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的两项最新谬论：
谬论一：“我个人在科学上的贡献，那完全不能和牛顿相比，那差得远了。但如果说到懂得多少的话，那我比牛顿懂得多多了！”谬误之处在于公然地否定基础创新与发现和发明。“比牛顿懂得多多了”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吗？难道一个现代医学院的毕业生的知识面，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中医大夫高许许多多，难道就可以因此而否定中医的科学性吗？
谬论二：“你看，中国有最为优越医疗条件的皇室，在道光皇帝时代未成年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亦即清未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则是零。这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在人口死亡率问题上的贡献。”谬误的原因在于，一是忽略了皇室的近亲婚配，比如日本皇室发展至今出生率低的典型案例。二是生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父辈的遗传能力衰退，生育能力低下，即使能够促使生命诞生，但也生命力弱，即使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无法避免成活率不低。
可是，民间的生育和生命力旺盛，偶尔生病，只要及时诊治，很容易转危为安。
可见，何祚庥总是以他的谬误的观点为自己不尊重科学原则的思想和言论辩护。何祚庥在科学问题上的态度与观念，已经滑落到没有底的深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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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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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古而不化”，是某些力挺中医理论的人的最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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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
最近，2007年1月22日的《北京晨报》刊登了一则报导，标题是：“方舟子‘否认张仲景’遭驳斥”。原因是方舟子在他的新著《科学成就健康》中说：“张仲景作为一位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任何一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这一报导除了报导批评者高学敏、郑超强的“批评”以外，其实还报导了何祚庥的一个发言：
“何祚庥：现代医学者绝不能泥古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为方舟子的这本新书作了序。当记者昨天问其对‘张仲景医学知识基本错误’的看法时，何祚庥立即表示，‘这是当然的。古代人的医学知识确实不如现代医学院学生。’ ‘我们中国人总认为传统的一定是好的。这所谓泥古而不化，不能与时俱进。’何祚庥说，现代医学院的学生没有必要把古代医书当作必信的经典。除了专门研究学科发展史的，现代学者完全没有必要去研读学科的传统经典。‘我是搞物理的，我们搞物理的学者几乎没有人读过牛顿的力学原著，因为没有必要，现代科学已经把原著中的理论总结得很好了。对待中国古典医学著作也是如此。
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古代医学中错误部分比正确部分多得多。现代医学学者决不能迷信古代名医。’”
只不过在“标题”中没有反映出何祚庥的支持。
其实，我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讲得还要尖锐。现代人当然比古代人懂得多得多。现代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就比牛顿懂更得多电磁学、热力学、狭义相对论，甚而还懂得量子力学。我在上海交大读书时，那时教我们电磁学的黄席棠老师就在课堂上说，“我个人在科学上的贡献，那完全不能和牛顿相比，那差得远了。但如果说到懂得多少的话，那我比牛顿懂得多多了！”后来人必定超过古代人，这是历史的规律！否则，就不会有“猴子变人”，而是“人变猴子”！至于张仲景，当然不会懂得现代解剖学，现代生理学，……当然不会懂得在这些知识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按即西医）。
其实，有关中医学院的学生们是否要读原著的问题，我还说过一段也相当尖锐的话：“学习现代物理学根本没有必要去读什么原著。例如，牛顿力学的发明人是牛顿，牛顿有一本大书，‘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牛顿力学领域内的经典著作。但是，现在有谁去读这本大书？这本大书的确对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具体现象给出很多‘证明’。但这些‘证明’用的都是比较原始的方法，又繁又长！如果用一点近代数学，那么这些证明会大为简化，而且也说得更为清楚。不仅仅不是力学专家的何祚庥不读牛顿原著，当代的力学专家也不读。就在1月18日的院士团拜会，我见到航空、航天领域内一位力学方面的院士，我的师兄，我问他读过牛顿的原著没有，他说，‘没有读过，现在去读它干什么，我又不是力学史的专家。’”
我相信，物理学要比医学更为发达一些，现代医学又比古代医学更为发达一些。但是，我们这些搞现代物理学的人，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原著，从来不会认为“先圣”批评不得！
牛顿绝对是物理学里的圣人。但是，在物理学里，批评牛顿的声音，比比皆是。牛顿在光学领域内的微粒说，在基本点上是错的。牛顿力学里的绝对时空，就不如狭义相对论里时空更为符合客观实际。牛顿迷信神，牛顿用“第一推动力”为神的存在提供理论根据，更遭到大量的批评。甚而还有不少人对牛顿的学风提出质疑。认为牛顿发明积分是抄自莱布尼茨。我不是这一争论的专家，据专家们研究，似乎是他们两位均独立地发明了积分，只不过莱布尼茨发现积分在时间上确比牛顿较早！
我觉得力挺中医的一些大夫和学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泥古而不化”。陈云同志曾批评共产党内一些教条主义者的学风，主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现在已是21世纪。就在《北京晨报》的1月23日报导中，还报导了一段高学敏先生的谈话，此谈话说“中医学院的学生们首先要做的是继承，中国传统医学著作都是必修课”。应该说，中医研究院里的“研究员”们，在研究中医药里的某些问题时，需要去查查中医里的历史文献（例如，方舟子就查了大量中国古代医药文献），而且，“研究员”们优先要做的事情，是在区分精华与糟粕基础上，进行“创新”。至于中医学里的教授们应该把经过整理后，即已区分了精华与糟粕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非常遗憾的是，身任北京中医大学教授高学敏先生却把他应该做的事情推给学生！请恕我不客气地说，中医学院里教授们太懒，或没有能力！为什么应该由你们去做的事情不做好了，再教给学生！
我本来以为，《黄帝内经》应是中医学院必修课，只是极少数著名中医大夫邓铁涛等人片面的主张，现在看起来，却原来是中医学院里的主导思想。但是，这种和现代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主张”能称之为“科学”吗？！
(XYS20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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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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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人口众多”问题上，究竟有多大贡献？
——有关中医历史作用的史料一则
何祚庥
休息日，一位老朋友来看我，谈起中医问题。他说，“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医功不可没！”我当场拿出末代皇帝溥仪所提供的一段史料：“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作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奕字辈）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原为：天）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第413页）
我说，“你看，中国有最为优越医疗条件的皇室，在道光皇帝时代未成年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亦即清未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则是零。这就是中医和现代医学在人口死亡率问题上的贡献。”
他说，“过去的皇室，竟然有这么高的死亡率，这可信吗？”
我说，“这又不是我说的，这是末代皇帝根据家谱（即玉牒）统计出来的！”我还说，“人口众多不一定和医疗条件直接有关，倒是人口上升的速度和医疗条件有一定关系。但是自康熙时代起，就一直有中国有四万万同胞的说法，到了民国就增加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解放时期有一个人口的初步统计，说有6亿人口，所以毛主席说，‘六亿神州尽舜荛’！至于解放前中国人口为什么有四万万五千万之多，值得人口专家研究一下原因何在。例如，中国有饮用沸水的传统，可能这大幅度抑制了传染病的蔓延（当然这不能制止空气传染、接触传染的传染病），希望能有一些统计数字来肯定或否定这里的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医疗条件和人口之间的关联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不是总量。”
(XYS20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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