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在膨涨，中产在萎缩
南都周刊：10月10日，2007年“胡润百富榜”又发布了。榜上首富拥有13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去年首富的财富值是270亿，这个数字在今年甚至进不了前十。从这份榜单来看，富豪们的平均财富比去年增加了100%。财富的急剧增值，是不是也意味着新的财富分配正在展开，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唐钧：是的。但这次受到冲击最大的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相对贬值了。这样，贫富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南都周刊：10月8日晚，《福布斯》亚洲版发布“2007年中国40富豪榜”，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今年富豪榜上最风光的人物，40位最富之人中有15位是房地产开发商，位列前10名的富豪中则有6名富豪从事的是房地产业，引来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您怎么看这个财富榜体现出来的新特征?
唐钧：有从房地产商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今年赚钱都赚得不好意思了。今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异军突起，你有没有感到有与股市投机相似的地方，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房子还是这些房子，房价却被炒得翻了番。高耸如云的一栋栋大楼，它的作用已经不是买来住的，其实质已经异化，它与股票甚至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用来炒作和交易的经济符号而已，这就是泡沫。但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却买不起房，譬如老百姓孩子要结婚，或者遇上拆迁，必须买房子，而房价却高的使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房地产泡沫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地产商纷纷进入富豪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为了一套住房，不得不做“房奴”。再说，老百姓把钱都投到住房上，哪里还有余钱作其他消费，何况还有医疗和教育这两座大山。老百姓不消费，哪里来的市场？没有市场，哪里来的市场经济？我们老靠“外贸依存度”活下去？这只能说明中国在住房政策上存在巨大问题，而试图靠房地产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南都周刊：前几年还能买得起房的人现在完全买不起房了。这产生的心理落差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大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现在有句顺口溜在流传，房价太高，车价太贵，生活无味，只好颓废。
唐钧：一个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庞大的积极向上的中产阶层，达到60%以上更好。我们现在说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但是，不管一个社会贫穷还是富裕，从统计数字看，60%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永远存在的，这不能说明问题。中产阶层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起码要有一套还说得过去的房子吧。但是，如今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人，原来有可能奋斗几年买得起房的，现在却怎么努力也“高攀不上”了。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本来可以成为中产，安家立业再安居乐业的，现在却没有希望了。这一年中，广州的房价好像是翻了一番，至少是涨了80%吧。
还有股市，都表现出一种“疯狂”的劲头。股票原来应该和发行它的企业紧密联系的，企业发展得好股票就好。当然也包含了一定投机，往好里说，是经济预期，这种预期也还是应该与企业的发展相关。而现在股市则完全与发行它的企业无关，垃圾股一样也能被炒上去。刚才说了，现在盖房子不是为了住、为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了另一种股票。看看城里有多少房子晚上黑着灯，现在盖房子其实是在生产一种经济符号。
南都周刊：所以，学者孙立平在一次谈话中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不仅是贫富差距，而且是贫富差距已经固化为社会结构，且难于改变了。但是，怎么优化社会结构呢？
唐钧：为了社会长治久安，必然要培植中产阶层。就是要让大部分老百姓基本生活无后顾之忧，具体来说，就是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资产拥有权，社会领域中的这六项基本权利，大多数人应该是不愁的。现在离这个目标相差甚远。我们老讲平均收入，看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是那个按经济收入将整个调查人群五等分后的统计数据，多少人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肯定是，“中偏下”群体也逃不了，中等收入群体还在平均线以下，到“中偏高”群体，居然也还有一部分在平均线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有65—70%的人口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而且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所以，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大部分老百姓感受不到。以前是工人、农民感受不到，现在是知识阶层也感受不到了。这样下去很麻烦，以前是经济增长给老百姓带来希望，勒紧裤带干，现在却发现裤带勒进肉里去了，解不开也松不了了。这样会使老百姓失望乃至绝望，所以分配问题再不解决就麻烦了。
中产阶层的好处是使从富人到穷人成为一个连续数列，各种收入水平都存在，这就缓冲了社会矛盾，富人和穷人都不会太凸显。另外，中产阶层的存在，是在告诉人们，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一步一步地向上流动。但是，说到底，还是要有资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嘛。香港回归之前，彭定康使房价涨得高高的，董特首后来把房价弄下来了，结果使一些人的房子成了“负资产”。现在很多人拿这个说事，说房价不能跌，要是跌了很多人会不满意。但是，我们能够让它这样永远涨下去吗？其实房价越涨，政府的威信就越被架起来，会不会有一天就架不住了呢。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房地产的泡沫都是个信号。我觉得如果现在采取措施，可能会伤一些人，但毕竟还不会太多，还可以通过政策来进行调整。但如果再等下去，被迫高价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再调整就更难了。但是，是泡沫就总有一天会爆炸的。
富豪的社会责任
南都周刊：公众除了对于富豪们的生活颇有兴趣地津津乐道，另外一方面，一种被视为“仇富”的情绪也在生长，近几年，关于警惕精英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的声音也一直在提醒我们，在这种氛围之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将会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化之中，这将使化解大众和精英的裂痕的努力显得越来越艰难。
唐钧：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富豪逐渐选择了理性：我之所以能积聚这么多财富，是社会给了我机会，因此我有责任回报社会。所谓的社会责任就是这么来的。而在中国，可能还是普遍认为我挣钱那是我的本事，而且大家都在宣扬这种本事。既然是我的本事我挣来的钱我怎么花就是我的事了，我的地盘我作主，而对社会责任这一块就考虑得比较少。无论在哪个社会，财富的积聚有个前提，就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否则财富积聚就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你发财后经常考虑要对社会负责任的话，社会本身就会善待你。而如果你认为钱都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么可能挣钱越多就越危险。
南都周刊：富人的社会责任感首先体现在公平地利用机会，有学者认为，如果失去这个前提，任何慈善行为都会显得更为可耻。中国富人的社会责任感，如今还只处于逐步放弃特权、放弃灰色交易的初级阶段。
唐钧：平心而论，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问题，但有的富人表现不好，而他们的表现又容易被社会心理放大，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实际上，最终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不清晰。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的发展轨迹，不是很明白，到具体政策的层面就更糊涂，决策者很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忽悠。一个英国来的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一些右翼的言论在欧美都站不住脚，但在中国反倒更有市场。其实房地产政策和住房政策是两回事。前者是经济政策，后者是社会政策。打个比方，比如吃饭吧，你可以在家里做，想吃好的再去外面吃，这些选择都应该存在。但在现在在住房问题上，就像是不准你在家里开伙，你只能去外面吃。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准确，我想要说明的是，从市场角度讲，房地产应该是满足高层次乃至商务活动的需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有个像样一点的窝。当然现在政策也开始调整，譬如重视保障性住房，这就是住房社会政策。但是，好像廉租房说得多，经济适用房说得少，力度还不够大。要记住，65—70%的老百姓的收入是在平均线以下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国家租房住的人多，是因为他们哪里流动性更大，今年在这里工作，明年却又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这样的话，他当然没有必要买房，而是租房住。中国的流动人口也会作这样的选择。但中国的城市人口却没有这么大的流动性，现在租房的价格与按揭差不离，理智的选择当然是买房。再说一遍，有没有自己的房产，对一个人的心理影响是颇大的。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的富人不善于行善。而在国外，如卡耐基所说，富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拿来行善。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这种价值判断的忠实履行者。这是文化上的中西差异，还是制度上的问题？
唐钧：我觉得应该都有涉及。但单纯看成文化差异是片面的，我觉得是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富豪还没有摆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说拥有财富的人可以对社会不负责任。
南都周刊：确实，中国本土的工商传统中，在早期的中国实业家中，财富不传子孙，而是致力于公益事业也曾是一种风气。晚清实业家张謇将他毕生办企业所得几乎都回馈于社会，陈嘉庚独资创办厦门大学直到财力耗尽，至今让人们铭记。
唐钧：对，古代的人，在外面做官或做生意有了点钱，就巴巴地回乡做善事，铺个路、修个桥的，这才是中国的传统。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一部分富豪的爆发户心理吧，以前的政策是不让人富，现在一下子富起来，就没有了参照系，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了。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比较混乱。当然，在制度层面也有缺陷。西方国家是先放手让每个人挣钱，你挣得越多越好，但政府要用税收的方法进行二次分配，你挣的越多，税就越多。我们知道，遗产税是非常高的，赠予税也很高，这样就有一定的限制了。而且政府征了税就用来搞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但中国在这方面还很不完善。
富豪们的社会形象
南都周刊：以前关于国外、境外富豪的简朴生活也广为流传，诸如李嘉诚带的是一个很便宜的手表，同样是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也受到尊重，何以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房地产商就遭遇骂声一片？
唐钧：有个笑话，说改革开放初期李嘉诚来内地办研讨会，他自己是潮州人喜欢喝粥，就天天请大家喝粥，搞得想来享享大富豪福的内地商人和专家学者很狼狈。香港富豪好像一直都很低调，很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现在有人说，西方有宗教信仰在约束人，不要以为欧美人都信基督教，据我所知，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仅仅把问题推到文化差异上是不对的。其实，中国文化本身是提倡节俭的，李嘉诚可能就是这样的典型。
有发了财的朋友告诉我，收入达到500万可能是个分水岭，再多，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都一样。再要有怎么个玩法只能是炫耀式的消费。也有人说，我可见过有钱人怎么过日子，比如有的山西煤老板周末带几百万出来赌博，赌输了根本不当一回事。还有就是海吃海喝、再有就是吸毒、嫖娼什么的，这可能就是一部分富豪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对富豪不满可能也是这些方面来的。
南都周刊：相比比尔·盖茨等留给公众的好印象，纯真、孩子气的笑容、知识富豪的魅力，您觉得中国富豪总体上受到的非议较多，问题出在哪里？
唐钧：比较复杂。光是富豪自己，光是资本自己，他们的声誉还不可能毁到如此地步。老百姓更看不惯的是这里面有官商勾结的问题，有权力与资本合谋的问题。在美国，政府在很多时候是要限制微软的，反垄断。所以说，政府怎么对待富人也影响到很多人心中的富豪形象。现在大家很容易把富豪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他在那儿很NB地说他发财都是靠自己，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房地产商，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与权力合谋。尤其是土地，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前年登上榜首的黄光裕，他是家电零售业的；去年的张茵，造纸业，相对而言，公众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今年房地产商上升的太快了，这是今年富豪榜最明显的特征——“赚钱赚得不好意思”，这是什么样的境界？
南都周刊：10月10日，2007年“胡润百富榜”又发布了。榜上首富拥有13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去年首富的财富值是270亿，这个数字在今年甚至进不了前十。从这份榜单来看，富豪们的平均财富比去年增加了100%。财富的急剧增值，是不是也意味着新的财富分配正在展开，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唐钧：是的。但这次受到冲击最大的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相对贬值了。这样，贫富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南都周刊：10月8日晚，《福布斯》亚洲版发布“2007年中国40富豪榜”，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今年富豪榜上最风光的人物，40位最富之人中有15位是房地产开发商，位列前10名的富豪中则有6名富豪从事的是房地产业，引来网上舆论一片哗然。您怎么看这个财富榜体现出来的新特征?
唐钧：有从房地产商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今年赚钱都赚得不好意思了。今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异军突起，你有没有感到有与股市投机相似的地方，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房子还是这些房子，房价却被炒得翻了番。高耸如云的一栋栋大楼，它的作用已经不是买来住的，其实质已经异化，它与股票甚至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用来炒作和交易的经济符号而已，这就是泡沫。但是，真正有需要的人却买不起房，譬如老百姓孩子要结婚，或者遇上拆迁，必须买房子，而房价却高的使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房地产泡沫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地产商纷纷进入富豪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为了一套住房，不得不做“房奴”。再说，老百姓把钱都投到住房上，哪里还有余钱作其他消费，何况还有医疗和教育这两座大山。老百姓不消费，哪里来的市场？没有市场，哪里来的市场经济？我们老靠“外贸依存度”活下去？这只能说明中国在住房政策上存在巨大问题，而试图靠房地产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南都周刊：前几年还能买得起房的人现在完全买不起房了。这产生的心理落差可能会导致社会问题。大众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现在有句顺口溜在流传，房价太高，车价太贵，生活无味，只好颓废。
唐钧：一个社会的稳定需要一个庞大的积极向上的中产阶层，达到60%以上更好。我们现在说的是“中等收入阶层”，但是，不管一个社会贫穷还是富裕，从统计数字看，60%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永远存在的，这不能说明问题。中产阶层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起码要有一套还说得过去的房子吧。但是，如今在中国，尤其是年轻人，原来有可能奋斗几年买得起房的，现在却怎么努力也“高攀不上”了。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本来可以成为中产，安家立业再安居乐业的，现在却没有希望了。这一年中，广州的房价好像是翻了一番，至少是涨了80%吧。
还有股市，都表现出一种“疯狂”的劲头。股票原来应该和发行它的企业紧密联系的，企业发展得好股票就好。当然也包含了一定投机，往好里说，是经济预期，这种预期也还是应该与企业的发展相关。而现在股市则完全与发行它的企业无关，垃圾股一样也能被炒上去。刚才说了，现在盖房子不是为了住、为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了另一种股票。看看城里有多少房子晚上黑着灯，现在盖房子其实是在生产一种经济符号。
南都周刊：所以，学者孙立平在一次谈话中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不仅是贫富差距，而且是贫富差距已经固化为社会结构，且难于改变了。但是，怎么优化社会结构呢？
唐钧：为了社会长治久安，必然要培植中产阶层。就是要让大部分老百姓基本生活无后顾之忧，具体来说，就是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资产拥有权，社会领域中的这六项基本权利，大多数人应该是不愁的。现在离这个目标相差甚远。我们老讲平均收入，看看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是那个按经济收入将整个调查人群五等分后的统计数据，多少人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肯定是，“中偏下”群体也逃不了，中等收入群体还在平均线以下，到“中偏高”群体，居然也还有一部分在平均线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有65—70%的人口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下，而且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所以，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大部分老百姓感受不到。以前是工人、农民感受不到，现在是知识阶层也感受不到了。这样下去很麻烦，以前是经济增长给老百姓带来希望，勒紧裤带干，现在却发现裤带勒进肉里去了，解不开也松不了了。这样会使老百姓失望乃至绝望，所以分配问题再不解决就麻烦了。
中产阶层的好处是使从富人到穷人成为一个连续数列，各种收入水平都存在，这就缓冲了社会矛盾，富人和穷人都不会太凸显。另外，中产阶层的存在，是在告诉人们，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一步一步地向上流动。但是，说到底，还是要有资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嘛。香港回归之前，彭定康使房价涨得高高的，董特首后来把房价弄下来了，结果使一些人的房子成了“负资产”。现在很多人拿这个说事，说房价不能跌，要是跌了很多人会不满意。但是，我们能够让它这样永远涨下去吗？其实房价越涨，政府的威信就越被架起来，会不会有一天就架不住了呢。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的发生，房地产的泡沫都是个信号。我觉得如果现在采取措施，可能会伤一些人，但毕竟还不会太多，还可以通过政策来进行调整。但如果再等下去，被迫高价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再调整就更难了。但是，是泡沫就总有一天会爆炸的。
富豪的社会责任
南都周刊：公众除了对于富豪们的生活颇有兴趣地津津乐道，另外一方面，一种被视为“仇富”的情绪也在生长，近几年，关于警惕精英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的声音也一直在提醒我们，在这种氛围之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将会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化之中，这将使化解大众和精英的裂痕的努力显得越来越艰难。
唐钧：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富豪逐渐选择了理性：我之所以能积聚这么多财富，是社会给了我机会，因此我有责任回报社会。所谓的社会责任就是这么来的。而在中国，可能还是普遍认为我挣钱那是我的本事，而且大家都在宣扬这种本事。既然是我的本事我挣来的钱我怎么花就是我的事了，我的地盘我作主，而对社会责任这一块就考虑得比较少。无论在哪个社会，财富的积聚有个前提，就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否则财富积聚就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你发财后经常考虑要对社会负责任的话，社会本身就会善待你。而如果你认为钱都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么可能挣钱越多就越危险。
南都周刊：富人的社会责任感首先体现在公平地利用机会，有学者认为，如果失去这个前提，任何慈善行为都会显得更为可耻。中国富人的社会责任感，如今还只处于逐步放弃特权、放弃灰色交易的初级阶段。
唐钧：平心而论，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问题，但有的富人表现不好，而他们的表现又容易被社会心理放大，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实际上，最终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不清晰。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的发展轨迹，不是很明白，到具体政策的层面就更糊涂，决策者很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忽悠。一个英国来的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一些右翼的言论在欧美都站不住脚，但在中国反倒更有市场。其实房地产政策和住房政策是两回事。前者是经济政策，后者是社会政策。打个比方，比如吃饭吧，你可以在家里做，想吃好的再去外面吃，这些选择都应该存在。但在现在在住房问题上，就像是不准你在家里开伙，你只能去外面吃。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准确，我想要说明的是，从市场角度讲，房地产应该是满足高层次乃至商务活动的需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有个像样一点的窝。当然现在政策也开始调整，譬如重视保障性住房，这就是住房社会政策。但是，好像廉租房说得多，经济适用房说得少，力度还不够大。要记住，65—70%的老百姓的收入是在平均线以下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国家租房住的人多，是因为他们哪里流动性更大，今年在这里工作，明年却又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这样的话，他当然没有必要买房，而是租房住。中国的流动人口也会作这样的选择。但中国的城市人口却没有这么大的流动性，现在租房的价格与按揭差不离，理智的选择当然是买房。再说一遍，有没有自己的房产，对一个人的心理影响是颇大的。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的富人不善于行善。而在国外，如卡耐基所说，富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拿来行善。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这种价值判断的忠实履行者。这是文化上的中西差异，还是制度上的问题？
唐钧：我觉得应该都有涉及。但单纯看成文化差异是片面的，我觉得是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富豪还没有摆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说拥有财富的人可以对社会不负责任。
南都周刊：确实，中国本土的工商传统中，在早期的中国实业家中，财富不传子孙，而是致力于公益事业也曾是一种风气。晚清实业家张謇将他毕生办企业所得几乎都回馈于社会，陈嘉庚独资创办厦门大学直到财力耗尽，至今让人们铭记。
唐钧：对，古代的人，在外面做官或做生意有了点钱，就巴巴地回乡做善事，铺个路、修个桥的，这才是中国的传统。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一部分富豪的爆发户心理吧，以前的政策是不让人富，现在一下子富起来，就没有了参照系，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了。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比较混乱。当然，在制度层面也有缺陷。西方国家是先放手让每个人挣钱，你挣得越多越好，但政府要用税收的方法进行二次分配，你挣的越多，税就越多。我们知道，遗产税是非常高的，赠予税也很高，这样就有一定的限制了。而且政府征了税就用来搞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但中国在这方面还很不完善。
富豪们的社会形象
南都周刊：以前关于国外、境外富豪的简朴生活也广为流传，诸如李嘉诚带的是一个很便宜的手表，同样是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也受到尊重，何以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房地产商就遭遇骂声一片？
唐钧：有个笑话，说改革开放初期李嘉诚来内地办研讨会，他自己是潮州人喜欢喝粥，就天天请大家喝粥，搞得想来享享大富豪福的内地商人和专家学者很狼狈。香港富豪好像一直都很低调，很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现在有人说，西方有宗教信仰在约束人，不要以为欧美人都信基督教，据我所知，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仅仅把问题推到文化差异上是不对的。其实，中国文化本身是提倡节俭的，李嘉诚可能就是这样的典型。
有发了财的朋友告诉我，收入达到500万可能是个分水岭，再多，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也都一样。再要有怎么个玩法只能是炫耀式的消费。也有人说，我可见过有钱人怎么过日子，比如有的山西煤老板周末带几百万出来赌博，赌输了根本不当一回事。还有就是海吃海喝、再有就是吸毒、嫖娼什么的，这可能就是一部分富豪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对富豪不满可能也是这些方面来的。
南都周刊：相比比尔·盖茨等留给公众的好印象，纯真、孩子气的笑容、知识富豪的魅力，您觉得中国富豪总体上受到的非议较多，问题出在哪里？
唐钧：比较复杂。光是富豪自己，光是资本自己，他们的声誉还不可能毁到如此地步。老百姓更看不惯的是这里面有官商勾结的问题，有权力与资本合谋的问题。在美国，政府在很多时候是要限制微软的，反垄断。所以说，政府怎么对待富人也影响到很多人心中的富豪形象。现在大家很容易把富豪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他在那儿很NB地说他发财都是靠自己，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房地产商，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与权力合谋。尤其是土地，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前年登上榜首的黄光裕，他是家电零售业的；去年的张茵，造纸业，相对而言，公众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今年房地产商上升的太快了，这是今年富豪榜最明显的特征——“赚钱赚得不好意思”，这是什么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