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 此事发生在法国巴黎。2007年9月20日，来自中国东北的刘春兰，为了躲避当地警察查询，堕楼身亡。刘为下岗女工，迫于贫困，以51岁的年龄，只身飘渡海外打黑工，为的是攒到足够的钱，给儿子买房娶媳妇...... 此悲剧在巴黎社会引起震惊。我读到此报道后，心里颇为难过，特把我《改变命运的人生兵法》一书的前言（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出版），部分摘抄于此，以示纪念。

 

前　言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了。 6月30日子夜时分举行的中英香港交接仪式成为一个世人瞩目的事件，世界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王牌新闻主播员皮特詹宁斯在现场直播中是这么评价中国的：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它的人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No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has done so much for its people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这句话引起我心中的共鸣。我在美国大学任教，同时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还担任了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以及一些美国和中国公司的顾问，所以近年来常回国，耳闻目睹了她的巨大变化——我无法忘记我出国时的中国，那时“文革”刚结束，改革开放正在起步，百废待举，可许多中国人却似乎已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长期的闭关锁国之下，我们是落后、闭塞甚至无知的。回想起来，我们中国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啊！

 

我也安排过外国友人访问中国，其中不乏有公司老板、高级主管、大学校长和著名教授。那些老外，初次访华，感到意外，甚至震惊，因为所见所闻冲击到西方人的固有成见。短短几天的访问，往往使他们改变态度，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充满乐观。

 

可是，那些外国人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他们走马观花，只是在感性上认识，所去之处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面的城市，所接触的只是占人口少数的社会精英——现行经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很难注意到属于大多数的中下层群众。比如，奋战在建筑工地的千百万工人，他们工作艰辛，没有基本保证，工资所得只是西方同行的几十分之一，可是却建造出了世界一流的摩天大楼。工地上的民工特别牵动我的心，因为我曾经属于他们。当年我是上海知青，下放在江西农村，是“农业学大寨”水利工地上的无数民工之一，身临其境地体会过他们的疾苦。

 

其实，这些工人尚属幸运，因为他们仍在就业，尚可领取工资。更值得同情的是原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他们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报酬微薄但却保障终身的制度下度过了前半生，那时他们处于个人产出的巅峰期，主要是在为社会贡献。可今天，在他们过了青壮年后，却要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各自的价值，这对他们当然不是很公平的。我和他们是同代人，看到现况，无法不为他们感到难受和委屈。

 

令人关注的还有那些居住在边远落后地区的人们，他们的困境还没得到根本改善。我作为世界银行顾问，参加了中国的扶贫项目，去过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山西、宁夏等地的贫困地区。当我首次看到那种困苦、贫瘠和落后，产生了“震撼灵魂”的感情激荡。若非亲眼目睹，很难相信那些区域经济是在与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同步运行。

 

点点滴滴，都是触目惊心。我还记着在贵州某山区见到的一个小女孩，漂亮可爱，有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即使破烂衣服也无法遮盖住她内在的高雅气质。可她失学在家，父亲是残疾，没有母亲，已在分担家庭重负，既要照顾幼小的弟妹，还要到地里去劳动。当我问她想不想念书，她默默无语，可那垂下的眼睛却流出了泪水。城市里的孩子，像她这样的年龄也许正在欢度着无忧的童年。我想，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命”——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出生的地方和家庭，那种偶然性却要导致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

 

中国在改革中引进了市场机制，这无可避免地会导致两极分化，强者在竞争中会崛起，他们与弱者的差距会拉大。所以，中国的发展策略，实质上就是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手段，来换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了，居民所得有了很大提高，可贫富差距却在拉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个人收入已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而且这一现象仍呈上升趋势。是啊，中国经济这块饼更大了，可分配比例却更加不平均，这令人关注。

 

所以，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是要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政府职能来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作为人民的政府，它可以基于社会公正和道德的考虑，通过政府税收和预算、社会福利、立法来大力推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和平方式劫富济贫。西方发达国家已在这么做了，我们也应效仿。但是，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在当今世界上，有一个幽灵正在到处游荡。那是一种超国际经济势力，它正在逐步摧毁传统概念上的国家疆界——那就是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或通常称之为 FDI）。资本没有祖国，资本没有国家或民族的忠诚感，它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好的投资环境、追逐最高的投资报酬率。资本所到之处，可以带进资金、科技、信息、就业、市场，这些都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过去人们担心，那些带入资本的跨国公司会威胁到地方政治实体的存在。可是，今天的政府越来越把经济发展当做其首当其冲的国策，它们更加注重国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要千方百计地“引狼入室”。英国《经济人》杂志出了一期跨国公司的特刊，就把它称之为“人人宠爱的妖怪”（Everybody’s Favorite Monsters） ，此说法就是体现了这个矛盾的心态。

 

近年来，国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把世界带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赶上了这一大浪潮，以其商品市场的潜力和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热点。中国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肯定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力更加低廉），而是以低廉的价格再加中国人的勤劳、聪明、刻苦和巨大忍耐力。中国的劳动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产。这已为全球的投资者所公认，他们是以手里的钞票来投票表决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接受国，已成为最有世界竞争力的制造业地区，也已成为美国最大贸易出超国。总之，中国是全球化经济转型中的主要受益国。

 

中华民族极其幸运，因为她的经济革命撞上了这样的大好国际环境。这是历史给于我们中国人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可是，这也制约了中国政府在国内政策上的选择。假如中国政府为了减少贫富差别而干预经济，如以立法来大力提高最低薪水（美国现定为每小时5.25美元），就可以增加劳工阶层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这不会影响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因为强制性的基本薪水提高不改变国内企业间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却以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并带动经济。

 

但是，这样的国内政策，却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它会提高中国劳动力在国际上的相对成本，减少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若对劳动力市场大力干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因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国内政策的调整也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果。

 

所以，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选择是困难、甚至痛苦的。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了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就应该继续现行经济政策。但那是以牺牲社会下层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来换取发展的速度，是由他们来承受社会改革的主要代价，从而换得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最终提高。可是，这些人们的付出就太大了。这是为中国的崛起、是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所做出的牺牲。他们默默无闻，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们的牺牲如同无数革命先烈的捐躯献身，对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崇高的意义。

 

经济改革拉大了人与人的差距，还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造就成了英雄。他们能成功，靠的也许是努力、运气或机会。但是，大家起点不一样，机会也不均等，而且机制转型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病，所产生的财富分配结果很难说是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不能简单地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来解释。所有这些，我们既要面对，还须接受，那又该如何调整心态呢？

 

中国人说：“人比人，气死人”，想以此保持心态平衡。我认为这不足以取，因为你无法不比。它或许给予你安慰，却不能使你奋起。我说就是要比，因为只有比较才会激励。问题是同谁比。我曾问道：“为什么不去与残废的、要饭的、睡马路的人比？”有的听众回答：“那是因为我们的命不一样。”既然人与人命不一样，我们就不能与别人比，要比只能与自己比，与昨天比、前天比，只要在进步就好，就要感到欣慰。这才是积极的心态。

 

在今天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大江东去浪淘沙，风流人物前赴后继。今天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在时过境迁后，也可能会走麦城。在这挑战与危机并存的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勇气、热忱和斗志，继续向前走。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正确的方式方法，从事人生的追求。这就是这本书的中心要旨。

 

摘引自刘贤方的《改变命运的人生兵法》前言（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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