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才在我的市民信箱里看到了一篇报道：
   《解放日报》报道：前不久，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师德标兵、特级教师黄静华开了条“教育热线”，但开通一月，只接到8名家长的电话。两年前，虹口三中心小学推出的以全国劳模李莉命名的教育热线，近一年也没有接到一个电话。原因出自两头。很多家长来电要求介绍补课信息，或者询问哪个学校、哪个老师好等。黄静华和李莉则指出，开热线是希望向更多家长传输先进的教育理念，共同探索家庭教育的难题，家长问题和热线开设初衷不符，当然得不到解决，渐渐地“家长也就不打电话了”。
    这篇报道所说的现象，我在上广990早新闻里也听说了。这个现象点得好，但是，报道的分析却太简单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避实就虚而有意简单的，还是怕投鼠忌器而故意淡化的。总之，看了这篇报道，我觉得报道者本是有话要说的，结果却是欲言又止，没有说出来。如果热线遇冷的原因，真像报道者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话，我想，报道者也不会专门指出这个现象了；尤其是报道者把两件事情有意放在一起说，更是话里有话，耐人寻味。
    报道中的两个人，听起来都是全国榜样之列的，一个是全国师德标兵，一个是全国教师劳模。可是，在我们这个教育界热火朝天的时代，两位教师楷模，却并没有引来学生和学生家长们的关注和信赖。这说明什么呢？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先说说题外话。在苏州举行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奖颁奖典礼刚刚过去。有多位网友悲伤地喊到：中国的金鸡死了。悲伤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颁奖典礼上隆重推出的那些大奖获得者和大奖获得片，大都出乎观众们的预料。那些当初在放映时引起了广泛反响的，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影片，并没有受到评委们的青睐；而一些艺术水准较低，文化内涵单薄，但政治主题突出的影片，却获得了全面丰收。网友们对此很伤心，因为那样的评奖不是代表个人，也不是代表某个组织的，它是国家级的电影大奖。大家都知道，这样重要的文艺作品评奖，是代表国家导向的。这样，网友们就要进一步地问了：难道我们国家推崇的艺术作品，是只看政治而不看文学艺术性，不看文化品味和艺术魅力的吗？
    这样的作品在全国被推出来、被推崇，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艺术功底浅薄，艺术素质低下的编导演们，没有能力打造出精品的艺术作品，不会走在公众中有号召力、在国际影坛有影响力的道路，也没有能力在国际国内的票房上大获成功；而转而有意识地去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艺道路，那就是投官方所好地去拍一些其它方面的水准有限，唯独政治味浓厚的影片，比如《刘胡兰》、《任长霞》、《张思德》等。虽然这样的电影作品，早已引不起观片经历越来越丰富的观众们的兴趣了，但是，由于它的政治主题符合了国家的宣传导向，使得许多单位会安排政治活动，组织大家观看此类影片，客观上就造成了一定的票房率。这样，就使得粗劣文化借助了漂亮的政治外衣，泛滥成灾。
    这种导向的第二个后果，是观众们在看够了各种空洞说教的政治影片之后，产生了明显的逆反心理，以致于谈虎色变。一听说是政治主题的，一听片名是宣传政治人物的，还没看片子就先倒了胃口。越是被宣传的影片，观众越是不愿自己掏腰包去看了。
    能把看戏的道理想明白了，就能把热线不热的道理想明白了。以前说劳模，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劳动是为国营企业而劳的，在那种情况下，宣传勤勤恳恳的劳模敬业精神，会在理论上给大家一个想象，认为那种奉献、那种忘我和牺牲是冲着国家的，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当然也就有了高尚的一面。那时，大家都是国营单位的，向劳模学习的结果是大家都为国家作贡献。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者有的在为自己干，有的在为私营老板做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推崇劳模的话，那些在私企做事情的人就会想了：我那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话，我那么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话，不是让私企老板占了更多的便宜了吗？在私人老板付给我的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我卖力得去做，我不计报酬、只讲奉献，这对我公平吗？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已不能将自己的超级劳动成果转化给国家，不能使自己的超级劳动为全社会共享，劳动成果让私人老板占有了，这种奉献就没有了动力、没有了积极性、没有了意义、也没有了必要。这种情况下，再推劳模，还是不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呢？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刻舟求剑的作法呢？
    再者，现在社会看劳模的标准也很成问题。一来，市场经济是讲等价交换的，推崇劳模却是在宣传更多地奉献和更少地索取，这种宣传模式和这种经济模式适应吗？市场经济中的人们看到对劳模的宣传会想：我在社会中生活，不管是人生大事－买房、就医还是受教育，没钱的话，那房子不可能给我，那医院不可能给我看病，那学校不可能让我上学，我一味地讲奉献不计报酬的话，等到我需要在社会上得到些什么的时候，人家能白给我吗？所以，现实告诉我：在我付出的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样，我才能在这个经济社会中生存下去；无计报酬的无私奉献，立足都难，做榜样或是学榜样也就无从谈起了。这种心理，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意识到了或是还没有意识到，都已经普遍地存在于我们这个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了，现实中的人，当然是适者生存了。
    还有我们长期以来对劳模宣传的那些定位，也很有问题。我们印象中的劳模，总是文化程度很低，只会做好人好事，没有高深的专业知识的老黄牛式的人物，比如，徐虎和李素丽。当然，现在的劳模中也会宣传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物，比如，包启帆；但是，总体来说，劳模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性普遍偏低。给公众的印象就是，劳模只是愿干，而不是能干。再加上劳模们在各种场合被政治包装出的那些豪言壮语，和时常脱口而出的那些言不由衷的空洞口号，劳模整体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幅画，看着光鲜，挂在那儿也很漂亮，可是不实用。要吃要喝的时候，人们不可能冲画去要。
   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才导致了人们听说劳模开了热线，人们听说了和劳模类似的标兵开了热线，不会有她们专业水平强的感受的；人们认为她们只会政治宣传，人们认为这类人解决不了太多的实际问题，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尽管学生和学生家长们碰到了太多教育上的问题，但是，他们不认为那些劳模和标兵们有能力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如果我是学生或是学生家长的话，我会想：别是我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那边说的和《新闻联播》里说的都一样，和报纸上说的都一样，和我在单位里政治学习时说的都一样，和我在学校里上政治课时说的都一样；那些话我们都听了很多了，也早就耳熟能详了，我再去打电话听这些，还有那个必要吗？什么叫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非常的十年，政治之蛇把我们咬得太凶了，让我们三十年后还心有余悸的。有些搞宣传的还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在强化那蛇的凶猛，被蛇咬过的人能不怕吗？既然怕了，谁还会再往蛇口上送呢？躲之还惟恐不及呢。
    也许这位黄标兵和那位李劳模，对教育很有研究，但是，戴上了劳模和标兵的帽子之后，反而让人们更多地想到了政治而不是教育。家长们都会认为：现在自己首先要考虑的是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从而端上好的饭碗，至于政治，在单位、在家里，看电视、听报告，天天都听到了，也就没有必要再找上门去受政治教育了。所以，如果是我，我也不会打那种电话的；我还没有打，就会先想了：你那些政治说教对我没有用。
    我非常希望有关部门能多做些民意调查。我在本文的开头提到了市民信箱，上海的市民信箱经常做市民调查，比如，问大家对旅游和旅行社有什么不满的；是不是也可以多做些有关政治宣传方面的民意调查呢？不要上面觉得：劳模之类的推崇和主旋律之类的宣传，一如继往地重要，下面的人早就没有感觉了，上面的人还在说。
    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台上，一位琴师在卖力地弹着琴，可他弹着弹着，观众们就走得差不多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太太了。老太太很投入，一边专心地看着台上琴师的表演，一边抹着眼泪。演出终于结束了。琴师看到台下唯一的观众还在坚持着，下台来走到老太身边深情地说：“谢谢你，老太太，你是我的知音。”老太太听后感慨地说：“你弹得太好了，你的琴声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老公。”琴师更高兴了：“你老公也是弹琴的？”老太太擦了一下眼泪，回答说：“不是，是弹棉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