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学风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于圣地延安发动的“延安整风”，1941年5月开始，1945年4月结束，毛泽东本人作了三个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 按教科书的解释，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在教科书之外，对延安整风存在不同的解读，比如历史学家高华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就别有一番风味。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某种程度上，一切历史也是个人史，远近高低各不同，势所难免。 不管情况如何、看法怎样，延安整风以整顿学风为核心整顿党风乃至文风，应该肯定。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在重大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转折关头，学风问题都首当其冲。即便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基督也是从改造学风始其传道。 就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深感学风问题极端重要，甚至可以说：学风比学问本身还重要！中华古圣先贤讲“内圣外王”，儒家的心法圣典《中庸》明确提出“诚于中必形于外”，都强调内与外是统一的。即是说：可以从外在的学风来看一个人内在的学问，学风反映着一个人的学问是深还是浅，是大还是小，是正还是邪。 正因为如此，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学风问题，2006年6月，在山东大学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我挥霍宝贵的发言时间，讲了治学的“四要四不要”： 1.要实事求是，不要形式主义； 2.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3.要生动活泼，不要面目可憎； 4.要回归常识，不要故作高深； 2007年元月，在“大国崛起与文艺复兴”研讨会上，我截取宝贵的发言时间跑题，提出判断一个人学问上是否成熟的七大标准： 1.看他是不是有穷根究底的锐气； 2.看他是不是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3.看他是不是有为而不争的淡定； 4.看他是不是有温暖别人的情怀； 5.看他是不是有启发他人的柔情； 6.看他是不是有百折不烦的耐心； 7.看他是不是有心平气和的从容。 2007年4月，根据一段时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又一次“发愤而作”，提出判断一种思想理论是否成熟的四大标准： 1.看该理论是否逻辑简洁并通透； 2.看该理论是否回归生活和常识； 3.看该理论是否偏离历史与主流； 4.看该理论基本概念属不属原创。 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再一次打动了我，一段时间来又颇有感触，再说几点，这就是我所观察和感受到的“五多五少”： 蜻蜒点水者多，沉潜究竟者少——学界原需要深刻，以思想为志嘛，但不少学者其实属蜻蜒点水派，浅尝辄止，没有沉潜的功夫，甚至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没有在思想上真正下过功夫，拾人牙慧，咿哩哇啦，一知半解。 论资看帽者多，实事求是者少——学界最要讲理性，但未能免俗，势利鬼一大堆，不看真实水平，而看这个人是什么资历、有什么背景、戴什么帽子，这恐怕正是学界弄虚作假蔚成风气的重要原因，不看真实水平，骗子当然乘机而入，大显身手。 风头主义者多，宁静致远者少——学问最需要淡泊宁静，但真正能坐冷板凳的学者少，凤毛麟角，更多的是热衷出场，喜欢出彩，沉不住气，惟恐自己没有“注目礼”，惟恐自己的一知半解别人不知不解。 私意自用者多，虚怀若谷者少——学问最需要客观，而客观来自于虚心，但学者们往往也是教别人虚心易，要自己虚怀难，不能够正确对待别人的思想，更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专断和自私不亚于任何俗界之人。 山头主义者多，五湖四海者少——学问最需要包容，兼听则明嘛，但学界心态开放的人少，具有启发和引导意识的学者更是罕见，更多的只是自己那一滩浅水，远不是五湖四海，文人相轻和山头割据可谓通病。 我没有说全部，但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专家掉在这“五多五少”的一二情境中难以自拔——还会有思想吗？说思想太沉重，即便把思想摆在这样的专家学者面前，也会有眼不识泰山。基督当年的遭遇就正是这样的情况，法利赛人口口声声要拜神，天天日日都读经，可神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却又识不得，反而是抗拒和侮辱，乃至最后要了耶稣的宝血。有“布尔什维克”当年也曾经指着毛泽东同志的鼻子说：你不懂马克思主义，充其量是晓得一些“三国演义”。历史后来扇给这些布尔什维克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殷鉴不远，谨以此与学人们共诫勉： 1.莫蜻蜒点水，要沉潜究竟； 2.莫论资看帽，要实事求是； 3.莫风头主义，要宁静致远； 4.莫私意自用，要虚怀若谷； 5.莫山头主义，要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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