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者
－－从团风走出来的经济学家王亚南
一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译成中文、为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和他事业上的伙伴郭大力。
王亚南1901年出生于黄冈县王家坊村（今团风县），父母早逝，在兄长支持下他在黄州读完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一中学，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大革命中，他投笔从戎，在长沙参加了北伐军，曾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在这里，他的人生事业发生了重大转折。
中国的寺庙除了养育和尚与山林外，也庇护了不少穷困的读书人。在杭州期间，王亚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这里，他结识了他事业上的重要伙伴———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个年轻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畅谈人生理想，很快结为至交。在此期间，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寻找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郭大力见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建议两人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从此，他和郭大力这位朋友开始了近40年的友谊与事业的合作。《资本论》也成了王亚南终身学习和研究的经典。
1928年，王亚南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在这一二年中，他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王亚南开始崭露头角。
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在《资本论》的诞生地英国，他广泛收集西方经济学资料，注重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同时翻译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1935年，他回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会面，他谈了自己的欧游见闻，二人遂着手正式翻译《资本论》。此时，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王亚南，向他说明翻译《资本论》的迫切性，并希望尽快译出，早日付印，并且预支了一些费用。1938年，在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滋润的中国这块干涸的土地上，王亚南和郭大力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有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基石———《资本论》三卷中文译本终于出版了！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经济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鲜事物，给当时的中国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期间，王亚南曾在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直至解放前，他先后被聘为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福建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厦门大学教授，从事教学与著述。
从1950年起，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症于上海去世。身后留下41部著作（译作）和340多篇学术论文。
二
去年10月，厦门大学召开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概括王亚南的两大成就：“一是翻译《资本论》和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二是为厦门大学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仪式上，称他为“不辞劳苦，勇于攀登，学识渊博的著名经济学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词，他不像一般的翻译家，一本书翻译完了也就完了，王亚南把《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武器。如他经济理论体系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经济原论》（解放后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运用《资本论》的体系范畴，从商品经济入手，揭示了旧中国商品形态的经济属性。该书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一部中国式的《资本论》”，被译成多国文字。
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问王亚南，向他提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两人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几年之后，他写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论证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对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改造中国、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王亚南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反对按图索骥似地套用现成公式，在实践中反对削足适履似地去应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亚南在厦门大学任校长期间，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是一段有名的佳话。陈景润本是厦门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可是分到北京某中学时，却不适应数学教师的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困境。王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让陈景润返回母校，让他安心地从事数学研究。后来陈景润科研取得成绩，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要调他去，又得到了王的支持和成全，陈景润后来终于攀登上了数学的高峰。经济学家懂得人才的价值。作家徐迟在他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动地记叙了这件事。
三
7月初，记者在团风县寻访王亚南的故里王家坊村。这是一个有1700人左右的大湾子，位于长江支流举水河东大堤脚下，王亚南旧居位置距离堤脚不过一二十米。旧居当然不是王亚南出生时的模样，在当年“一进两重”的老屋地基上，如今是前后两间土砖屋，分别由他的孙子王华东、王文生照管。在后面土砖屋的中堂左侧墙上，镶嵌着黄冈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牌“王亚南旧居”，中堂右侧挂着一幅王亚南的炭墨画像。两间土屋年久失修，多处墙壁开裂、倾斜，有的用树木支撑着，是典型的危房，经不住几场风雨。
见记者采访，王文生的15岁女儿王丹宝贝似的拿出以前县政府批准维修旧居等有关文件，上面若干负责人明确肯定的态度和签名墨迹犹存，可惜，维修最终停留在了纸上。还有命名王亚南中学的建议更没有什么下文。王丹只读完小学便失学在家，她忧伤地说：“爸爸有病，又做了房子，没有钱读书。弟弟在读。”王丹的80岁的祖母吴婆婆在一旁无奈地苦笑。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不已。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家、著名教育家，恐怕不会料到他的后人竟然因为经济窘迫而失学。我甚至想，幸好没有“王亚南中学”，否则岂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王家坊村上一级为王家坊办事处，隶属团风镇。在同这两级有关负责同志谈及此事时，他们均表示，要在维修旧居和命名学校的问题上再做努力，以开发这里的名人资源。而县文化局的一位同志对此却不乐观，他说，县里领导整天愁发工资、愁吃饭，恐怕还顾不上这些。记者这是第三次来团风“寻访名人故里”，每次对这里的名人故里建设不乏热情鼓动之词，可这回听了这一说法，竟感到一阵凉意，一时语塞。
离开王亚南旧居，登上举水大堤，几条水牛在河滩上悠闲吃草。河水清且涟漪，偶尔掠过一叶轻舟，当年王亚南到黄州读小学，到武昌读中学大约是坐这种小船出发的罢？沿举水入长江，从小乡村走向大世界，创造了他辉煌的事业。而今，这条水路依旧，仍在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呼唤着后来人：故乡的青年，准备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