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张德丽即将调离单位的消息，引发众多白血病儿童泣声挽留，报社记者将收到的挽留信交给张护士长，期望能够让她重新考虑。她尽管热泪盈眶，却依然去意不改。在记者的追问下，她披露了被迫逃离“白衣天使”这一岗位的原因是因为从业的恐惧、心理的压力、病人家属的不理解和暴力倾向引发的职业耻辱感和医院以经济考核为标准引发的良心不安……（9月4日、5日、6日成都晚报）

这一“天使逃离事件”实质上是良心对体制之恶发出的拷问，其样本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医务工作者历来有“白衣天使”美誉，拯救生命的天职、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南丁格尔、白求恩等的榜样给他们增添了不少职业荣誉感，甚至成为不少人从小的向往。然而，近几年，因为现实生活收红包、吃回扣等医风不正现象，药价畸高、公众看病难等诸多问题整个行业常常遭诟病。公众对医疗体制的不满情绪也常“转移支付”到具体的医务人员身上，久而久之，医患对立和紧张。医生的职业荣誉感逐渐被遮蔽，在部分人身上甚至演变为“职业耻辱感”。

“职业耻辱感”常常是一种社会评价之于内心的道德折射。张德丽这位从事20多年护士工作的白衣天使，可以承受超常负荷的工作压力却无法忍受“这个职业是可耻的”暗示。虽然这样的“暗示”没有针对她，但职业操守使她有强烈的“职业耻辱感”。更重要的是，医院以经济考核为标准的制度现实让她失望和无可奈何：面对众多白血病孩子，良心无法让她屈就单位的“病床周转率”、“创收指标”等考核，把孩子过早赶出医院大门，结果先进考评常常第一，日常经济考评总是最后。同一个人，同一个科室，同时兼最好和最差现实不仅让她的内心面对病人和同事深深内疚和自责，由此对自己景仰并为此奋斗几十年的事业产生了疑问。这样的职业值得“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希波克拉底誓词）吗？
  
医院的经济考核制度和日常评价机制是医疗体制之恶瘤上开出的“罂粟花”。面对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不满情绪， “张德丽们” 或者还可以为救死扶伤的神圣而忍辱负重，为白衣天使的荣誉而独善其身，但是，体制恶瘤上久开不败的“罂粟花”让张德丽这样的白衣天使们看到的是充满罪恶和丑陋。职业操守底线被摧毁，道德良心低线被撼动，在两者互相作用下，失去独善其身的白衣天使只有选择“逃跑”。
    
张德丽说“如果我们这里真的能成为一家纯粹的慈善病房，医务人员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再与病房收益直接挂钩，我愿意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干到动不了的那一天！”面对一个护士长的普通职业要求，面对现实的体制缺陷，尚无根本措施改变的今天，如果所在的医院在制度设计时能够给“张德丽们”留下点独善其身的空间，那么，这些善良的职业人是可以得到内心的平衡。否则，职业评价的失衡和良心的冲突会使很多痛苦无奈的“张德丽们”，最终成为“逃离的天使”。如果真是这样，则是民族的不幸。
   
今年护士节前，重庆某医院“180名准护士宣誓不作恶”的新闻让我们无奈，张德丽的“天使逃离”同样让我辛酸。《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意思是说，每一种生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职责。每种功能和职责都有具体的要求，而且都要受到社会、行业甚至内心的道德评价。当国家受到外敌的侵略时，军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当一个社区不幸失火时，消防人员也必须奋力抢救受害人的生命和财产。做不到这些，就是失职，轻者要被开除，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医生本该一样。可是，在医疗体制的弊端之下，我们看到宣誓“不作恶”的护士，退守到纯洁的底线；我们听到“逃离”的天使，对体制之恶发出的良心拷问。我们无法苛责张德丽，惟有把它作为一个样本对体制本身反思。

略微欣喜的是，日前，国家发改委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现在，痛下决心，准备在五年时间内使其改颜换貌。制度之恶的纠正可以“痛下决心”的“时间表”里期待了，但，“罪恶的罂粟花”一旦结果，害人无数，要戒除、要脱瘾岂能有什么时间表？它给善良的职业中人带来的伤害是难以治愈的。
   
何况，这样的附身在体制恶瘤之上的“罪恶的罂粟花”还在不少公共利益领域里开放着。

新闻链接：http://cdwb.newssc.org/system/2006/09/05/010115863.shtml
http://cdwb.newssc.org/system/2006/09/06/0101172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