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一）
有人说，中国有三个最有代表性的城市，那就是古城西安、皇城北京和洋城上海；也有人说，要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要到西安去看，要看中国五百年的历史要到北京去看，要看中国一百年的历史要到上海去看。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表明一点，西安、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三座城市。西安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北京有着封建社会末期明清两代的皇城文化气派；而上海则有着西风东进、中西合壁的文化交融。这三种城市形态是中国城市的典范，其它城市在文化形态上也大都可以归入这三种形态之一，但又不象这三座城市的文化脉络那么清晰，文化色彩那么绚烂；文化内涵那么饱满。所以，要想了解中国得话，最好能到这三座城市去看一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著名的国内外人士在中国之行的时候，纷纷选择了到这三座城市去游览。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这三座城市的某一个，不妨将它们列入你的旅行计划，那将会是不虚此行的。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五十年代末期，响应祖国的号召支援大西北，去了西北的代表城市西安。这样使我非常有幸地出生在了西安这座古城。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大部分的学生时代，从小学读到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又到北京去读书，完成了学业之后，再到上海来工作。能沿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行走，从古城走到京城再到洋城，我感到非常地幸运。因为这样我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三座名城的差异，三种文化得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我很想把我对三城的生活体验讲给大家听，也许我的体会比一般浮光掠影的旅游会来的更真实一些。我想，就先从古城西安说起吧。
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都讲到知青的遭遇，比如《今夜有暴风雪》、《磋砣岁月》等；但很少有作品反应另一批为祖国建设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这就是支内人士。记得最近刚刚看过一部电影叫《青红》，是讲支授贵州的上海人非常希望子女能回上海的故事。这种题材的影片非常少，由于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物非常象我从小就熟悉的那些支内的上海人，所以，让我产生了强烈得共鸣。
在西安的东郊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叫产河（产字应该有一个三点水，可惜打不出来）。产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著名的半坡猿人就起源于那里。五十年代末期，出于开发大西北的考虑，国家在产河边上建造了一座新城，它离西安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这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纺织城。它由国营棉纺企业三、四、五、六厂组成，另外还有一座印染厂。这里的每一个企业都以某一个地方来的技术工人为主，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每个厂的公共语言是某一个地方的方言，比如：五厂主要讲四川话；而我们六厂则主要讲河南话。所以，在公共场合一听讲什么话就知道是哪个厂的。我们六厂大多数工人都是河南籍的，也有少数人来自于上海，我们家就是其中的一家。这些上海人有的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夫妻了，有的来了以后才结为夫妻的；但是毕竟由于上海人很少，所以很多上海的男女娶了或嫁了其他地方的女子或男子，这种婚配对他们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一对上海夫妻会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把子女送回上海，使自己将来有可能到上海去养老；而由上海人和外地人组成的家庭，这种回沪愿望就不那么强烈了。有的时间长了，连上海话也不会讲了，讲一口四不象的话，混合着陕西话河南话上海话和说不清的什么话。而在我们家里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一种类似于《青红》那样的思想，就是要回到上海去。
当时，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看不到哪里有那样的出路。只是父母过一段时间就带我们到上海的亲戚家住几天，让我们感受一下上海的气息，也激发一下我们回上海的愿望。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回上海的路是那么地艰辛。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二）
西安纺织城在西安市的东郊，整个纺织城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五家纺织企业相连成带状，在纺织城的西面一字排开；居民区则分成两片，一片在厂门对面，另一片在城东面。每个厂门口都有一条坡路，把厂区和东西两片家属区连通起来。
我父母工作的西北国棉六厂在纺织城的南端。我们所在的六厂家属区分成四块，光明区、前进区、平等区和自由区。后三个区在厂子附近，只有光明区在坡上面。那三个区都是平房，光明区却要精致得多。光明区由12幢三层楼房组成，每幢楼都有着红砖的坡顶和灰砖的墙体，下面墙体上两扇窗户的中间部分绘有壁画。每幢楼有4个大门，每层左右中三个单元，有的一个单元住一户人家，有的则要两家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们家就住在光明区，一号楼二层中间单元，但是和别人家合用厨卫。我在这里度过了幼年时代、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一直到上中学，我们家才搬到了四号楼三层一户有阳台的房间里，但还是和别人家合用厨卫间。
我在西安纺织城生活的18年里，印象最深的人，就是我们家的邻居，一户姓胡的人家。这家有一对儿女，也和我们家一样女儿比儿子大两岁，但是他们家整体年龄都要比我们家大十几岁。我叫这家的男主人胡伯伯，叫这家的女主人胡妈妈，叫他们的儿女为哥哥姐姐。胡妈妈是家属，没有正式工作，我出生以后，妈妈没有象对姐姐那样把我送到幼儿园去，而是交给胡妈妈带我。胡妈妈带了我三年，从出生到三岁。虽然那时年龄很小，很多事情都没有记忆了，但是在我人生的起步阶段能遇到善良宽厚的胡家是我人生的一件幸事。胡妈妈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由于胡伯伯以前是江南大纺织厂的高级职员，胡妈妈年轻的时候跟着胡伯伯见了不少世面。胡妈妈天生乐观，和她在一起总是非常地快乐。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从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古典小说《西游记》到传统戏曲《狸猫换太子》，她的记性特别好，也特别会讲故事。一件简单的事情让她一讲就充满了魅力，让人觉得活灵活现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3岁后，胡妈妈去家属工厂做工了，我也就只好去幼儿园了，但是我还是经常去她家里玩，直到长大成人。
我们家和胡家因为胡妈妈带我的缘故，结下了浓浓的亲情，就像亲戚一样频繁地走动。每年春节两家照例要互到对方家里去吃一次饭，这也成了我们两家之间的老规矩。每年春节快要来到的时候，不管哪一家先说一声老规矩，另一家马上就明白了。她们家如果来了亲戚总要被请到我们家来吃饭。我们家的亲戚主要在上海和舟山定海，只有一家在吉林市，我们家极少有亲戚上门，所以，我觉得胡家比我们家亲戚还要亲。
胡家的四个人里我最喜欢的是胡妈妈，我妈也经常给我说，胡妈妈就像你的奶妈一样。胡妈妈的能说会道，讲述时的绘声绘色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平时说话很简单，很少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而胡妈妈就完全不同了。胡妈妈人长的有些怪，背驼着而且一边高一边低，嘴唇上边鼻子底下有一颗黑痣，不说话的时候人很平常，看不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可一说起话来，与其说是说，不如说是在表演，表情和动作都生动极了。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听说胡妈妈在看小说《水浒》，我和姐姐就每天跑去听她讲故事。记得那还是冬天的夜晚，大西北的寒风刀削似地刮在脸上，也没能挡住我和姐姐听胡妈妈讲故事的兴趣。我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去听她讲一段，这部小说她讲了一个多月才讲完。她的记性可真好，人物、对话、场景一点不会搞错。她白天看一段，晚上给我们讲一段，她的声情并茂让我和姐姐听得入了迷，好像那里面的故事是她亲身经历的似的，太生动了。我们以后在广播里听到的小说连续广播，或是评书连播，一些名家名嘴听来也没有她那种味道。
打小跟着胡妈妈听她的启蒙故事，以后又经常去听她的讲述，不知不觉地，我也变得特别能讲，也特别喜欢在人多的时候说话。不管走到哪里，我一开口说话立时就会成为人群的中心，所有的人都不再说了，听我一个人在讲。感谢上帝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大学教师的工作，靠说吃饭；后来，我又考出了律师资格，这是公认的说的职业；现在自己在开商标代理公司，接待客户也全靠说了。看来我这一辈子都要以说为职业了。我现在经常在上海的各大企业举办知识产权实务知识系列讲座，三年来已经讲了100多场了。我的讲座总能迎来满堂掌声，每当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尊敬的胡妈妈了，她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三）
我在西安市纺织城先是进了厂办幼儿园，后来又进了厂办小学和厂办中学。我受到的初级教育都是在纺织厂办的教育机构里。我们厂办小学和厂办中学在连接东西两片家属区的大坡中间，小学在前，中学在后。学校的老师都是从厂里的员工中找出来的，有的高中老师本身也是高中生；也有一些老师是因为政治立场坚定而被选到教师队伍里来的。我现在经常听到或看到许多上海的家长为了孩子读书，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就是要把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有些家长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还有的家长不惜重金让孩子上贵族化的学校，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人才。我在大学里教了十八年，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有很多的学生就是从当地的名校出来的，如果不听他说他来自名校，你完全看不出他和那些来自于普通学校的学生有什么区别。
我就读的西北国棉六厂子弟小学，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间土坯房子，由于这几间房子原来是作马圈的，所以，我们当时把上学叫作去马圈。就是这样的马圈教室，也不够用。我们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生育高峰期，所以，同学很多，一个年纪有六个班级，每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我们六个班级轮流上课，上下午错开来上，过段时间上下午对换。如果说我在刚出生的时候就碰到了能说会道，又聪明宽厚的胡妈妈是一种幸运得话；那么，在我上小学的五年时间里，能够碰上钱银飞这样一个小学老师，我觉得是又一次幸运。她是幼儿师范毕业的，教我们的时候刚刚结婚，爱人是大学生。她给我们按排的是，如果没有教室就在马圈旁边的山坡上上课。上课的时候我们同学们依山坡而坐，她站在下方，拎块小黑板，靠在一个土墩上。她好像没有考虑这样做会不会算加班，也没有人要求她，本来上半天课的，她要给我们上全天。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后来新的小学校建好了，是四幢二层的灰色小楼。二楼教室前是长通道，也是阳台。钱老师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她特别善于挖掘同学们的特长。班里的五十几个同学分成许多个小组，有的主要排练文艺节目，唱歌跳舞；有的全力准备一年两次的校运动会；还有的被编在了理发小组，或是乐器组。每当学校举行什么活动，钱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很早地就开始作准备了，利用课余的一切时间加紧排练或者训练。我们五班经常参加区里或是市里的观摩教学活动，我们班排练的文艺结目也经常去参加区里或是市里的文艺汇演，而在我们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我们总是能拿到一叠奖状。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我学习成绩特别好，尤其擅长的是作文。我喜欢写记叙文，我的文章经常会被钱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讲解；有几次钱老师还把我的作文介绍给高年级的作文老师，让他们拿到班里去朗读。读书之余，我参加的最多的是文艺节目的演出。我们家的人天生没有唱歌的好嗓子，我是班里、年级和学校的舞蹈主力，钱老师经常夸我民族舞跳的特别好。穿上少数民族的服装，新疆的或是内蒙的式样，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镜子前照不够似的。平时排练的时候，我特别地认真也特别地努力。我从小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做什么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要比别人做得好。一直到长大我都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一件事情很简单，那就让别人去做吧，我还是去做做别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吧。小时候，经常上舞台演出，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脸上涂着油彩，画着眉毛涂着口红，觉得很漂亮，没想到这会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上大学读了法律，我才感觉到，当初经常在舞台上演出，让我养成了一种非常适合做律师的特点，就是我特别喜欢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显派自己。钱老师的范文讲解让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充满了自信。记得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看到《中国青年报》在搞一次征文，“现代生活中的美”，我投了三篇稿去，一篇发表了。可惜，后来由于读书和工作的频繁变动，没有太用心去写文章了。但是从十五岁开始的记日记习惯，倒是一天不拉的坚持了近三十年，写了几十大本。
我现在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演出，电视上的，广场上的，影剧院的。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都不肯轻易放弃。我陶醉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海洋中。我也特别喜欢看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从别人的拼搏中获取精神动力和人格力量。我想我的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小学时钱老师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无关系吧。她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凡事都要去争第一。后来我自己作了教师，我才渐渐地体会到，培养学生的人品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比教给学生知识本身更加重要。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四)
又一个圆梦的时节，寒窗苦读10几载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在编织2个月以后的大学梦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在古城西安的高考往事，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1977年，我在西安市西北国棉六厂子弟中学上初二的时候，高考在中断了十年之后又开始了。一天，我和我们年级两个男同学徐同学和卓同学，被老师叫去刻蜡板，要刻许许多多的题目。教我们语文的上海人孙老师，在一旁说，这些题目都会做去考考还差不多。我们三个男同学把这些题目分成三部分，各自拿回去刻，这是帮那些准备高考的考生准备的。我们刻完了以后，又用油印机印了几百份，再装订起来，这就成了当年的高考复习资料。纸粗黑的，是那种麻纸，不能用钢笔在上面写字，一写字就印成了一团。我们这3个刻蜡版的同学，每个人也领了一本。77年的高考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学校考上了一个大学生，是我姐姐班级的，一位姓田的女生，她考上了西安交大。当大红色的宣纸上，用粗黑的毛笔字写着“喜报”贴在教学楼的大门上的时候，我们都羡慕极了。
很快78年的高考又要到了，学校在准备高考报名的时候，我和卓同学徐同学商量了一下说，要不我们也去试试。那一年我们正好初中毕业。我们三个人找到了杨校长那里，把我们的想法一说，杨校长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让我们先回去，说考虑考虑。两三天以后，班主任老师就通知我们，说学校同意你们报考了。我们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拿着77年那本油印的复习资料，似懂非懂地看了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们进考场了。考试成绩很快就出来了。我们学校考上了两个大学生，一个上了清华，另一个也在北京，是北京林学院。我们三个初中生，虽然都落选了，但成绩还说得过去。分数线当时划到300分，我考了274分，是我们三个中间最高的，他们两个也都有250几分。还没有读高中呢，就考成这样，离分数线也不是太远，我们都挺得意的。我的化学考的还挺好的，考了80分；物理不太好，只考了20几分。虽然这样，心里还自我安慰着，不是还没上高中吗？就差了这一点，明年一冲肯定能过。
上了高中，我们年级的几个同学和学校组织的高复班的同学一起上课，准备79年的高考。对我们年级的学生来说，实际上就是不上高中而直接上高复班了。可惜刚上了一个月的课，我们这几个没上高中的学生就被叫停了。有规定说，没有高中毕业的学生不能参加高考。这样，79年我们就没能再去考场潇洒一回。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高中班里继续高中课程的学习。
79年的时候，父亲作为我们纺织厂的技术人员为一项厂里的科研成果－静电纺纱，到北京展览馆去参加展览会。父亲在北京待了三个月，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了许多的复习资料，其中有《数理化自学丛书》，还有一本《英语词典》等。这套自学丛书让我受益匪浅，当时父亲没有买齐，我又在我们纺织城商场的书店跑了许多次把它配齐了。
我们那个学校的学风特别有意思，每天晚上要按排晚自习。教室里可热闹了，喊的叫的唱的笑的跳的，像是个俱乐部。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我不去老师还来找我谈话，我就只好去了。但在那样的环境里待得时间长了，我有了一种适应能力，就是可以在那样喧闹的环境里旁若无人地看书，而且效率特别高。我现在想想真得感谢上帝给了我那样一个锻炼的机会，使我现在看书特别看得进去，不管旁边有人在干什么。我现在自学能力特别强，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在学校里吵成那样，在家里也很少有安静。家里只有两间房子，妈妈上早中晚班，要占一间房子休息；爸爸和几个人打牌只好用另一间房子，就是我住的那间。我的父母好像没有象现在的父母那样，把高考的孩子当成重点保护的大熊猫；而我也觉得那样很自然，各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我读我的书就行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有一个人要高考，全家人都成了陪读。还好现在是独生子女，如果像以前那样的，家里有三个五个或是十个八个的，那父母可就成了终生陪读了，想起来真好笑。我的父亲人很聪明，可小时候没有读过书，后来进了上海国棉七厂，在厂里的夜校里识了几个字。所以，父亲不喜欢做那些所谓高雅的事情。他非常喜欢打牌，扑克、麻将都喜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只要他开心就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打麻将，中国的麻将可真神奇，一玩几个小时，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已经习惯了在家里的时候，在父亲的牌桌旁边看书了。我特别反对把读书做成像影视里面的那种演得样子：一张写字台，一个小台灯，桌上一摞书，手里一只笔，那是读书吗？也许别人都是那个样子，反正我不是。我喜欢拿本书，站在阳台上看，靠着柜子看，或是随便怎么坐着看。看书嘛，只要看进去了就行了，看进去了也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只有看不进去的人，才需要那种标准的读书环境，以显示自己是在看书。
我要感谢父亲在北京给我买得那一套自学丛书，我能考上大学，那书立了大功了。我经常在看书的时候，要让父母叫我好几遍，我才会暂时把书放下来。妈妈经常说，你都坐了一下午了，还看呀，该出去玩玩了吧；我说，我都忘了我看了多长时间了。起来一看，凳子上都是汗，一摸裤子，全都湿了。
有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小学校里头看书。我们几个同学里头，有一位冯同学，他妈妈是小学的老师。他有一间小学教室的门钥匙，他们希望能和我在一起组成学习小组，我想到哪儿都一样，就和他们一起看书。那个地方离厂里的露天电影院特别近，放电影的时候，说话声、音乐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地，他们几个忍受不了诱惑，就跑过去看电影了；我却觉得，那放电影的声音和我没什么关系，比我们自习室那嘈杂的声音要好听多了。所以，那段时间很多精彩的影片，比如《小花》、《庐山恋》，我都没有看过；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大众电影》杂志，所以，那个时期的很多名片和明星我都知道，但是没有看过那些影片。好在后来，电视里电影频道经常回顾那些老片子，让我有机会补上那一课。
我其实是喜欢文科的，但是我们当时都普遍有一种观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当时年级里有文科班和理科班，只有那些学不进去理科的学生才去文科班的，我在理科班里成绩遥遥领先，尤其是数学特别好，还在纺织城的数学竞赛里拿过第三名。所以，我不可能去文科班。
我们当时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的，想起来真滑稽，还没考上大学呢，就开始挑选学校了，还特别地认真。我当时为了圆父母的上海梦，第一志愿几乎全部填得是上海的大学，第二志愿才填了几所本地的学校。结果高考倒是很轻松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家长陪考，也没有家长护考，就和平时考试差不多。高考很快就过去了，考试结束的那一天，我回到家里，妈妈拿出一件短袖衫，说是才给我买的，之前她也没说什么，所有的爱都在这件衣服里了。
等了几个星期以后，成绩出来了。我们年级有300个学生，考上了3个。都是当地的大学。那年的分数线划到340分，我考了414分。我第一志愿填得是复旦，结果成了荒诞。我被西北电信工程学院录取了，这个学校文革前是一所军事院校，现在这所学校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我这两天还在新闻里看到，我的母校到上海来设远程教育点了。我就读的是该校的信息工程系无线电通信专业，所以我的同学们现在有很多都成了各大通讯公司的高管和业务骨干了，还有不少人移民澳洲和加拿大了。在这所大学里，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原来对体育没什么兴趣，我的同学们太喜欢体育了，比如说女排、乒乓球、体操和跳水，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大学确实是一个梦工厂，它使很多人梦想成真，或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今天主要是想说高考之前的事，大学的故事以后再讲给大家听。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五)
来上海已经十二个年头了，在上海想吃什么,都很容易买到;但是，我还是经常想起闻名天下的西安小吃。我住在上海师大附近，前几年在上海师大桂林路上的一个边门口，有一家小饮食店，在卖西安风味小吃，其中有一样是我特别爱吃的馍夹肉。西安人说的馍很广义，包括普通话说的馒头和烧饼。有人说西安人说的馍就相当于上海人说的馒头，我觉得不然。上海人把没有馅的馒头叫淡馒头，有馅的则叫肉馒头、菜馒头和豆沙馒头等。但上海人不把饼叫馒头，从来也没有听说谁把大饼油条说成馒头油条的。西安人说的馍夹肉实际上就是饼夹肉，没有人用馒头去夹肉的。也许是入乡随俗的缘故，那家小铺子卖的馍夹肉，那饼子像月饼那么大，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去吃它的馍夹肉，每人要了四个还没有吃饱。它的馍夹肉2元钱一个，想想已经花了八块钱了，就没再吃下去，实际上并没有吃饱；而在西安买两个馍夹肉肯定吃饱了，是那种精白的细面烤的饼，面又筋又细，嚼起来特别香，还带点甜味，西安人把那叫白吉馍，那馍夹肉完整地说就是白吉馍夹肉。
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书的时候，人住在家里，有课的时候去上课。我们家住在东郊，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西安市的西南郊。一般上一天课的时候，我中午喜欢在西电门口的饮食一条街上吃午饭。那是西电的南门口，一条五六米宽的小街两边，一家挨一家全是小吃店。当然也有我刚才说的馍夹肉了，但馍夹肉太干，当中饭吃我觉得不合适。我中午基本上是在那里吃面，人刚走到那附近，热情的店员就开始卖力地把你往里引，嘴里喊着“棍棍面，扯面”。棍棍面是把面条拉成筷子粗细，像一根根的柳枝，特别筋，面特别有嚼头，面里面放上葱和大白菜，再调上醋和辣子。伙计端上来的时候，冒着浓浓的热气，粗大的碗上白菜和辣椒调着色，面上泼了油，让人看着直咽口水。两块钱一大碗，一块五一小碗，那小碗就像上海人用的汤碗，比现在拉面店里的大碗还要大；大碗像个小脸盆，是那种粗粗的粗瓷大碗。我每次都要要上一大碗。扯面和棍棍面差不多，只是面的样子宽宽扁扁的，有点象现在拉面店里的宽拉面，但比宽拉面还要宽还要厚，也是加上白菜和辣椒。
我在西安的街头走的时候，最喜欢吃凉皮子了。现在我看到上海的街头有很多都写着西安凉皮了；西安人显示凉皮的正宗，往往打得是“秦镇大米面凉皮”的幌子。在上海的凉皮摊上一般不分面皮和米皮，实际上在西安这两种皮子是很不一样的，面皮是米黄色的，而米皮是雪白的。面皮是面粉做的，而米皮是米面做的。87年，我在北京学完法律回到西电作法律教师，正好有个机会和我们年级的同事一起去秦镇办事。到了正宗的秦镇大米面凉皮摊子，一吃那味道就是不一样，凉皮做得精致了许多，吃口更爽滑细腻。说起西安市的秦镇大米面凉皮，秦镇的摊主笑说，一听他们说话就知道不是秦镇本地人。我自己吃了几碗，还给妈妈和姐姐带了两袋回去。姐姐最喜欢吃西安的面食了，她也经常在西安街头吃凉皮，一吃正宗的秦镇大米面皮子，姐姐连声说：“真好吃，就是不一样”。妈妈也说：“很好吃”。我们家我爸最不喜欢吃小吃了，他觉得那些东西不能当饭吃，他最喜欢吃米饭和菜；当然最好饭前拿小酒杯喝点酒了。
我在电视里几次看到在讲西安小吃的时候讲到西安的饺子，尤其是西安的饺子宴。西安饺子的代表店是火车站跟前的解放路饺子馆。我到那里去吃过几次饺子，他们那儿的饺子馅子特别细，你觉得特别好吃，咬开一看，里面有很多种东西，但看不出都有哪些东西。西安钟楼那里还有一家叫白云章的饺子馆，饺子也特别好吃。我在西电工作的时候，回家要在钟楼换车，我经常会买点饺子馅拿回去，在家里买些皮子包着吃。
西安最著名的小吃还是牛羊肉泡馍。我们纺织城西北一印那里，有一家叫一间楼的牛羊肉泡馍馆，泡馍做得很地道。我原来小的时候倒也不觉得，离家到宁波和上海来工作了以后，每次回去都要去那里吃牛羊肉泡馍。一份两个饼或是三个饼，自己用手剥碎了，交给服务人员拿进去，配上牛羊肉汤，牛羊肉和粉丝香菜，炖得烂烂的，就着糖蒜吃，特别好吃。当然，在西安最有名的牛肉泡馍馆要数老孙家了，13元钱一份，做得很精致。我这几年回去也去吃过几次，要说特别好吃我也没觉得；我还是觉得我们那边的一间楼更实惠。
当然，西安的小吃还有很多，如果你喜欢吃小吃的话，那就去那儿旅游吧，又有看的又有吃的。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六）
前几天，西安的老同学小阎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在上海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小阎很少给我打电话，我们也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在8年前的1998年的年底。
我和小阎从小就是最要好的朋友。小阎的父母也是上海人。他们家兄弟三个，他是老三。他大哥外号“猴子”，比他大6岁；我姐姐没有出嫁的时候，他大哥挺喜欢我姐姐的，可惜姐姐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了意中人了。他大哥小时候在上海待过几年，能讲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小阎和他的大哥很像是兄弟，但他们家老二看起来凶神恶煞的，由于嘴特别大，外号“大嘴”。
老二一脸的横肉，一副凶相，对家里人也够狠的。他结婚那天我和姐姐都去做傧相。结婚以后，他们就住在母亲的房子里。小阎妈妈的房子是一套两室户，起初，她住南房，北房让儿子住；后来，她回上海的时候，儿子和媳妇就把两边的东西换了换，这样，南房就让老二一家占了。娶了媳妇以后，老二就把含辛茹苦的老娘不放在眼里了。那媳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小阎的母亲就常在小阎面前诉苦，说老二两口子对她怎么不好。小阎是个极孝顺的孩子，听他妈妈讲了他二嫂的蛮横之后，就掴了那女子两记耳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隔了一周，小阎从咸阳工厂里回家，老二早有准备，提着菜刀就冲了过来，抡起菜刀照着小阎就砍。老大拼死上前阻拦，结果老大的手被砍了一个大口子，好在由于老大的阻拦刀没有砍在小阎身上。那天我正好在光明区的院子里，看见小阎、他大哥还有他母亲三个人在气愤地说着什么，他大哥用一张手纸包着流血的手。我赶忙叫他们到我们家去，我给老大的伤口上了点药，包扎起来，然后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小阎说起他二哥的残忍伤心极了，小阎妈妈苏阿姨则在一旁责怪小阎不应该打他二嫂；好像忘了小阎当时是为了给她解气才去掴他二嫂的。作母亲的也真不容易，三个孩子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过了没几年，小阎这个凶神恶煞的二哥就得癌症死了；他二嫂住到外面去了；一个女儿初中毕业也工作了。这样小阎妈妈省了不少心。有一年我回家，小阎妈妈专门来看我，说起她那个死鬼儿子，她就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情，我看不出她有什么伤心的。
我和小阎的认识非常有意思。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一个年级读书，我们都属虎。小阎家原来在厂区西面平房里头住，后来，搬到光明区来了。他们家和我们家住一个楼，都住光明一楼，我们家住中门，他们家住西门。我们那时候读书，班级是按照住的区来划分的。他读一年级的时候，在四班；上了二年级，家里搬到光明区以后，他也转到了我们光明区的孩子所在的五班。小阎刚转到我们班里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熟悉，很少说话。有一天，我在一楼后面一个人在玩，小阎过来了，他说放学的时候，没有听清钱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他问我做了没有。我说我每天下课先做家庭作业，做完才玩呢。小阎让我把做好的作业让他看一看，然后两人就坐在槐花树下说起话来。我们俩家父母都是上海人，所不同的是我们家是姐弟两个，他们家是兄弟三个。我父亲是上海国棉七厂过来的七级技工，小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父亲由于生活作风问题被判了几年刑，在上海北新泾的监狱里服刑。他妈妈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去上海看他的父亲。小阎的妈妈是我们纺织厂的普通纺织女工，那时一个月只有40几块钱的工资，一个人挣钱要养活三个大小子，还要每年去上海探望丈夫，真是不容易。我们厂的上海人家经济条件基本都还可以，各家人家经常往上海跑跑，买些时兴的衣服换换，人大都打扮得很光鲜。小阎家是例外。我很少看见苏阿姨穿什么时兴的衣服，小阎的衣服也大都是他哥哥穿下来的，衣服袖子和裤脚管总是接了又接。但他妈妈还是很会持家的，每年回上海探亲，都要给孩子们买两样新东西，比如说皮鞋或是茄克。
我和小阎70年的那天下午，在一楼后面的槐树下碰着，小阎说他妈妈刚从上海回来，那年我妈妈也带着我和姐姐刚回过上海。我们俩说起上海来都充满了向往，他从口袋里拿出几块糖，说是他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我身上正好也带了几块从上海买来的什锦糖。我们俩就换糖吃。俩人一边吃着糖一边在槐树下坐着聊着，不知不觉地夜幕降临了，俩人这才觉得该回家吃饭了。这次聊天让我们俩个小伙伴都觉得意犹未尽。这之后我们俩经常在一起玩，早上上学谁早了就叫对方一声，下午放学一块回来，当然我的家庭作业也让小阎省去了不少麻烦。
我们家父母也都是工人，但是我妈妈特别会按排家庭生活。那时，母亲一个月只有40几块钱，父亲在我们厂是少有的高工资，一个月可以拿到近90块钱。所以我小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家里生活困难。小阎就不然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县剧团到我们厂的舞台来演秦腔剧《平原做战》，厂舞台放电影是5分钱一张票，演戏曲就要1毛钱一张票。我听人家说《平原做战》的结尾处，有一个火车头的道具，象真的一样，我就去叫小阎一起去看戏。到了小阎家，苏阿姨东拉西扯地问了我很多话，就是不提看戏的事。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几次提到看戏，苏阿姨都把话题叉开了。小阎在一旁有意说：“你去吧，我不去了”。一个人去看戏，那多没意思呀。我还是不停地给苏阿姨说着，她终于把钱包拿出来了。我看到她的钱包里只有2毛钱了，这时候离开工资还有一个星期呢。小阎和我一起去看戏了，但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事已经过去有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印象很深。小阎妈妈是个要强又自尊的女人，她从不在外人面前说任何苦穷得话。我当时年龄小也没觉得什么；后来，长大成人了，我才感觉到那份工资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下要养大三个小子是多么地困难。
我在准备高考的时候，小阎也和我一起看书；可惜他从小就不是很喜欢读书，他人很聪明，但表现在很多别的事情上。我上大学那年，小阎进了工厂，是西安旁边咸阳市的一个纺织厂。现在大名鼎鼎的张艺谋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就在那个厂里工作。小阎80年进厂的，那时张艺谋已经在电影学院读大三了。纺织厂现在普遍不太景气，小阎和他爱人摆摊卖过凉皮，卖过鸡蛋饼，也做过别的小生意，都没有做出来。
98年的时候，小阎的父亲已经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在北新泾那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苏阿姨也已经退休了，夫妻分居几十年之后终于在上海团圆了。可惜好景不长，98年的一天晚上，小阎的父亲去洗澡时，被汽车撞死了。小阎的三兄弟和他爱人女儿全到上海来了。这时我已经是上海第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了，小阎让我帮他打官司索赔。那时我在住了18年集体宿舍之后，刚刚在海上新村拥有了第一套住房，房子装修好住进去还不到半年。小阎带着老婆孩子到我家里来，看到我新装潢的房子，和衣柜里满满的衣服，羡慕地说：“什么时候我能有你这样的房子该有多好呀”。在房子里脱了鞋，脚很冷。我看小阎的女儿赤脚站在地下，就给她拿了一条毛巾被，让她把脚裹住。小阎说：“不用了，冻惯了”。后来，车主人赔的钱还可以，小阎他一家也就没有打官司，回西安了。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小阎。
三年以前，我回家看我父亲，过年的时候，我去看小阎。他大哥说，小阎刚刚回咸阳厂里去了。我就和他大哥聊了聊。过了2天，苏阿姨到我们家里来看我，我把从上海带去的蛋酥卷拿了两盒让他妈妈拿去给小阎女儿吃。小阎的爱人是西安人，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先是在列车上打杂，后来又和小阎一起摆小摊卖小吃，还去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听小阎妈妈说，小阎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他妈妈得到的那点丈夫的赔偿费，老二得病的时候用掉一点；老大下岗在家一个月只有90块钱，要贴一点；小阎那里也少不了要帮衬一点。我非常尊敬小阎的母亲，尽管在她年轻的时候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厂里面有些风言风语的，我还是觉得，她是一位非常慈祥善良的母亲。
2004年的时候，我给小阎打过一个电话。他一直在西安市和咸阳的交界处租房子，那房子里没有电话，我要打到房东家，再让房东去叫他。由于小阎上运转班，经常找不到他。好容易那天打通了，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我反复说，无论如何你要对你母亲好，她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在西安生活了25年，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有那么多的同学，我最牵挂的还是小阎。如果说是因为他生活艰难得话，我在大学同寝室的同学里头，来自农村的同学比小阎要困难得多。我之所以牵挂小阎，是因为我非常理解他，他的心很苦。我很早就知道，小阎是个同性恋者，他结婚之前交过很多同性恋的朋友；他到上海来玩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同性恋的男友回去。小阎什么事情都给我说，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他后来迫于社会的压力而结婚生子，但他内心对男性的欲望没有改变。那天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这事他老婆不知道，他偶然也会找到短暂的同性伙伴。他无奈地对我说：“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日子别人能过，我也能过吧”。
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咸阳那家纺织厂已经让他下岗了。他们一家也就不在外面借房子，搬回去和母亲一起住了。他说在家里闲着特别无聊，天天打麻将，打多了也没意思。我父亲刚在我这里住了一年回去，他母亲听说我在上海的情况之后，想让我帮小阎在上海找个差事做做。我在松江刚刚买了一套大的房子，那房子还没有交付，现在他来了不好住。我让他过几个月等我拿到新房子了，和我父亲一起来。我没有能力去帮所有的同学，但是我非常想帮帮小阎，因为他是我童年时最好的伙伴。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七)
我非常喜欢纪实性的电视节目，喜欢定时收看固定栏目的新闻和法制节目等。这和我做事讲究计划性有关。我的公司主要是做商标代理的，到了下午五点钟，如果客户没有来得话，一般就不会再来了。这时，我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我不太喜欢像其他人那样玩命地工作，我信奉的工作原则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我的青山。到下午5点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我就要去我们家附近的康健园打羽毛球了。打1个小时，到6点钟出园子，到家差不多已经是6点半了。打开电视，首先是看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的《新闻报道》；到7点钟转看央视的金牌栏目《新闻联播》；7点半看上视纪实频道的法制纪录片；8点钟看上视新闻综合频道的法制栏目《案件聚集》、《东方110》等；8点30分看上视纪实频道的《纪录片编辑室》。几乎天天如此。
去年，上视晚九点有一档《新闻追击》节目，当主持人报出本期节目的女主人是西安的一位叫薛芙蓉的女子时，起初我没有太在意，心想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和我一个同学的名字一模一样的。镜头中很快就出现了女主人薛芙蓉，一个臃肿的中年妇女。本期故事讲得是：薛芙蓉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金豆和银豆，刚出生的时候，两个孩子都是很健全的，可长着长着两个孩子都出现了“渐冻人”的症状。医生断言，两个孩子都很难活过18周岁。
看着看着我突然反应过来了，故事里的薛芙蓉并非和我的同学同名同姓，她正是我那位女同学。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她们家也住过国棉六厂的光明区，和我们家在一个大院里。小学的时候，她的名字叫薛玲。我们年级的同学在小学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把班级打乱了，重新分过班。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分班没有规律，就是打乱了重分，原来小学按住得区来划分班级的规则也不用了。但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分班就有了规则，按初中毕业时的统考成绩来分班。
我和薛玲在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又都是班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薛玲小时候特别活泼，能歌善舞。班主任钱老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总忘不了把薛玲放在前头。她人长得瘦瘦高高的，天生的美人胚子。她们家就姐弟两个，听说她们姐弟都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那时候同学之间一吵架，就会把这些事情抖落出来。但她的母亲非常喜欢她，人家家都是儿子得宠，她们家她比弟弟更活泼，也更受父母宠爱。她学习成绩属于一般，但噪子特别好，平时说话声音就响，说起话来人离着几十米都听得见，声音又尖又亮。我们学校搞文艺演出的时候，经常有女声独唱的节目，我们钱老师虽然很要强，在每个方面都要把我们班的同学往前推，但在男女生独唱方面，由于天生的嗓子条件限制，我们班好像不如其他班级里面的学生，歌唱的那么好。我记得有一次，钱老师给薛玲说：“你的嗓子条件其实非常好，但是你不会用嗓子，所以，你唱歌没有其他班里的同学好听“。钱老师本身原来在读书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女声独唱了，她的代表作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她有意培养薛玲在独唱方面的才能；可是后来，薛玲并没有在这方面特别出色。那时候没有超女选拔赛，我们那样的厂办中学去市里的少年宫都是一种奢望；所以我们学校除了考大学能出人头地外，其他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很难混出人样来。
我记得那时候，钱老师特别喜欢薛玲。我们读五年级，正是影片《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掀起红星热的时候。钱老师在年级里的女生中挑选胖瘦高低差不多的姑娘，排演了由影片的插曲《映山红》伴奏的舞蹈《映山红舞》。女生全部穿着白衬衫和不一样的花裙子，那舞蹈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又饱含少女的纯真，非常好看。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印象还是很深。薛玲也参加了这个舞蹈。
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具体记不太清了，薛玲把名字改成了薛芙蓉。我们总觉得薛芙蓉不如薛玲那么顺口，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我们还是叫她薛玲。75年那年夏天，上了初中，全年级被打乱后重新分班，我们俩又都分在了二班里。由于个子都比较高，排坐位的时候，都坐在后排。我坐在最后一排，她坐在我前面一排。那时候，已经考虑到男女有别了，男同学和男同学坐，女同学和女同学坐。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薛芙蓉是文艺课代表。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文革以前陕工大毕业的，家在陕西农村，叫崔景成。他原来在国棉六厂里推过纱包，我妈妈的工作是给纱包过秤，所以崔老师和我妈妈很熟悉。到了初中二年级，文革已经结束了，国家开始注重读书了。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薛玲还是像在小学那样，成绩属于中等，原来的小姑娘也渐渐地长成了婷婷玉立的少女。她还是很喜欢唱歌。我们崔老师特别喜欢听歌，让我们在每次他上课之前唱着歌欢迎他进教室。薛芙蓉是文艺课代表，当然由她来起歌了。薛芙蓉很喜欢起她喜欢唱的那些歌，但是有些歌合唱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次，薛芙蓉起了一个歌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那歌音调太高，唱不上去。唱了几句合唱就变成了独唱，薛芙蓉大大方方地把这首歌唱完了。在我们当时的同学里，像薛芙蓉这样大方的女生不是很多。为了同学们能把歌唱好，崔老师还专门把我们拉到学校的小操场去，走步子，来培养大家的一致性；还一个一个地问我们愿意唱什么歌，统一了之后，再唱，直到唱整齐为止。这样下功夫，果然有效果。经过这次整顿，我们的课前歌成了年级的样板，也不光是班主任来了，每节课前，不管哪个老师上课，我们都要唱歌。我们最擅长的是陕北民歌《军民大生产〉》，唱起来会自然的分成男女声，轮唱齐唱。自己都觉得唱得好听极了。而薛芙蓉作为文艺委员也经常起这支歌。
我和薛芙蓉接触比较少，那时候男女同学有意不说话，好像谁和谁说话就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似的。记得有一个新学期刚刚开学，我们用漂亮的纸把书包上皮；但是包上了以后，就看不出来是什么书了，所以，要在书皮上写书名。包书皮也是我们小学五班的同学，让钱老师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习惯。我写好了我的书名，薛芙蓉把书皮很快地包好了，她犹豫地想对我说什么，后来还是说了，让我帮她在书皮上写书名。整个初中三年里，除了这件包书皮的事外，我们很少讲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男同学宣杰，他和我经常在一起玩。宣杰和薛芙蓉家离得很近，都住在厂门口的平房里，两家的房子排成一排，共用一个露天水龙头，所以两人经常在用水的时候碰着。宣杰经常给我说起薛芙蓉。同学们也因为他们俩住得近，少男少女，一个是帅哥，一个是靓妹，所以，经常拿他们俩开玩笑。
上了高中以后，由于是按学习成绩来分班的，我分在了一班，和薛芙蓉不在一个班级了。我刚上高中，就被选到学校的高复班里为高考而冲刺。那以后，就很少碰到薛芙蓉了。所以，至今我的印象里，她还是那个喜欢穿花裙子的少女形象。我姐姐高中毕业之后，进我们纺织厂当了工人。我有时还会听姐姐说起薛芙蓉，她嫁给了我姐姐她们年级一个姓刘的小伙，我姐夫和刘小伙很熟，也给我讲起过他。80年我上大学之后，渐渐地和原来的同学来往越来越少了，也很少听到薛芙蓉的消息。但我知道，她和刘小伙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分别起名叫金豆和银豆，我当时听到这名字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两个小男孩一对金银豆，多好玩呀。前几年，我回西安家里探亲，我听姐姐说，薛芙蓉离婚了，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她带着，她儿子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病。
突然在电视上看到薛芙蓉我非常地吃惊。她变化太大了，身上完全已经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漂亮的小姑娘的影子了，镜头里出现的，是一个没有什么体型的中年女人的形象。如果在路上碰到，我完全不会想到她就是薛玲。她已经有那么大两个儿子了，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非常可惜都不能正常走路。看着她一手拉一个儿子散步的样子，我觉得她非常地不容易。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讲述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艰辛，但她的语气里没有伤心，也没有诉苦的意思。她只是不断地强调，她要坚强地把孩子带下去。她的儿子现在已经过了医学上划定的18岁的生死线，而且一点点在好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母爱加自我牺牲的结果。岁月有时非常地残酷，它先把一个婴儿塑造成一个美丽的天使，再一点点地剥取天使美丽的容颜，把她的身体扭曲成没有身段和腰身。不知不觉地，岁月就在人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地方留下它的刻痕。也许每个人都不觉得吧，看到别人在一天天变老的时候，自己也在一天天的发生变化。薛芙蓉能在这样的生活磨难中，自尊自强地生活着，这让我们这些老同学由衷地为她高兴，为她祝福。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八）
《凤凰卫视》做了一个系列专题片《七十年代青春记忆》。说得是一帮出生在62年，70年代生活在上海五角场部队大院里的少年的故事。我和他们一样大，可没他们那么幸运。整个70年代我都是在西安度过的。69年上小学，80年考入大学；70年代正好是我完成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阶段。这部片子里讲得很多事情，我都经历过。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精神的贫瘠尤其让人刻骨铭心。
那个时代，电影成了文化生活的核心。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国产片，还有一些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国影片。这些艺术上大都苍白，政治性很强的片子，看得多了，我们就总结出了套路：中国影片—新闻剪报；朝鲜影片－哭哭笑笑；越南影片－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影片－搂搂抱抱；罗马尼亚影片－莫名其妙。
那时候，我们纺织城的每一个厂在半坡里都有一个露天电影院。舞台是有顶棚的；下面的看台全是一排一排的水泥凳子，那是用电线杆倒下来铺成的。那时候只有单休日，一般每周六晚上都要放一场电影，有时周日晚上也会加一场。放电影的时候，常常是几个场子一起放，在一个场子放完了以后，马上把胶片盘送到另一个场子去，这就是所谓的“跑片”。有时候两个场子之间的衔接没有那么紧密，往往是一个场子还在放着，另一个场子已经在等片子了，这就出现了空场。
70年代初的国产片，有一个大类，就是人们常说的样板戏。样板戏这种式样已经成了文革的特征之一了。不过现在，人们还会在剧场里看到那时的样板戏，比如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而样板戏里的革命现代京剧现在就很少看到了。凤凰卫视也做过一档有关样板戏的节目，片中详细地讲到每一部样板戏的诞生，比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都和江青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我觉得人们在对待样板戏的态度上，似乎走向了爱屋及乌的反面－恨屋及乌。
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唱样板戏的段子，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叫王晓梅，她们家要从我们纺织厂调到西安临潼的缝纫机厂去了。临走的时候，钱老师让我们给王晓梅同学开一个欢送会。我们用独唱、小合唱和齐唱的形式，唱了很多样板戏的段子。王晓梅同学也唱了一个著名的唱段，那就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听奶奶讲革命》。大家唱得非常投入，也非常动情。这段最早地送别同学的记忆，已经成了我儿时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文革中我们唱过很多革命歌曲，比如说《长征组歌》；《陕北民歌系列》；还有就是这些样板戏的唱段了。我觉得样板戏有它独特的魅力，比起传统京剧来说，样板戏的节奏比较快，也更通俗易学。我认为样板戏在从戏到歌的过程，具有很明显地传承作用。样板戏不象传统戏剧，对演唱技艺得要求那么高，学唱很容易，也就很容易普及了。因此，才会出现那时候全民唱样板戏的盛况。传统的戏剧，你如果没有受过专门得训练，那根本就没法唱。我觉得样板戏是戏剧通俗化的一种尝试，它为现在的戏歌发展做了铺垫。很可惜，随着文革的结束这种尝试也就结束了。
当时的样板戏的故事，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比如，戏里的主人公不论男女基本上都是光棍，红灯记里老中青三代人都没有血缘关系，李玉和认了个干妈又收了个干女儿；《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杜鹃山》里的柯香，个个如花似玉的，都不谈婚论嫁，一心干革命。这样的故事现在看来滑稽可笑。如果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得话，看看那样的人还差不多。但是，如果抛开它那些理想化的故事，就它的样式和唱腔设计来说，我觉得那是很值得现代艺术借鉴的。不能因为江青喜欢那种样式，我们就一概否定。可以编一些新的故事，而唱腔按照样板戏的套路走，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艺术样式。
70年代还看了很多的故事片，尤其是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是怎样打击侵略者和解放全中国的。这样的故事现在看来，从文学艺术的角度上看，显得非常幼稚。我看过很多非常有名的二战题材影片，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等，这样的影片有着浓浓的人情味，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这些影片深深地感动了我，而我们的影片有那么多反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题裁的，程式化地反应我军的英勇善战和敌人的愚蠢，缺少震撼人们心灵的东西。实际上过多地表现敌人的不堪一击，也削弱了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文学艺术语汇过于贫乏，这会使观众的思想过于幼稚。
7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影片，不是我们的国产片，而是几部朝鲜影片。它最早让我们看到了宽银幕彩色影片。比如《卖花姑娘》，影院24小时连续不断地播放这部影片，现在再好看的电影也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搞一张票非常不容易。票价倒不贵，两毛五一张票。记得当时我和胡伯伯胡妈妈去看这部电影，我没有票，坐在胡伯伯身上，一边看一边伤心地哭着，眼泪落在胡伯伯的手上。还有《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和《南疆村的妇女》。朝鲜电影都有一个固定场景：一个人动情地叫着：“金将军”，然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地热泪盈眶。但我非常喜欢朝鲜影片的音乐，我有一盘磁带《卖花姑娘》，里面收录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朝鲜影片的音乐，我百听不厌。
越南影片是黑白的，影片自始至终地都是飞机的尖叫声，和狂轰乱炸地那种可怕的炸响声。影片中的人总是在不停地奔跑，好象他们的电影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战争的残酷性似的。
阿尔巴尼亚的电影，观赏性挺强。比如《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等。他们的电影里经常会有男女亲热的镜头，现在看来很平常，那时候人们却充满了渴望。
罗马尼亚也有几部电影，比如《多瑙河之波》、《爆炸》和《斯特凡大公》等。影片在叙事的时候，过多地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的叙事手法，让看惯了中国那种直接叙事的人们，觉得看不太懂，莫名其妙的。
那是一个文化单调乏味的时代，电影太少，书也很少。同学们之间互相传抄手抄本，典型的有《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等，这些小说现在看起来都象是中学生的习作，却很能说明什么才是文化上的饥不择食了。
76年，文革结束了。70年代后期，开始了文化上的苏醒和崛起。报上登了小说《伤痕》和《第二次握手》，同学们争抢着，轮流着看。之后还有话剧《于无声处〉》，报道《张志新的故事》，陶斯亮写父亲陶铸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等，这些作品都让我们感动的潸然泪下。
书店开始重印文革之前出版的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我和同学小阎、小宣、小余和小潘，排长队买那些古典名著。小阎买了《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小宣买了《说唐》，我买得是《红楼梦》。之后，我们又经常去邮局排队购买那些杂志，比如《作品》、《东海》、《鸭绿江》、《人民文学》和《大众电影》等等。一个精神贫乏的时代结束了。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九)
70年代在西安的那些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精神上的极度饥渴以外，就是物质上的高度贫乏了。记得那时候，买许多生活日用品都非常地困难。
爸爸75年的时候去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带了几斤白糖。爸爸说这几斤白糖得来可真不容易。爸爸在北京出差的那几天。看到北京有些商店在卖白糖，一毛钱一小包，是让人们买了放在早上的豆浆里的。这样的小包白糖不要票，但一个人一次只能买一包。为了能多买一些珍贵的白糖，爸爸在北京天天找那些卖小包白糖的地方。一包一包地买来，再一包一包地打开，然后一包一包地装在瓶子里带回来。为了那几斤白糖，爸爸在北京的那几天，几乎跑遍了北京城。
糖给我们的印象最直接的就是甜，但是每当我想起76年的春节在西安买白糖的事情，我就会有说不出的酸楚感。那时候除了平时的基本供应之外，过年的时候每家每人还会有一些专为春节特供的东西。这时，最能看出户口的魅力了。因为没有户口你就连那点可怜的东西也别想买到。那年春节每个人的特供里，有一样是每人有半斤白糖；我们家有4个人，就是2斤白糖了。我们那时买东西主要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商场－纺织城商场。那是一个一圈平房带个大院子的地方，一间间的平房围成一个大院子，每一间房间就是一个小店，里面专卖一类东西，比如说布匹，服装，书籍和食品等。糖是在卖食品的小店里买。由于春节买特供的人太多，食品店就让大家在窗户外排队，窗户有三扇窗门，还有铁栏杆。那天，买特供的人特别多，队排了几百米长，拐了好几个弯；就象现在春运的时候买火车票的架式似的。有些没有耐心排队的人，就冲到前面去，把卖糖窗口那里挤得水泄不通。
我老老实实地从队伍的尾端开始排队，早上一开门9点钟就去了，整整排了一天队，排到下午4点多钟，终于排到了。店里面的糖已经包好了，是用那种薄薄的塑料袋装的，有1斤一袋的，也有2斤一袋的。我付了钱拿到了那2斤白糖。当营业员把那袋白糖扔给我的时候，我激动极了。我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的东西。我排了一天队，午饭也没吃，终于买到了。可我当时人比较瘦小，手里拿着白糖，却不知怎样从人群里冲出来。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我却要从人缝里挤出去。我用尽浑身的力气，拼命往外冲着，嘴里大声喊着：“让我出去”，可我微弱的声音被嘈杂的人浪所淹没了。也许是我太注意突围了，我的手紧紧抓住那袋白糖，没有注意那袋子太薄了。当我咬着牙，终于从人海中冲出来的时候，那袋子的承受力也达到了极点。我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听哗地一声，袋子破了，白糖散了一地。没容我看清楚发生了什么，疯狂的人流就冲了过来，把我的白糖踩进了黑泥。看着手里的白糖所剩无几，我人愣愣地站在那里，傻掉了。这可是我们家一年才能拿到的那点白糖呀。没有人注意到我的悲伤，我无奈地看了看地下，好像希望白糖能从地下长出来似的。我失望地拿着那剩下的白糖，慢慢地走回去。回到家，把白糖装在我们家的糖瓶里。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一进门就问白糖的事，我说已经装在糖瓶里了。爸爸打开糖瓶一看，惊讶地说：“2斤白糖怎么这么少呢”？爸爸说这个瓶子最多只能装一斤白糖，现在还没有装满顶多只有8两；爸爸追问，其余的白糖哪里去了。我没法再瞒着父母了，我说了白糖撒掉的事情，爸爸很生气，大声地训斥我说：“你是怎么搞得，你知道家里一年只有这么一点白糖吗？这不是钱的事，有钱也买不到呀”？看到爸爸生气的样子，我真恨不得自己变成白糖。后来，白糖供应正常了之后，爸爸还经常提起这件事。
说到买东西难，还有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纺织城商场边上有一个小的饮食店，这里每天早上卖油条。我们现在在买油条的时候，经常会说我要热油条，那时候没有选择，能买到就不错了。油条都是半夜里炸好的，早上卖的时候已经冰凉了；油条是用猪油炸的，冷了之后，上面有一层白霜似的油腻。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卖油条，我们如果想吃得话，要凌晨3点钟以前去排队。西北的冬季，夜晚寒冷极了，站在饮食店门口的屋檐下，一秒钟一秒钟地煎着，人好像要被冻僵了。每当买到了吃饱了，就会想，下次再也不去买了。可过了一段时间，又忘了那被冻僵了的感觉了，又去排队了。有一次，爸爸半夜里2点多钟去排队买油条。楼下邻居赵家姐弟早去了半个小时，排得比爸爸靠前一些。赵姑娘让爸爸过去站在她们那里，爸爸没好意思，因为大家都很不容易，爸爸不想让人家说闲话。就差了那么几个人，爸爸没买上油条，买回来几个小笼包子。早上，我和姐姐起来，看到没有买来油条，就怪爸爸没有去买油条。赵姑娘上来给我们拿了4根油条，她说起排队的事情，说爸爸人太老实了；我们就用小笼包和她换油条。那时候油条成了我最想吃的东西，我心想，如果每天早上能吃到油条那该多好呀。现在，吃油条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还是特别喜欢吃油条。但似乎现在清油炸的热乎乎的油条，吃起来好像还没有那时猪油炸的冷油条好吃。那时吃一次油条，觉得好几天都有回味，香极了。
三城岁月之古城西安（十）
人们对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特别关注，有关这方面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也特别多；但对五十年代的支内运动，关注得就少得多了。父亲是1956年支援大西北的时候，从上海国棉七厂来到西安市西北国棉六厂工作的。母亲为了能自己挣钱，贴补她父亲和家里一大堆弟弟妹妹，报名去了玉门油矿工作；再调到贵阳；58年的时候，也调到西安市西北国棉六厂，与我父亲团聚。
我们厂的上海人有很多，有些人在上海有亲生父母，来西安不久，就因为忍受不了大西北的艰苦，回上海了；有些人其妻或其夫还在上海，他们在西安熬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想各种办法回上海了。剩下的一是在上海没有亲生父母，没有住房，回上海很难过日子的人；二是夫妻两个都是上海人，已经在西安结婚生子安定下来的人；三是找了在西安工作的陕西人、河南人或是其他籍的人士，慢慢地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我们厂的上海人，不论是以哪种方式生活着，也不论是和什么地方的人结婚的，他们内心里都有一个强烈的渴望，就是想回到上海去。有些上海人看到自己已经没有回上海的希望了，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大浩劫之后，有些上海人把他们的未满16岁的子女办回了上海；我外公已经去世，我们在上海没有落户口的地方，所以这条路我们也走不通。还有很多上海人家的孩子通过高考考回了上海，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在上海找到了工作。80年高考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全都填得是上海的高校，但我最终没能考进上海。
虽然在西安已经生活了二十几年了，可是我们厂的上海人对上海的渴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他们甚至爱屋及乌地希望孩子能到上海周边的江浙一些城市去工作；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和上海人家的子女结成婚姻关系。姐姐上高中的时候，就和同班同学恋爱了，并且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嫁到了这户河南人家；我又没能考进上海的大学，这让父母非常失望。
87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听同寝室的海城人吴世龙说，宁波大学刚成立，在面向全国招聘教师。爸爸祖籍浙江舟山定海，对外说是宁波人。听到宁波大学招聘教师的情况，我回去和父母商量。父母既万分期待又万分担心，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一辈子老实巴交地做人。在他们看来，调动工作，尤其是跨省市调动，从大西北调到江南海滨城市宁波，那真是难于登天。
87年，我在北京政法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个老师施泉根。88年，他从北京调回了上海，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工作。88年，我放暑假时，他让我到上海来玩；我到了上海，就想去宁波大学看看。
我从十六铺码头乘船，经过一夜的航行到了宁波。在此之前，我多次听到宁波这个地方，尤其是经常听爸爸提到宁波的老江桥，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宁波。宁波是一个海滨城市，空气里有一股明显的潮湿和腥咸的味道。出了轮船码头，乘5路车直达宁波大学。我在宁波大学门口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那气派的大学主楼、宽阔的主楼台阶和主楼前的大草坪，好漂亮的大学。我刚进大门，一阵海风吹来，把我的帽子吹落了，在校园里滚了几滚。我心里一动，觉得这是宁波在召唤我。我谁也不认识，一个人走进了人事处。说明我的来意，人事处的赵老师很快找来了王处长。她们让我去见法律系的党支部书记冯振堂。正巧，冯书记是我的校友，也是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的；而且他们夫妇两个是同学。中午，冯书记带我到宁波大学的食堂里去吃午饭。他只有两个碗一个勺子，他给我打了一份饭菜，自己在旁边吃面包，这让我非常地感动。
联系好了工作，我在宁波转转。这个城市比我熟悉的西安市和刚刚读了两年书的北京城要小多了，街上也没有什么亮丽的建筑，听爸爸说了很多次的老江桥，非常地简陋；但我还是觉得现代而时尚的宁波大学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当晚，我住在宁波三江口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一夜没有合眼。我觉得我和这座城市非常有缘。我的名字里，海指上海；甬不就是宁波的简称吗？甬下面加一个力，是父母希望我一生努力。
回到西安以后，我就开始给西电说调动的事情。1988年，我们西电社科部的多位青年教师都在忙着调动工作，有几个来自于天府之国四川的同事调回了四川；我有一个挺要好的同事王太喜从南开大学进修回来之后，正准备调往海南。王太喜给我说，调动难极了，但同时也给我说了调动的过程。在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调动应该怎么进行，王太喜给我理了一下思路。我不断地去找领导，向他们说明我调动的理由。我所在的法律教研室的主任叫王淑荣，她是一个心地善良、面目慈祥的老教师；她爱人是我们社科部的张部长。我给王老师详细讲了我父母来西安的过程，和父母对上海、对江南的渴望；我真情地诉说，让王老师夫妇非常地感动。尽管那时候我从北京读书回西安，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在王老师夫妇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西电人事处的同意。人事处说，让我支付4000元在北京读书的费用；结果宁波大学同意出这笔钱。
1989年春季开学，我已经讲了几节课了，我的调令终于来了。我在一个星期里面忙着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先是学校的离校手续，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去盖章，再是社会上的粮油手续和户籍手续。
当初，父亲支援大西北的时候，带到西安两个枣红色的旧箱子，一个是木板的，一个是纸板的；现在它们成了我托运行李的箱子了。箱子跟着爸爸从江南来到了西北；33年之后，又跟着我从西北回到了江南。我最重的行李就是书了，找来6个大纸盒子，装走了我几乎全部的书籍。行李先托寄往宁波，我随身只带着装有那些重要的报到材料，和转关系材料的小包。
一直到我办完手续买好火车票准备到宁波大学去报到了，父母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厂那些上海人家和江浙人士，听到我调到宁波去工作了，真是羡慕不已。
告别了我生活了27年的古城西安；告别了我学习工作了9年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我只身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西安到宁波没有直达火车，要在上海中转。当列车驶过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列车的广播里照例响起了非常熟悉的旋律《长江之歌》。我临窗而坐，听着列车过桥时的轰隆声，和《长江之歌》那深情的旋律，看着窗外宽阔的江面，江中航行的轮船和不时闪过车窗的大桥的构架，我心潮澎湃。心说，我终于回到江南了，那是我父母的理想，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古城西安的生活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