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春:怀念“瑕疵年代”


吕尚春:《经济观察报》蓝筹地产主编


从来没有写过序,而这个序又是最难推脱的,所以迟迟没有动笔。2007年7月30日我走进了五道口的SPR咖啡馆,刚一进门,立即被入口处一个圆桌后投来的眼神定住,这是一个足有三四年没有见过的曾经非常熟悉的面孔,前泰跃地产总经理李宏,惊喜中带着点陌生感,我们俩开始攀谈。


话峰稍微一带,很快转向与双方距离都比较近的熟人——刘凯。“忙什么呢?”忙着准备出书呢。李宏双眉一聚,“昨晚刚写完给刘凯的序。我坐了半天,写了两个字:主题,没想好。又坐了好一会儿,写了两个字:角度。可我又一想,主题还没有呢,谈什么角度呀。呵呵,真不易,好歹最后拱下来了。”


对于我或者刘凯而言,在房地产的“广增见闻”,李宏实在是绕不开的一笔。那是七八年前的光景了,在老蔡(蔡鸿岩)的引见下,刘凯和我认识了李宏。有一段时间,几乎隔几天,我和刘凯就会到太月园的李宏办公室聊天。而李宏愣是像丰田挖掘机一样,能顺着一根筋,把与房地产相关但别人觉着麻烦的事,一股脑儿挖到底,而我也因此在专业知识方面偏得若干。


正因为李宏办公室的“聊天功能”,我和刘凯也彼此熟悉起来。与在李宏的办公室放松、随意不同,刘凯在多数场合都是沉默寡言。而从此也开始了我的搭车生涯,居然成了圈里的笑谈。刘凯住恩济庄,我住西八里庄,刘凯搬太阳园,我一年后也搬华清了。总之换来换去,我与刘凯的住所总是保持着几站地距离。不止一次,我在下车时,下意识从兜儿里掏钱付款,“车夫”刘凯看着我下意识伸手递过来的钱,一脸愕然。


现在再回想那时的场景,有点儿远了,那是个什么时代?北京东三环的华腾园刚刚开盘,每平方米4380元。北京只是偶尔才能碰到个工地、塔吊,所有的房地产项目,第一个论证的是风险。与周边对手的比较,想的最多的是如果周边楼盘要是放水打折,咱能不能扛得住?那真是像梦一般飞逝不在的淳朴年代,人们在这个崭新的行当战战兢兢。尽管北京产品粗糙不堪,尽管南派开发商来到北京一脸不屑之情,尽管房地产从老板到职业经理人大都在懵懂之中。


那时,刘凯开始了他地产生涯中的第一个大动作,开始筹划“创新风暴”。那时现代城还在热销中,我和刘凯去找老潘(潘石屹)支招,老潘扫了一眼刘凯写的方案,往桌上一放说:“这个名字不好,创新应该是巧妙的味道,怎么能和风暴放在一起呢?应该柔和一些。”老潘点到为止,没有多说。一向随和的刘凯倒是一轴到底,偏偏对“风暴”情有独钟,生生把这个“风暴”刮了起来。一年又一年,连续数年刘凯把这个牌子推得倒也山响。


后来看刘凯写的东西多了,也就知道他的风格了,用一句老话描述,就是他表面柔和,但笔下却总是要“斜刺里杀出来”才甘心。当然对于我等这样自恃武林正宗门派,总是觉得那样半文学、半行业的文章,有点不着调儿似的。但是后来有一次刘凯喝高了,开始微露锋芒,自揭其文学青年简史:80年代初第一批北京学通社成员,80年代末《当代》、《十月》文学月刊的年轻作者,90年代初《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第一批社会大特写、社会长镜头的专版撰稿人。人总是容易轻信自己的判断,然后不去追究事情的来由,而当事情的真相与自己的想象不对称时,又往往容易走向极端。听到这儿,我有点坐不住了,《当代》、《十月》,90年代初的《北京青年报》,那简直是扫荡文学青年的“梦之队”,我几乎愿意承认坐在我面前是另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


就是这个刘晓波时代的“文学青年”,时而与我侃山,时而与我论理。时时注意给别人留着体面,也时时注意自己的体面,而这一点似乎是北京土著的共性。事实上对于北京土著们而言,一个最大的特点我以为是不刻意规划自己的人生,有点随性、随意而为,唯兴尽是求,有利无义不为。或许不精致,或许粗放,或许有跌宕,甚至是恩仇倒转,但即便是干戈相见,也透着那份儿快意,买卖不成仁义在,而时间绝对是可以成为抹平任何创伤的长者。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北京,尤其是土著们的味道,正在强大的市场洪流面前被冲涮变退。那一点儿玩世不恭的仗义感,正在变成只有在大排档才能回味的真正属于这个城市的沉淀物。看看那些没出息的大片就知道了,《十面埋伏》、《夜宴》、《无极》,在房地产而言,就是“巨型多米诺骨牌化”的一步步兑现。房地产越来越像吉尼斯纪录创造者玩出的“多米诺骨牌”,长得不可思议,过程越来越缜密,只有中间任何一张牌都不掉链子,这场游戏才能划上句号。如果一个公司,只有地,没有钱,那就只能卖地求生;如果一个公司只有钱,没有地,那么就需要冒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到处铁着脸争抢土地;如果一个公司有钱有地,但没有管理,那就吃的可能是最后一顿公司晚餐。有钱,有地,懂管理,有经验,有品牌,有社会形象,有政府资源......最后,能做得了这件事的,其实就这么几家。赢家正变得越来越托马斯,越来越逐利,越来越没有个性。


在“多米诺骨牌”时代面前,我们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连接者吗?自己能被上家推一下,而自己也恰在此时能推倒下一家。


于是,现在就出现这样的现象,有的被东北的牌碰倒沈阳了,有的被山东的牌碰倒烟台了,有的被宁夏的牌碰倒银川了,而北京的舞台则让位于那些血腥而残暴的海外或是南派的托马斯们,而北京人四分五散,纷纷到那些垄断者还未能张开海口的地方。


确实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呼号,地产终于走到规范时代了,小作坊的杂乱局面开始向IT、家电行业看齐了。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不仅失之于幼稚,其实是在更大的“局”中迷失了方向。


如果说小赌局,还可以有小赌怡情的一面,那么大赌局,就不是怡不怡情,而是赌之于无形了,无刀无剑而毙人于不动声色之间。一切都打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一切都披着和谐的外衣,但一切又在高度西西里化。


1999年的楼市,每一个销售经理都不知道自己的楼盘能不能卖掉。那时确实有人用成批的身份证,在银行勾取贷款;确实演绎着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神话;确实有人用销控手段,明明没卖出去,却在进度表上贴上了红三角,以示卖掉。这些都存在,都是事实,但不能否认的一点是,这些“瑕疵”里面透着一个可贵的信息:房子还算便宜,谁也不敢往贵了卖。有这一点存在,夫复何求?只要一个行当,对于老百姓还有着“事实正义”,没有甩开老百姓,那点儿“瑕疵”算什么呢?按我们一惯的逻辑,什么事都一分为二,哪儿没有“瑕疵”呢?


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瑕疵”,就是成为别人连锅端的借口。本来“瑕疵”很好修补,但非要把小病当大病治,最后连根挖起来了。现在倒真是规范了,没有人用假身份证套贷了,卖楼也不用销控了,白手起家的可能性绝尘烟逝,盖房子甚至开始讲工业化生产了。但越来越规范的楼市,却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公开卖地了,结果房价更高了;全部规范了,没人买得起房了。这规范了半天,最后的结果就是巨长的“多米诺骨牌”链条为少数人导演,这个游戏变得不那么有趣了。


刘凯,以及当年与刘凯一起策划、造势的一批北京爷们儿,在这个高度西西里化的行当中,难免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现在的刘凯和我说,他已经清零了,把自己放下来了。而坐在SPR咖啡馆,些许白发额首的李宏,沉静而平稳地对我说,我在给刘凯的序中,最后写道:其实人重要的是能够向内认识自己,一个人要是看不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天花板,这个人就没戏。李宏说,这回我算是清零了,嘿嘿,不过清得有点大发了。


北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有钱的时候,就吃好点儿,多聚一聚;钱少的时候,就吃将就点儿,少聚一聚。大家相见时,该有的还都有,不该有的还是没有。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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