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团和第一财经日报本着“和谐发展，善意解决”的精神“互致歉意”，快速和解了。这样的结果据说出乎许多人意料，但却是必然和最好的结局。当这个创造了数个第一的“历史事件”被无限炒作，当“识时务”的资深记者翁宝向郭台铭伸出橄榄枝，当“不识时务”的年轻记者王佑依旧表示要继续“战斗”时，我就知道，“和解”是必然的了。

为什么？因为把“戏”继续轰轰烈烈下去的结果，除了极个别人，其他实质参与者肯定是两败俱伤。而如此和解，则各自均已“声名大震”！况且，此事还牵涉到深沪两地竞合、台商在内地投资乃至他国如何看待在华投资的大事，岂能让人无度恶炒？

然而，事情到此便结束了么？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且不说“一财”作为一家新兴财经媒体需要反思自己的报道质量，即便是“新闻自由的受害者”富士康，其可资反省的地方也有很多很多。

首先，就像潘石屹所说，富士康应该反省自己是否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媒体批评。因为事实上，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其职责就在于揭恶扬善，履行社会监督功能。在如今地方政府眼睛紧盯GDP升降、就业指数高低等政绩工程的大环境下，媒体若不报道“血汗工厂”的问题，谁又能为一线工人的甘苦呐喊呢？

众所周知，郭台铭董事长信奉“魔鬼藏在细节之中”，结果，自然对工人的工作抠得很细，但实际监管却是“工头”的事情，“高高在上”如郭总，又如何能了解一线工人的生存状况呢？但现实却经常会出现潘石屹先生说的现象：“你买的那些猪肉，大工头吃了瘦肉，小公头吃了肥肉，工人们只喝了点肉汤……”。如此，媒体的监管岂不等于为郭台铭多装了一台“下情监管仪”？就此而论，企业家对媒体宽容些、友好些，自应是题中之意。

其次，富士康还需对自己的“危机公关”做出反省。就像笔者前期就此事应新浪财经之约写的特评标题一样，富士康的“危机公关何以危机重重”呢？首先是它创造了数个“第一”，本身足以引发轰动；第二是错误地把记者个人作为打击对象，让记者人人自危；第三便是在危机面前神经过敏，处理失当。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便是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先料定”的“宣传阳谋”，那么广告费的巨额减免目的倒是达到了。但名声呢？如何去树立“正面”的富士康形象？

再次，富士康还需要反思旗下一线工人的合理用工问题。研究过富士康文化的人都知道其管理带有很强的军事化色彩。正因如此，它才像一只铁军一样在10年间迅速崛起，一举进入世界500强的前200位，也才被美国《Electronic Business》杂志主笔诺麦尔形容为“十九世纪普鲁士军队”。但是，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如何调动其工人自觉生产的积极性，却是富士康需要同时解决的大问题。因为高压政策可以出效益，但同时也能生怨怼，而一只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在严格纪律的同时，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却更多地来源于好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此，毛泽东的“三湾改编”作为成功志军的范例，当为郭台铭先生借鉴。

最后，富士康更需要研究的是其“企业名称”问题。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日关系史上的血泪记载，熟悉中国证券史的人也都知道“富通昭和”当年企图登录大陆股市时所遇到的尴尬。如此，要想在内地顺利发展，赚得利益的同时也赢得人气，“富士康”便不能不对自己这个“日本味道”十足的企业名称做出反省。否则，一个声称自己是属于“中国人”的大企业动辄以“富士”开道，便可能会遭遇“富通昭和”一样难“康”的尴尬。

改名事小，国体事大；和讼事小，善待员工铸造“爱心文化”事大；立足国内事小，长远发展以壮中国产业在全球的行色事大。望富士康及郭台铭董事长慎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