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盛产笑话的国度，国人不但爱听笑话，而且还不失时机地创造一些笑话。但在下面这则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笑话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
这是京城一家大医院里广为传播的笑话。这家医院的张大夫在日本留学时发现，日本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那可是真正做到了视患者为衣食父母。表现之一是，大夫在手术前，都要先给患者鞠躬，手术结束，还要向患者的家属鞠躬。还有，日本医学院校的师生，在解剖课上，对遗体进行解剖之前，居然要向遗体鞠躬，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年轻的张大夫不仅把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带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他们的礼仪。他在做归国后的第一次手术时，患者被推进了手术室，张大夫在手术前恭恭敬敬地向患者鞠了一躬，一边说：“谢谢您对我的支持，谢谢啦！”患者和一旁的同事全被吓了一跳。手术结束，张大夫又向患者的家属鞠了一躬，边鞠躬边说：“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谢谢啦！”家属同样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被吓了一跳。回到科室，大夫、护士们就开始批评他，说：“你不要再闹笑话了，这里不是日本，你已经回国了，你那一套不符合国情。不但患者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张大夫显得非常痛苦，可还是按照同事的要求把他在日本学到的那套礼仪改掉了（《报刊文摘》2003.5.14）。
日本医生的礼仪文明在我们中国竟成了笑话。尽管这里面有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但是，在手术前医生用自己的真诚有礼表达对患者的感激之情，患者在医生的这股温暖真情里一定会信受感动，这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交流，对医生是一种鞭策，对患者疾病的治疗更是大有裨益。难道，这可笑吗？当然，在中国，医生们已经习惯了患者红包的有礼，把救死扶伤当作了对患者的恩赐，不颐指气使已够客气的了，那还用得着对患者低三下四地表示有礼。在患者一方，他们对医生的冷脸相向已经麻木，奉承巴结唯恐不及，哪敢奢望医生对他们彬彬有礼呀。这可能就是张大夫的礼仪文明被当作笑话的深层原因吧。不过，透过这个笑话，我却感到了一种深沉的悲哀。
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曾慨叹过，“可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我们引进了不少有生命力的外国事物，这些外国事物“失了颜色”不说，有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真正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了。
有感于科举八股式的应试教育，既浪费生命又扼杀人才，我们引进了素质教育。尽管素质教育实施了这么多年，口号喊得铄古震今，成绩在各色媒体上也好得喜人，但真正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像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一样说出真相，他们不想做一个“傻孩子”。时下，不少学校是在挂素质教育的“羊头”卖应试教育的“狗肉”。表面上看，素质教育的各门课程一门不拉，领导来检查时也能实施得热火朝天，课堂上教师也由原来的“满堂灌”变为“满堂问”，特别是多媒体教学流行后，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听音乐、看画面，花拳绣腿耍个不停，真个是素质教育形势一派大好！在这其中，教师可有为素质教育而“终身学习”获得的渊博学识？可有关注生命尊重个性的人文情怀？我倒是不止一次地听一些教育人士说，应试教育属于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连应试教育都搞不好，又何谈素质教育。这一番话正是对时下素质教育所做的最好注释。去年，一个只有本科学历的叫田中耕一的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许是受此启发，或许是该大学的教授、博导不比牛津、剑桥少，北京某著名高校的一位专家底气十足地（也可能是谦虚地）对媒体宣称：该校有望在30年内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想请教该专家，你的推断凭什么？就凭中国现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素质教育，能行吗？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开始出现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凭借手中的选票像西方人一样，选出自己中意的政府官员。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人们终于可以施行自己的选举权利了。但不幸得很，目前基层民主选举中却出现了一股“黑金现象”。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贿选案件最初开始于90年代中期，起初只在一些乡镇换届选举基层官员时露面。2000年以来，贿选逐步升级，迅速进入县和地级市这个层面，一些人大代表变成了“曹锟贿选”时的“猪仔议员”。山西吉县原副县长姜建仲为了竞选县长，向人大代表每人行贿500元，其中有一人拒收，还有一人在案件调查前将钱退出，也就是说，40名人大代表中，竟然有38人接受了贿赂。这些“猪仔议员”只会用那“庄严的一票”换取些蝇头微利，连自己都监督不了的人，还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他们有这个能力吗？素质高的人大代表只用区区500元就能搞掂，纯朴善良的普通百姓更容易对付。湖北黄石市有个“买票村长”詹炎青，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前两次选举都没有获得过半票数，第三次选举前，他委托朋友以20至50元的价格从选民手中买了30张左右的选票，并四处摆酒请客，终于以勉强过半的票数当选为村长。神圣的选举变成了钱票交易，我们这个社会可供交易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们除了指责“猪仔议员”和选民见利忘义外，又能说什么呢？
西方社会有一个好的经验，那就是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社会与时代可能发生的错误、黑暗与罪恶，当中国吸取了这个好的经验后，舆论监督却可怜巴巴地四处碰壁。神通广大的公仆对付舆论监督的手法通常有以下两种：一、在权力范围内，就打压结合。安徽涡阳县花沟镇青年农民孙子超写了一篇不足300字的问题报道，题为《花沟镇农民盼望广播响》，发表后，惹怒了镇党委书记陈晓明，认为“给全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于是，对孙先辱骂，后毒打，直打得他双眼几近失明。可怜这位“秀才”后来见了记者放声大哭，说再也不敢写这样的报道了（《报刊文摘》2000.10.16）。二、在无法打压之时，就狗急跳墙掩耳盗铃。山东省委党校教授朱兰芝，痛感于不少地方（当然包括其家乡昌邑市）的腐败，写了一部揭露官场丑恶、反映农民疾苦的长篇小说《寒风竹》，出版后惹恼了家乡的“父母官”，他们主动“对号入座”，一方面，以侵犯名誉权为名将作者告上法庭；另一方面，在昌邑查禁此书，还将一位卖《寒风竹》的书贩拘留了15天。然而，越禁人们越想买，以致此书在昌邑一时洛阳纸贵，最高炒到80元一本（《南方周未》1999.7.30）。有良知的人还想用舆论维护社会正义，可周厉王似的公仆却认为那破坏了他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是管压，就是告上法庭，谁还有胆量敢去监督人家呢？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敢对居住地的社会现实施以舆论监督的人是很少的。
够了，还说什么呢？就连我在这“黑色染缸”里也快失去了自己的“颜色”，说这些话只不过是使自己的“颜色”能再苟延残喘些时日罢了。
不过，我仍然希望改革之剑能打破中国的“黑色染缸”，让外来事物不要成为笑话，使它们能够真正造福于中华民族。倘能如此，我愿足矣！
这是京城一家大医院里广为传播的笑话。这家医院的张大夫在日本留学时发现，日本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那可是真正做到了视患者为衣食父母。表现之一是，大夫在手术前，都要先给患者鞠躬，手术结束，还要向患者的家属鞠躬。还有，日本医学院校的师生，在解剖课上，对遗体进行解剖之前，居然要向遗体鞠躬，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年轻的张大夫不仅把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带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他们的礼仪。他在做归国后的第一次手术时，患者被推进了手术室，张大夫在手术前恭恭敬敬地向患者鞠了一躬，一边说：“谢谢您对我的支持，谢谢啦！”患者和一旁的同事全被吓了一跳。手术结束，张大夫又向患者的家属鞠了一躬，边鞠躬边说：“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谢谢啦！”家属同样没有一点心理准备，被吓了一跳。回到科室，大夫、护士们就开始批评他，说：“你不要再闹笑话了，这里不是日本，你已经回国了，你那一套不符合国情。不但患者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张大夫显得非常痛苦，可还是按照同事的要求把他在日本学到的那套礼仪改掉了（《报刊文摘》2003.5.14）。
日本医生的礼仪文明在我们中国竟成了笑话。尽管这里面有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但是，在手术前医生用自己的真诚有礼表达对患者的感激之情，患者在医生的这股温暖真情里一定会信受感动，这种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交流，对医生是一种鞭策，对患者疾病的治疗更是大有裨益。难道，这可笑吗？当然，在中国，医生们已经习惯了患者红包的有礼，把救死扶伤当作了对患者的恩赐，不颐指气使已够客气的了，那还用得着对患者低三下四地表示有礼。在患者一方，他们对医生的冷脸相向已经麻木，奉承巴结唯恐不及，哪敢奢望医生对他们彬彬有礼呀。这可能就是张大夫的礼仪文明被当作笑话的深层原因吧。不过，透过这个笑话，我却感到了一种深沉的悲哀。
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曾慨叹过，“可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我们引进了不少有生命力的外国事物，这些外国事物“失了颜色”不说，有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真正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了。
有感于科举八股式的应试教育，既浪费生命又扼杀人才，我们引进了素质教育。尽管素质教育实施了这么多年，口号喊得铄古震今，成绩在各色媒体上也好得喜人，但真正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愿像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一样说出真相，他们不想做一个“傻孩子”。时下，不少学校是在挂素质教育的“羊头”卖应试教育的“狗肉”。表面上看，素质教育的各门课程一门不拉，领导来检查时也能实施得热火朝天，课堂上教师也由原来的“满堂灌”变为“满堂问”，特别是多媒体教学流行后，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听音乐、看画面，花拳绣腿耍个不停，真个是素质教育形势一派大好！在这其中，教师可有为素质教育而“终身学习”获得的渊博学识？可有关注生命尊重个性的人文情怀？我倒是不止一次地听一些教育人士说，应试教育属于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连应试教育都搞不好，又何谈素质教育。这一番话正是对时下素质教育所做的最好注释。去年，一个只有本科学历的叫田中耕一的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许是受此启发，或许是该大学的教授、博导不比牛津、剑桥少，北京某著名高校的一位专家底气十足地（也可能是谦虚地）对媒体宣称：该校有望在30年内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想请教该专家，你的推断凭什么？就凭中国现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素质教育，能行吗？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开始出现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凭借手中的选票像西方人一样，选出自己中意的政府官员。这本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人们终于可以施行自己的选举权利了。但不幸得很，目前基层民主选举中却出现了一股“黑金现象”。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贿选案件最初开始于90年代中期，起初只在一些乡镇换届选举基层官员时露面。2000年以来，贿选逐步升级，迅速进入县和地级市这个层面，一些人大代表变成了“曹锟贿选”时的“猪仔议员”。山西吉县原副县长姜建仲为了竞选县长，向人大代表每人行贿500元，其中有一人拒收，还有一人在案件调查前将钱退出，也就是说，40名人大代表中，竟然有38人接受了贿赂。这些“猪仔议员”只会用那“庄严的一票”换取些蝇头微利，连自己都监督不了的人，还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他们有这个能力吗？素质高的人大代表只用区区500元就能搞掂，纯朴善良的普通百姓更容易对付。湖北黄石市有个“买票村长”詹炎青，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前两次选举都没有获得过半票数，第三次选举前，他委托朋友以20至50元的价格从选民手中买了30张左右的选票，并四处摆酒请客，终于以勉强过半的票数当选为村长。神圣的选举变成了钱票交易，我们这个社会可供交易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们除了指责“猪仔议员”和选民见利忘义外，又能说什么呢？
西方社会有一个好的经验，那就是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社会与时代可能发生的错误、黑暗与罪恶，当中国吸取了这个好的经验后，舆论监督却可怜巴巴地四处碰壁。神通广大的公仆对付舆论监督的手法通常有以下两种：一、在权力范围内，就打压结合。安徽涡阳县花沟镇青年农民孙子超写了一篇不足300字的问题报道，题为《花沟镇农民盼望广播响》，发表后，惹怒了镇党委书记陈晓明，认为“给全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于是，对孙先辱骂，后毒打，直打得他双眼几近失明。可怜这位“秀才”后来见了记者放声大哭，说再也不敢写这样的报道了（《报刊文摘》2000.10.16）。二、在无法打压之时，就狗急跳墙掩耳盗铃。山东省委党校教授朱兰芝，痛感于不少地方（当然包括其家乡昌邑市）的腐败，写了一部揭露官场丑恶、反映农民疾苦的长篇小说《寒风竹》，出版后惹恼了家乡的“父母官”，他们主动“对号入座”，一方面，以侵犯名誉权为名将作者告上法庭；另一方面，在昌邑查禁此书，还将一位卖《寒风竹》的书贩拘留了15天。然而，越禁人们越想买，以致此书在昌邑一时洛阳纸贵，最高炒到80元一本（《南方周未》1999.7.30）。有良知的人还想用舆论维护社会正义，可周厉王似的公仆却认为那破坏了他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是管压，就是告上法庭，谁还有胆量敢去监督人家呢？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敢对居住地的社会现实施以舆论监督的人是很少的。
够了，还说什么呢？就连我在这“黑色染缸”里也快失去了自己的“颜色”，说这些话只不过是使自己的“颜色”能再苟延残喘些时日罢了。
不过，我仍然希望改革之剑能打破中国的“黑色染缸”，让外来事物不要成为笑话，使它们能够真正造福于中华民族。倘能如此，我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