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据录音整理 （凤凰周刊记者 周季钢）
阿拉善文化网站长 那顺：
最重要的问题是，移民的安置问题，这是一个迁入区和迁出区的问题。
牧民本身是影响这个问题的最大因素。牧民本身是放牧的，蒙古族自古以来就认为，自己的这种游牧的生产方式，比种田要好。在蒙古族的一些心里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宁愿饿死也不肯种田，这是一个民族观念上、文化价值体系里存在的问题。
另一问题是的迁入区，以前主要集中在绿洲附近，近年以来政府作了一些调整，主要考虑朝城镇集中。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还曝光过在阿拉善右旗的半滩井人口过度集中之后，人为的扩大开发，造成严重沙化的事件。之前的半滩井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就住着几户人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来，牧民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周围的环境也清新宜人。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孪井滩，目前是阿拉善盟较大的开发区。孪井滩从宁夏黄河处，用10个泵泵到栾井滩，进行田耕作业。一个大的背景是，早在10年之前，阿拉善在提出了“转移战略”，这是阿拉善盟最早接收转移贫困户的地方。
当时的转移战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提出《转移战略论》的呢？据了解，当时领导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找了几个专家就阿拉善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是，专家并不了解阿拉善本地的情况，最终的结果是酝酿出台了对阿拉善社会影响深远的“转移战略”理论，内蒙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正式出版《转移战略论》。
该政策的核心是，“适度收缩、相对集中、转移发展”，即“人口向资源富集区转移，工作重点向城镇经济转移，主攻方向向非国有经济转移”。从阿拉善北部强制性的转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还在锡林郭勒苏木发生死人事件。汉族和蒙古族比较，汉族更为依恋故土，蒙古族四处流浪。死者就是一个汉族老人，因为不愿外迁，在自家上吊。这种事情在中国并不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各地大肆拆迁，死人事件时有发生。
但是，当大量的移民朝孪井滩绿洲（阿拉善南部）迁徙之后，尴尬的事发生了：政府要求牧民种田，首先要教会牧民种田。对于一辈子游牧的蒙古族牧民而言，学会种田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绿洲附近的土壤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肥沃，只是有些水而已。
前几年开始，黄河水实施定量配置，导致水价的提高，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搞了其它副业的地区以外，大部分地方的人们仍旧过着贫苦的生活。那顺曾于2005年去栾井滩开发区考察，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带领下，看到了一幅“美妙”的草原美景：转业的牧民在自家配上了电脑。
实际上，在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周围，生存着数目庞大的贫苦人家。在草原种植庄稼，一来产量低，二来中国的粮食本身就不值钱，“农民”生产的粮食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局面，价格畸低。那顺在当地看见，“农民”种出来的玉米茎秆很低，约在50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又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有的就整天在城镇周围闲逛。
如今来看，如此“移民战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们因为文化的因素，本身就可能无法接受。其次，绿洲的本身容纳量很低。一开始，政府设计的是5万人集中在孪井滩，而如今恐怕1万人都无法承载。
2006年初，阿拉善对“转移战略”进行了修正，由“向绿洲集中”转向“向城镇集中”。
那顺认为，在阿拉善地区就不存在真正的“城”，阿拉善盟所在地——巴彦浩特也仅仅是一个“镇”，固定居住人口仅6万多人。巴彦浩特是一个特例，也许在全中国，地区政府所在地仅有巴彦浩特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镇。
人口转移的另一个目标是阿拉善左旗吉兰太镇和乌斯太镇。其中，乌斯太成为国家环保局和土地部门重点监控的地区，该地区污染十分严重，一进入工业园区，氯气的气味极浓。
乌斯太开发区原本是一个嘎查的所在地，嘎查被圈占之后，每
用GOOGLE检索“生态难民”这一词汇，与其相关联的主要有三江源、阿拉善以及民勤县。根据《南风窗》新近对潘岳的专访中显示，中国将有1.5亿人沦为生态难民。
更为严重的是，在新的移民区周围，大量开发的金矿、铁矿。如果说大量人口朝绿洲聚集造成了对生态的破坏，伴随着人口的外迁和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得到恢复，但随着工业的进入，其可能导致环境遭到永久性破坏。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旗沿途的600多公里的路程中，在公路沿途几乎荒芜一片，全为戈壁和沙漠。从2004年开始，那顺发现如今各种矿场密布。
据了解，阿拉善全旗基本形成了以煤炭采掘加工为主的煤炭工业；以盐硝开采转化为主的盐化工业；以石膏、石灰岩开采加工为主的建材工业；以驼绒制品的和手工地毯为主的轻纺工业；以苁蓉、锁阳为原料的酿造业及药品加工业。全国第一个机械化湖盐场“吉兰泰盐化集团”、内蒙古重点化工企业“吉兰泰碱厂”、优质“太西煤”出口基地、全区探明储量最大的“珠拉金矿”均在阿拉善旗境内。
各种矿石散落在戈壁和草场之上，甚至包括国家生态保护基地的贺兰山脚下，也堆放着各种矿石。其中贺兰山对于阿拉善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屏障的问题，而且阿拉善盟所在地巴彦浩特的饮用水均来自贺兰山，巴彦浩特将来要发展，则要仰仗贺兰山的泉水。甚至包括腾格里沙漠大大小小400多个湖泊中的水，在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专家的研究中表明，均是来自贺兰山。
巴彦浩特居民从来就不曾大肆的用过水。据那顺透露，他居住在一栋楼房的4楼，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可以源源不断的正常的使用自来水。夏日的白天是没有水的，只有晚上十一二点之后才有一些水。
那顺认为，阿拉善在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路子不太对。”
导致阿拉善生态恶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人口的集中和过快的增长，导致生态的超载。而这背后的原因，那顺认为是土地联产承包制实施造成的。在中国内地，承包责任制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但把这种承包制直接转嫁给牧区，其效果还值得探究。很多人在对牧区生态恶化进行研究时，片面地强调草原的超载、牲畜的增多，而忽视了导致这种超载、牲畜增多的制度上的原因。
那顺认为，在过去实行的集体所有制背景下，对于牧民个人而言，可能缺乏生产积极性，但好的一方面却更容易让牧民“知足”；但对于牧区而言，一个集体所拥有的草场面积和牲畜数量是相对固定的，羊倌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逐草而居，“夏天在东北区域放牧，冬天在西南区域放牧，四处游走，让草场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但是实施草场承包之后，原本相对广袤的草原被人为的分割成数块，羊也被平均分配到牧民手中。这就造成羊只能在这一块固定的区域放牧，无论春夏秋冬，羊只能在这一片固定的区域游牧，使得草场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牧民开始无休止的增加牲畜量，从而加大了草场的承载量，从而对草场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草原是否应该实施承包责任制？在承包制在中国实施20多年后，在学界有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名为刘书润的专家、内蒙古著名草原专
20多年的发展，物种也随着经济被无情的选择。在阿拉善地区，羊的价值远远大于马和骆驼，昔日的骆驼之乡，骆驼的数量由20万头锐减至5万多头。阿拉善曾是中国骆驼最多的地方。当地人不喜欢吃骆驼肉，骆驼肉在内地更没有市场。骆驼经济价值低，使得牧民不愿意养殖骆驼，导致阿拉善人赖以骄傲的骆驼文化面临危机。一个名为“阿拉善骆驼保护协会”的组织于今年成立。
近些年来，阿拉善开发出了“驼掌”等产品，远销上海等地，才使骆驼市场得以回升。与骆驼相比，牧民更愿意养殖经济价值高的山羊。但大量养殖山羊就是的新的问题出现，当春天草原的草刚刚长起来的时候，山羊的蹄子可以将草根都掀起来，然后连草根一块吃掉。
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做法是：首先把牧民迁出牧区。然后在脆弱的绿洲附近实施农业开发。
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搞了20多年，要改变这种制度已经不可能。从朱镕基政府以来，朱镕基提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阿拉善地区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战略。大量牧民被转移出来之后，基本生产资料丧失，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实施转移战略，朝绿洲集中。阿拉善右旗曾因破坏草场种植树木被中央电视台曝光，涉及土地2000多亩（官方数据，实际为5000多亩）。随后再次提出，实施朝城镇集中的战略。“过去是把牧民变成农民，后来觉得不对，现在又把农牧民变成城镇居民。”原先的牧区全面禁牧，政府每个月补助移民300-500元。这样的收入在西部其他城市不算太低，但在阿拉善生活却不见得好。在巴彦浩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蔬菜市场走一圈，你会发现这个小城镇的生活消费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其中羊肉的价格在9元/斤左右，在额济纳旗则达到十几元一斤。阿拉善人最喜欢吃的黄瓜和豆角，在夏天高产期都已经超过2元/斤。阿拉善吃的蔬菜大部分来自西安、兰州和银川，运输成本过高导致蔬菜价格居高不下。
按照惯常逻辑，阿拉善的羊肉应该很便宜，但事实并非如此。牧民只管放羊卖羊毛，待到天旱之年才集中卖羊，在雨水好的年份，没有牧民愿意卖羊。所以导致羊肉市场紧缺，价格走高。
转移到城镇的居民未来的出路依然堪忧，政府不可能一辈子把居民给养活起来，而且300-500元/月的补贴，不可能把一个人养活的好。在阿拉善新建的好点的小区中，房价飙升到1800元/平方米，最低的房价都达到了1400，“这样的价格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不足为奇，但在别的没有、土地广袤的阿拉善来说，买个房子，对于居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2006年1至9月全盟农牧业产值增加值实现3．3亿元，近5．5万农牧民人均收入现金6000多元，与去年同比分别增长了12％和25．3％。全盟转移搬迁边远牧民和贫困牧民3200多户、1．3万人。今年新撤并一批边远苏木乡镇，迁移牧民800多户3000多人。建设一新的孪井滩农业开发区成了欣欣向荣牧民新家园：累计接受移民1599户、5456人，他们由迁移前年收入不足300元增加到3000元以上。
根据统计口径的不同，那顺并不认同官方公布的数据。那顺估计，在阿拉善人均月收入能达到1500元，仅仅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在保护环境方面，政府的一些做法也是不科学的。譬如绿化世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目前绿化得最好是沙坡头（音），从1960年代开始绿化，目前已经看不出这儿曾经是沙漠，其土壤已经变成肥沃的黑色。在阿拉善，最危险也是搞得最早的就是腰坝，这是最早的农耕作业区。腰坝的农耕历史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腰坝离沙漠最近处仅
譬如贺兰山，它和所有的山脉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山的阳面长着草树，而贺兰山的植被则长在阴面。就此问题，那顺请教过中科院的，专家认为这个腾格里沙漠有关。
关于NGO的情况：由于网站的原因，那顺曾和SEE北京方面的管理人员浪淘沙（笔名）（目前在韩国，）接触过，此人后来去了韩国。那顺问，SEE号称百家企业捐资成立，宣称拯救阿拉善环境，全国轰动。那顺问，首先，你们有没有“洗钱”的行为？其次，一旦将来你们内部出现矛盾，或者协会背后的母公司经营不善，你们协会会不会搞一些商业化的活动？浪淘沙表示，这有可能的。
那顺认为，目前的月亮湖可以看出NGO商业化的痕迹。
在SEE的启发之下，阿拉善还成立绿色长城协会、骆驼保护协会、居延文化研究会等等NGO组织。其中绿色长城的负责人叫巴特尔，以前是澳援办的员工。澳援办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援助项目的管理机构，来阿拉善展开了太阳灶（用一块凹板贴上反光纸）、沼气池等等项目，而在10多年前，阿拉善曾一度搞过。澳援办的思路依然是“承包”一个嘎查，把他绿化起来，最终依然没有成功。
包括绿色长城在内，一位熟悉其运作的人透露，绿色长城的成立，说白了就是想赚点钱。有了协会的招牌，就可以指望某个企业或者联合国某个组织的资金的投入。
譬如居延文化协会一位理事透露，该协会研究的内容为考古，而他本身对考古一窍不通，给他一个瓦罐都不知道何年何月，更谈不上考古。
这些不务正业的NGO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阿拉善出了名，出了恶名。在当地有这样一个笑话，阿拉善起了沙尘暴，塑料袋飞到了北京，扣在了北京某官员的头上，该官员拿起袋子一看，上面写着阿拉善左旗一个酒厂的名字。
在那顺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沙尘暴在阿拉善只有一次，发生在
过去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把没有的说成有。当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官员中流传，朱镕基到内蒙考察，并带上了一大笔项目资金。内蒙当地官员说形势一片大好。需要指出的是，在文革期间，朱镕基曾被下放到内蒙锡林郭勒，对内蒙的情况了如指掌。听到当地官员的说法，一气之下一分钱也没有给内蒙。
慢慢的，在阿拉善形成一股恶习，地方政府尽可能的把不好的情况都说出去，把没有的坏现象说成有，以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只要能把钱搞到手就行。但缺乏长期的规划。
目前阿拉善左旗的所有规划都是请的来自北京、呼和浩特的专家来做的，不是当地人，不会真正的从当地人的角度来考虑。把巴彦浩特说成一个工业重镇云云，事实上，在巴彦浩特看不到太多工业社会的影子。种种迹象表明，阿拉善正走向城市化、工业化。从城市化的角度来讲，阿拉善的城市化程度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由于人口少，一集中，乡下就没有几个人。但那顺并不认为这是城镇化，这和农村没有本质区别。城市化应该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各种服务、设施都应该配备齐全，而这一切在阿拉善是没有的。更为重要的，把农民变成市民，就业率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标准，而在阿拉善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在阿拉善，一度著名的工业包括毛纺厂（现在已经倒闭），酒厂、奇石厂。
历史上有记载的是，从霍去病屯边开始，随后有了西夏的黑城。
真正的阿拉善文化有300年的历史。当时有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先后来到阿拉善，向朝廷汇报，希望在阿拉善生存下去。在左旗是阿拉善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儿子阿宝为平定青海一带的叛乱立下大功，清政府下嫁给阿宝以和硕公主。清朝还有一种公主，名为和硕公主。阿拉善历史上迎娶了23个公主，大多为和硕公主。当时第一任和硕公主叫“陶可心”（音），蒙语意为很厉害的人，汉语意为丹脸公主，在这个时候驸马阿宝被清政府封王。
在历史行政区划上，阿拉善作为中央直辖旗存在，由蒙藏委员会直接管辖。
在如此情况下，形成了独特的阿拉善文化，和内蒙东部的其他蒙古文化相比，颇具特色，更为温和，蒙古族的骁悍莽撞的个性要少一些。这和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的融合分不开。历代阿拉善王爷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比在阿拉善居住的时间还要多，在北京什刹海如今还保存着阿拉善王爷府。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是，山西商人对阿拉善的影响，当时有很多山西的商号在阿拉善，包括乔家大院所描述的乔致庸在阿拉善也有商号。
就宗教而言，在阿拉善，不仅有蒙古族，还有汉族和回族；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还有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的蒙古族、汉族和回族。在阿拉善有叫“缠头回回”一说，指的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
谈论阿拉善文明的问题，一方面是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宗教的问题。
文化一词，按照汉语的理解，应该是人化的东西。文化应该指的是，自然界和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结合，在这种环境下逐步形成的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习俗、人际的关系、心理的状态、艺术的表现等等。重要的参数是，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信仰体系。
而这一切，正在阿拉善慢慢消失。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阿拉善固有的骆驼文化体系，骆驼的放养、骆驼的骑射、骆驼的饲养、骆驼的工艺品是别处没有的，是阿拉善所特有的。
城市化的结果是。或许从某一个特定的人来说，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的改善、信息的畅通是必然的，但从保护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也就成了文化的衰落的一个过程。对于一个总人口仅为18万的地区来说，只要中央财政每年能投入几十亿并保证水源，完全城市化易如反掌。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阿拉善文化毕竟存在了300多年，阿拉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文化的保护研究是不到位的。
宗教的问题：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在五世达赖圆寂15年之后，由清政府以金瓶掣签的形式，认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转世灵童。仓央嘉措不仅为宗教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而且对阿拉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仓央嘉措保留下来的情诗很多。仓央嘉措，原名洛桑仁钦仓央嘉措，原籍西藏南部门隅地区。父名扎西丹增，出身于宁玛派咒师世家。仓央嘉措生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被第思·桑结嘉措选为五世达赖灵童后，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藏历九月从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受戒，同年十月于布达拉宫行坐床礼。拉藏汗灭桑结嘉措后，仓央嘉措旋遭废黜，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解送北京。按官方资料记载，于同年十一月北上途中殁于青海湖附近公噶瑙尔。《仓央嘉措情歌》（拉萨版木刻本）原书集诗六十二首。有的版本有诗六十九首。另有民间流传的六世达赖喇嘛情歌，达到三百多首。
另一种说法是，仓央嘉措历经辗转来到了阿拉善。
阿拉善，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生活了30年。从1716年至1746年，他在阿拉善的土地上传播宗喀巴的喇嘛教，受到了阿拉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德顶葛根”是阿拉善人民对他的尊称，意为“最高贵的活佛”。
有史料记载，1716年春，从西藏的米如西德寺前往青海，随从人员有贡卜劳迦等17人。当年秋天到达青海，在青海待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去过广惠寺(西宁以北)，返回西宁后，将贡卜劳迦等几个不能前往的随从人员打发回拉萨，自己带了11个徒弟，从西宁起程前往阿拉善。有的资料中则说是“从广惠寺起程前往阿拉善”的。《仓央嘉措传》中说“从西宁直奔阿拉善”。
六世达赖喇嘛师徒一行12人，于1716年8月到达朝呼尔陶鲁盖。从朝呼尔陶鲁盖顺大路往东走
在阿拉善，藏传佛教氛围比较浓厚。
文革的时候，仓央嘉措的肉身被红卫兵毁于南寺。如今，老人们依然能回忆，1968年（？），当时仓央嘉措的肉身保存得很完整。红卫兵用刀将仓央嘉措的肉身劈成几块，并命令喇嘛焚烧。一个老喇嘛偷偷的将仓央嘉措的部分骨头留下，并埋藏于寺内，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舍利子。
在那顺看来，这是对阿拉善宗教最大的破坏。假设仓央嘉措的法体不被破坏，阿拉善的宗教信仰体系将得以加固，阿拉善的旅游经济将取得长足发展。
无论仓央嘉措的传说是否真实，但依然收到了阿宝亲王的重视，并于巴彦浩特南部修建了召化寺，把仓央嘉措的徒弟阿旺多尔济封为封为活佛，也就是第思·桑结嘉的转世。
仓央嘉措到了阿拉善之后，亲王对他特别崇拜。强化了阿拉善的宗教信仰（这一部分听不太懂），所以现在农牧民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很多。
现在的问题是，寺庙变成了旅游区。寺庙被围封起来，其他地方进不去，只能从大门进入。信徒是去磕头的，当地人没有隔三差五就去旅游区游玩，但是一进去就50元，对此信徒和喇嘛颇有意见。钱被旅游公司赚取了，寺庙并不赚钱。
一开始门票是25元，旅游公司一分不给寺庙。后来随着寺庙的一再争取，最后协商为25元中寺庙抽成5元。25元的支出对于牧民而言并不是一小数目，藏传佛教中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很多信徒家里人有病灾，都会去寺庙求佛，长此以往将是无法承担的赘负。后来一再争取，信徒进庙还是要掏25元，入庙之后，由寺庙认可并盖章证明其为信徒，这25元再由旅游公司退还。
活佛贾拉森最担心的则是，寺庙后继无人，没人去这儿当小喇嘛。这对于阿拉善的藏传佛教而言，无疑是致命。据那顺透露，现在南寺中会念经的喇嘛年纪最小的都50多岁，大部分都是六七岁的老喇嘛。一旦这些喇嘛圆寂了，会念经的喇嘛都没有了，寺庙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其中，史玉柱对南寺的贡献极大。南寺旅游区是阿拉善盟龙头旅游区，也是阿左旗全力打造出的精品旅游区。广宗寺位于贺兰山巴音笋布尔峰脚下的群山怀抱之中，于清乾隆年间（1756)建成。当时有15座庙宇，2819间僧舍，占地约40万平方米。密宗僧院即为广宗寺建筑群中的庙宇之一。因其供奉千佛加之殿宇巍峨宏大，深受广大僧人信教者敬仰，其香火之盛，长达百余年，后兵祸战乱，毁于清同治年间。
史玉柱投资168万元，于2004年7月依乾隆年间密宗僧院旧貌，重修该殿，并于2005年10月8日落成开光，历时15个月。新殿宝相庄严，千佛重现，成为广宗寺一大盛事。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阿拉善北寺，后继无人。
那顺将这归结过渡商业化导致的后果。2004年，那顺曾有一个课题——南寺旅游区文化的开发。那顺指出，无论这个旅游区赚钱与否，其存在则是以寺庙的名义；旅游景点，一定要让游客了解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砖砌的蒙古包不代表草原文化。譬如进入蒙古包，从哪个方位掀开帘子，应该坐在哪个位置，都是有讲究的，都是按天干地支进行的，这都是一种文化。但旅游景点则忽略了这些细节，把阿拉善文化给格式化了。
阿拉善历史上有8首歌，是王爷在主持规格很高的典礼上才会唱的8首歌，一般人不允许唱的。据传，一首歌不重复可以唱上三天三夜。类似这样歌曲，在阿拉善已经面临失传的危险，被纳入了内蒙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了。
如今的导游也对佛教文化理解甚少。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南寺有棵鸵鸟松，其名字的来历为阿拉善文联副主席张继炼的一篇散文，曾提及这棵松树形如鸵鸟，随后竟然成为此松之姓名。那顺认为，“鸵鸟”二字跟阿拉善没有关系，跟宗教文化也毫不相干，阿拉善就没有鸵鸟。随后在那顺查阅大量佛经之后发现，在佛经中曾记载一种叫金翅大鹏，为八部天龙之一。此鸟在云南大理颇受崇拜，尾短，颇似鸵鸟。那顺认为，如果应要给此松取一个名字的话，名为“金翅讳尊者”更为合适。类似这样的故事，旅游公司都不清楚，更谈不上通过导游将这些文化传递给游客。
阿拉善正面着商业经济的冲击，阿拉善文化正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嬗变过程。
那顺曾撰写一篇名为阿拉善暗红色的思考的文章。暗红色来历：那顺学的是文学专业，年轻时写过现代诗。暗红色一词来源于一位法国诗人的诗句，那顺取意为现代化带来的血腥、残酷，以及其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内心的无望。
据了解，在阿拉善，人们信教的比例很高，几乎所有的蒙古族都信教。
阿拉善官员的委任方式特殊，盟长书记都由区政府委派，盟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在阿拉善的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盟领导必然要出成绩以取悦区政府，在阿拉善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超过10年，平均下来也就五六年时间。频繁的更换盟领导导致施政纲领的频繁改变，一个人一个主张，政绩工程屡禁不止。譬如阿拉善体育场，号称西部最大的体育场，对于一个总人口不足20万的城镇而言，修建如此大规模的体育场有必要么？
阿拉善政府施政纲领的变化脉络：第一阶段，80年代末，政府提倡牧民多放羊，多繁殖，创造收入。当时阿拉善最大的工业就是杰拉泰盐场。当时政府提出黑白战略，黑是指贺兰山上的无烟煤，白是指杰拉泰的盐。当时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为牧业；90年代以后，阿拉善的环境恶化，引起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政府提出减少畜养头数；第三个阶段，阿拉善实施退牧还草、人口朝绿洲迁徙的转移战略，并提出转移的目标为十大滩八大镇。当时的思路是，把牧民集中起来种田，种了几年之后发现，开展农业生产效益不彰，反而把绿洲的生态给破坏了。现在转过来，让牧民往城镇集中。如今的基本思路是，扩大城市化，扩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大量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尤为突出。
政府眼巴巴的希望沙尘暴来到阿拉善，以便让阿拉善受到全国全世界的关注。据消息人士证实，部分领导在公开场合都如此表态。某些领导就曾提到，只要阿拉善一年刮上两三次沙尘暴，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那顺动情地说，如今大家关心阿拉善，并不是从关心阿拉善本身的社会发展角度出发的，而是更多考虑到阿拉善生态恶化之后，带来的蝴蝶效应，以及对自身的影响。殊不知阿拉善人过着水生火热的日子。一个简单的例子，春秋时节，阿拉善人呼吸的空气是其他地方无法想象的，阿拉善人洗衣的次数也超过其他城市，阿拉善的居民住房都是两层玻璃，成为生活在套子中的人。
第二次东归？如果生态继续恶化下去，阿拉善人将不得不朝内地迁徙，阿拉善将成为死城一座。
那顺说：拯救和改善那拉善，必须砍掉官员头脑里的钱本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