；它另一方面又是不可感的，它更像是一种精神支撑。任何短期的集中行动的成效，均有可能被反弹的安全隐患所消减。

其实，民众对一地安全的不满甚至批评是一个成熟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坊间谈“飞车党”色变，甚至直斥广州个别地方安全堪忧，并非是与安全“守夜者”过不去，而是人们对一个城市还存留着关心。如果，一个城市诸如朱凤梅这样的打工妹都保护不好，那么，生息于此或身在远方仍牵挂着这座城市的子民便会心冷。试想，那将是一座城市人文和安全环境的悲哀。

    知耻而后勇！我们不怕问题暴露，我们也不用在安全夜暂时未守好的“耻”前讳莫如深；我们怕的是不敢面对问题去一步一个脚印地解决。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安全隐患的现实，要告慰邓哲玉、朱凤梅的灵魂的最佳方式就同拿出“破钟南山被窃案”的能力去尽快捉拿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