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吃过晚饭，妻子匆忙在窗前的书桌上铺一块厚布，提起木炭烧着的熨斗，开始熨烫衣服（这是妻子从一家服装店要来的活路，熨烫一件衣服或一条裤子五角钱）。妻子安排我带孩子玩，说不要让孩子缠着她，她要趁来电正常时赶快熨烫，一会停电没有电灯照明，就看不清楚熨烫了。
于是我把穿着开裆裤、笑嘻嘻、刚满三周岁的儿子抱放在大床上，然后站在床边逗他玩耍。儿子一站到软绵绵、有弹性的席梦思床上，就立即兴高采烈地挥舞起一双小手蹦跳起来。儿子跳了一阵后，看样子有点累了，就一屁股坐在床上，要我给他讲平时我喜欢津津乐道、而他也特别爱听的北京趣味故事。
我正在思考，准备开讲，儿子突然问道：“爸爸，北京天安门高不高啊？”我笑着大声说：“太高了！”我没去过北京，只在电视和画报上看过天安门城楼，很宏伟的样子，因此就猜测它很高大。儿子又问：“爸爸，北京皇帝多不多啊？”我又笑着大声说：“北京是五百年的皇城，皇帝太多了！”儿子又问“北京房子多不多啊？”我立即说“太多了！”儿子又问“北京幼儿园多不多啊？”我没等儿子说完，就立即回答“太多了！”
儿子接着又问北京的西瓜、苹果、书店、公安局等等“多不多？”而我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太多了！”儿子和我一问一答，像比赛口技似的，儿子问得越来越快，我也回答得越来越快，几乎在儿子问话的同时，我就立即大声大笑着回答“太多了！”儿子显得特别高兴快活，他从床上爬起来，一边蹦跳一边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北京什么什么“多不多”的问题。问到后来，他就干脆把问话说完，立即手舞足蹈地和我一起回答“太多了！”问了好一会，儿子好像找不到要问的问题了，于是就四处张望家里的东西，看到什么，就自问自答起来，把问话和答话连着一起说，如“北京玩具太多了！”“北京沙发太多了！”“北京书架太多了！”“北京洗脸盆太多了！”“北京洗脚盆太多了！”“北京尿盆太多了！”等等，等等。问到最后——儿子突然来了一句“砸锅”的话——“北京老婆洗胯太多了！”
我“哗”地一声大笑出满眼的泪水，差点哽咽起来。我立即坐到床边上去，揪住儿子软软地掉在开裆裤下面的小麻雀，准备附和一句“北京小孩麻雀太多了！”可是话未出口，几乎与此同时，立即听到一声雷鸣般的叫喊——“你说哪样？是哪个教你的！”我转身一看，妻子把熨斗“啪”地一下搁在书桌上，狠狠瞪着儿子，脸上显出吃惊又愤怒的样子。儿子被吓得瘫坐在床上，我的笑声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妻子拉下脸，盘问儿子“是哪个教的？”儿子显得有些恐惧，哭丧着脸不说话。妻子在盘问的同时，不断斜着眼睛看我，似乎她以为是我教的，因此儿子才不敢坦白交代。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我就配合妻子一起审问儿子。我说：“小阿狗，妈妈又不打你，是哪个教的，你说出来就没事了，是人家教的人错嘛，又不是你错。”儿子终于坦白说，是和楼下的小朋友在院子里玩时，一个叫“王柱子”的大男孩说的。妻子追问是不是他“教说”的，儿子说“他没教，是他先讲，我们也跟着讲。”妻子继续盘问了许多细节，比如那个王柱子又是从哪儿学来的、一共讲了几句脏话，等等。儿子坐在床上呆呆地说：“他只讲‘老婆洗胯’这一句。”经过认真审问，事实终于被调查清楚——王柱子确实只讲了‘老婆洗胯’这一句，“北京”和“太多了”这两句词，是儿子在刚才讲话的兴奋情境中，随口加在“老婆洗胯”之前和之后的。
妻子审查完儿子之后，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开始教训起我来：“书呆子，古代的读书人是咋个讲的，不是说‘子不教，父之过’吗。你不仅不以身作则，好好教育孩子，你还大笑，还欣赏他！你给我好好记住，不能让孩子学你小时候，在农村当小流氓的那个样子！”
我立即说“是，是，是！一定，一定！”然后我说这其实是儿子聪明、幽默的表现，他能连想着说话，语言丰富。不过是偶尔说漏嘴罢了，也不是什么大错，只是我不应该长呼呼地引导他那样说话，说得他没话说了，才说出那样的话来。妻子没说什么，继续干活去了，她是个气得快也消得快的人。
在管理家务和教育孩子方面，我很佩服妻子，她就像法官一样，总能把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调查得清清楚楚，然后做出正确合理的判决。
接受妻子的教训和一天的反思之后，我慢慢发现，城里人和农村人教育孩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有好多话，在城里不能自由地讲，尽管那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今晚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些不能随便乱讲的话，算是一个警示录，要时刻提醒自己：只要在城里生活，就绝对不能乱说，要下决心做一个讲话干净的“文明人”。
我到县城工作有四年多了，已经整整三十一岁，就是改不掉那种在乡下“乱讲话”尤其讲“脏话”的习惯，主要问题是不能很好地鉴别乡下“自由语言”中的“脏话”。感觉辨别文明与非文明语言的难度很大，比如说“洗脸”与“洗胯”这两个词，为什么前者与后者相比，前者是文明用语；而后者与前者比较，后者却是“脏话”啊！难道城里人不“洗胯”吗？为什么用一个简洁明了、朴实无华的词语——来描述一种讲究卫生的良好行为——却是“脏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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