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历史有了经济学家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思考
公元1067年，北宋第六任皇帝赵顼登极了。摆在这位十八岁少年天子面前的江山，几乎是一副烂摊子。
北宋建立起了一只在数量上超过以前历代王朝的军队，但在质量上却是最垃圾的军队，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宋军几乎全部败绩，这导致少数民族政权倚仗军力，屡屡要挟宋朝缴纳“岁币”，以金钱换和平。方外未缓，方内复急，此时的宋朝距建立已逾百年，土地大量兼并，官员大量贪腐，流民大量涌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然而宋朝毕竟没坏到头，君臣还不至于离心离德，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还愿意为帝国的重振再放手一搏。
有人干就行，年方二十的皇帝眼前一亮，一位大自己二十八岁的中年文学家成了他的希望之源，力量之种。影响北宋帝国五十余年的“熙宁新政”展开了。
变法几乎涉及帝国的各个方面，但总的思想只有四个字“富国强兵”。其中有代表性的新法有：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募役法：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保甲法：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在今天很多西方学者惊讶的发现在900多年前，中国竟有人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家（类似凯恩斯主义，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盛行）。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等等，无疑是在利用信贷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他的眼光之深远令人惊讶。但新法依旧失败了，王安石的脚步跑得太快了，竟然超越了900年的时空，所以他一定会因双脚踩空而摔倒。
伟大的政治家的主张究竟是如何失败的呢？当时的人不可能会知道，只有用今日的视角，才会发现原因：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建立一种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企图将帝国的管理财政化。但中国自古的传统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图之滨莫非王臣。”既然一切都是皇帝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财产权尊重便无从谈起，既然财权都不能保障，那么一切向钱看的变法根基就是不稳的。
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经济学家占据主流思想领域，以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深入人心，大谈财富被视为庸俗低级的代名词，所以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就没了生长的土壤。
其次，如果将帝国财政商业化，金融管制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保险、抵押借贷、股份。。。。。。都要依法建立。而法律上的继承权、破产、财产归属、假冒、欺诈等处理也必须明确。作为中世纪的国家，俨然与此相去甚远。中国人历来不善于数字管理，此方面著作甚微，以至宏观经济领域一直得不到科学的管理，而被政治左右，以一人之好恶为天下之是非。
另外，王安石的变法没有阶级基础，大凡改革都是通过亲就两派的利益交换最终达成的，由于宋朝根本不存在真正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对立的阶级，能为其政策振臂一呼，进而鸣枪宣战的更是寥寥。所以变法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冲动，绝非经济的发展。驾驶当时的政治家拥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起码他们会明白自己是怎么输的，但这不过是句玩笑。
政治上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认清这一观点。由于历代对经济思想的轻视，许多伟大的政治主张最终失败了，中国在政治上的早熟遏制了经济思想的进程，道德层面的争吵盖过了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假设宋朝的王安石不只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而也是一位经济学家的话，那么以他超过世界900年的脚步，会给后世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