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开放，应建立在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倘若不能确保，就应该放慢开放的节奏。”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中国要看好国门，“不意味着不开放，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对外有节奏、有次序地开放”。
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有目共睹的，“所有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没有不发生危机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很多体制尚未理顺的大国，发生危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开放成必然
“假如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误读，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应该关闭国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但开放显然是势在必行的。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先生则用一组案例说明，实行资本管制并非避免金融危机的不二法门。在1974年到2005年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70余次全球性的收支危机，其中有58次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56个实行的就是资本管制策略。而在1980年以来发生的50多次银行危急中，有40多次发生在新兴国家，其中的38个国家也是有严格的资本管制的。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爆发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关键因素是“改革开放的作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改革了观念，引进了新的技术”，因此得到了改进和强化。
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也指出，开放就意味着进入到全球化经济的网络中。而“与境外连接越紧密，意味着由外部产生的危机对内部形成冲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没受到多大冲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是这种供应链的核心”。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什么会连续出现那么多的危机？”沈联涛认为原因不单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有内患，即所谓它们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家对服务、金融行业实行保护，另一方面却积极开放制造、加工领域，出现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外忧。1997年由泰国而起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亚洲飞雁型经济模式中的头雁，也就是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通过供应链转移到了生产链下端的其他东亚国家”。
谨慎开放
“开放是一定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开放。”沈联涛说，“夏斌所长提出的以我为中心的原则是正确的。”沈联涛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唯有那些把国外成熟技术成功本土化的国家，才真正有实力立足。尽管从全球角度看，小国无法真正掌握经济的繁荣周期以及汇率的波动幅度。
易纲认为，在开放过程中，应该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完善的交易体系、证券托管体系以及大额支付系统等”。夏斌则进一步指出，“金融安全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系统，更取决于制度安全。”
这种制度层面的安全涉及到资本项目下开放、汇率制度改革的有序进行，外资投资中国金融机构上限的限定，甚至包括限制外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参与程度。“另外，除去金融机构，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也远未到位。”夏斌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不在于引入更多外国市场已有的产品，“不妨学习日本经验，他们的对冲基金规模不如新加坡，跨境交易量也不如香港，但这并未阻碍日本成为美国之后的金融次霸权国家。”
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和加快对内开放”。夏斌指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对内开放的速度根本不能和对外开放同日而语。“结果造成了一边民间资本大量富余，而另一边则是金融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不高。”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因，就是各个国家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强。因此“一定要坚持对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能以试点名义拒绝内资尤其是民间资本参与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来，另一点则要强化监管制度建设，依法行政以尽快提高政府的协调效率”。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邬静娜
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有目共睹的，“所有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没有不发生危机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很多体制尚未理顺的大国，发生危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开放成必然
“假如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误读，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应该关闭国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但开放显然是势在必行的。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先生则用一组案例说明，实行资本管制并非避免金融危机的不二法门。在1974年到2005年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70余次全球性的收支危机，其中有58次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56个实行的就是资本管制策略。而在1980年以来发生的50多次银行危急中，有40多次发生在新兴国家，其中的38个国家也是有严格的资本管制的。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爆发于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关键因素是“改革开放的作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改革了观念，引进了新的技术”，因此得到了改进和强化。
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也指出，开放就意味着进入到全球化经济的网络中。而“与境外连接越紧密，意味着由外部产生的危机对内部形成冲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没受到多大冲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是这种供应链的核心”。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什么会连续出现那么多的危机？”沈联涛认为原因不单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有内患，即所谓它们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家对服务、金融行业实行保护，另一方面却积极开放制造、加工领域，出现了典型的二元经济”；另一方面也有外忧。1997年由泰国而起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在“亚洲飞雁型经济模式中的头雁，也就是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通过供应链转移到了生产链下端的其他东亚国家”。
谨慎开放
“开放是一定的，关键问题是怎么开放。”沈联涛说，“夏斌所长提出的以我为中心的原则是正确的。”沈联涛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唯有那些把国外成熟技术成功本土化的国家，才真正有实力立足。尽管从全球角度看，小国无法真正掌握经济的繁荣周期以及汇率的波动幅度。
易纲认为，在开放过程中，应该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有完善的交易体系、证券托管体系以及大额支付系统等”。夏斌则进一步指出，“金融安全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系统，更取决于制度安全。”
这种制度层面的安全涉及到资本项目下开放、汇率制度改革的有序进行，外资投资中国金融机构上限的限定，甚至包括限制外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参与程度。“另外，除去金融机构，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也远未到位。”夏斌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不在于引入更多外国市场已有的产品，“不妨学习日本经验，他们的对冲基金规模不如新加坡，跨境交易量也不如香港，但这并未阻碍日本成为美国之后的金融次霸权国家。”
而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和加快对内开放”。夏斌指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对内开放的速度根本不能和对外开放同日而语。“结果造成了一边民间资本大量富余，而另一边则是金融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不高。”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因，就是各个国家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强。因此“一定要坚持对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能以试点名义拒绝内资尤其是民间资本参与到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来，另一点则要强化监管制度建设，依法行政以尽快提高政府的协调效率”。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邬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