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秋天，有一个公共话题令媒体和公众不停地谈论：中国“富二代”金蝉脱壳了。25岁的杨惠妍以1300亿的身家，荣登今年胡润百富和福布斯富豪榜的桂冠，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导报》比照说：她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过索罗斯、苹果的乔布斯和传媒大亨默多克！

 

2年前，50岁的广州房地产大亨杨国强决定将碧桂园70%的股份转让给刚刚踏出校门的“乖乖女”杨惠妍，今年年初碧桂园赴港上市后，股票价格暴涨（市值现为2100亿），杨惠妍也因为“有个好爸爸和上市带来的财富膨胀”一跃成为中国新首富。

 

尽管父亲大人依然是碧桂园这艘航空母舰最权威的掌舵者，但杨惠妍已经被当作碧桂园的接班人来训练，与父亲交接班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杨惠妍的闪亮登场也让世人对“富二代”充满好奇和期待。《南都周刊》有段评论令人拍案叫绝——

 

“在公众尚未对‘富二代’的印象完全定性的时候，‘富二代’正在花费更多精力来稳住天平的两端：财富与社会。改变在民众心中的灰色形象，树立起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榜样，‘富二代’接受巨额财富后需要须以更广阔的胸襟直面社会。”

 

所谓“更广阔的胸襟”，论者指的是，“富二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富有现代性：在继承财产的同时接过慈善火炬。换言之，中国的 “富二代”将会诞生一批慈善家。何以见得？不久前，我前往浙江慈溪探访中国第一个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见识了近20名“富二代”，这些人的确在努力回应社会和公众的渴望期盼。

　

　

要了解“富二代”的慈善观，不能不从他们的财富观谈起。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未来5至10年，“富二代”将逐步移向财富舞台的中央，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将从父辈们那里移交到他们手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交接班运动已经拉开帷幕。这次，在慈溪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的二期培训班上，记者见到的是一群25岁上下、开着保时捷、宝马等名贵轿车的民企接班人。

 

这个班的同学，父辈钱财最的多可过百亿，最少的也以千万计。在中国财富的金字塔上，他们家族的资产位列上端，俯视普罗众生。现任宁波人民电器集团董事长，班长郑伟宇的交接班已经完成，身家超140亿元，是一位傲视群雄的百亿级富翁。放眼中国，这样的富豪不过50位左右。事实上，财产超过100万美元便已进入世界富翁的行列，全球最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美林集团两年最近公布：中国已有34.5万个富裕人士进入世界富翁群体。这么说来，记者眼前的20余个“富二代”一旦接班，个个都是世界级富翁。

 

如此巨额的财富交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族企业两代领导者的交接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如果因为交接班不顺利导致家族企业倒闭，后果可不是一个家族财富流失那般简单，这还意味着数万万人的失业，甚至多少个家庭的幸福生活会因此改变轨迹。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员工利益以及社会利益，年轻的民企接班人不得不在这四个选项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美林集团的数据（2006年）称，他们父辈手里的总财富为1.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资产规模于家于国，都是一个沉甸甸的数字。中国的富裕人士拥有亚太地区20.6%的财富，仅次于日本，日本积累的财富占亚太地区内财富总数的43.7%。

 

民企接班人的财富观不能不令人尤其关注。他们把是财富用于社会，还是挥霍掉？他们是继续创造财富，还是坐吃山空？社会当然需要他们选择前者。此外，社会对他们还存有如下期许：比如具备社会责任感、爱心和合法致富等，而这恰恰是他们父辈最欠缺的三样品质；又比如，公平的对待员工、让更多家庭富足，他们应该知道如果只有几个富足的家庭，大部分都是穷人，最后这几个富足家庭也会身受其害，只有整个社会富足，每个个人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9月初，当他们慈溪上课之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人眼中的中国富豪”调查。在3990名参与者中，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是“很差”或者“较差”，认为中国富人整体品质“好”或者“较好”的，只占3.95%。而另一调查结果则显示了社会对富人的期许，参与者“自己尊敬的富豪”是李嘉诚，其次是比尔·盖茨，中国大陆富豪中得票比较多的是王石、牛根生和姚明。这5位富豪，无一不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参与者、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

 

人们常议论说，富翁的另一个重要事务是慈善事业。显然，人们不仅需要企业家带领大家创造财富，也期待企业家做一个财富分配者，而不是一味榨取员工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正是李嘉诚和比尔·盖茨们的善举，为他们赢得了一个新称号——慈悲的资本主义者（compassionate capitalist）。印度科技股股王、连续六年被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最受尊敬企业的Infosys公司董事长穆尔蒂（N. R. Narayana Murthy）这样解释这个新名词：“慈悲的资本主义者，指的是脑中思考着资本主义，但心中信仰社会主义的人。”

 

听上去，这是一个多么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穆尔蒂说，在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企业家要懂得与贫穷共处，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他们必须确保自己的行为合宜，并确认这个社会也能从他们的财富中有所获益，企业家应该是“一个消除贫穷的工具”。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富翁家庭加入了对孩子进行金钱观教育的行列，他们通过家庭基金会以及其它形式的捐助灌输价值观，无一例外地想要孩子们领会慈善行为的重要性。可喜的是，在慈溪这个培训班的课堂内外，慈善理念、财富责任等现代财富观都引起了民企接班人们的拥簇和热烈讨论。

 

董嘉敏，25岁，名片上印的头衔是慈溪本地最负名望的一家酒店的董事长助理，父母给她在浦东陆家嘴金贸大厦旁准备了2套价值千万的豪华江景房。她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把企业卖掉，几辈子都吃不完，但几百个员工和他们的家庭怎么办？”企业经营问题不断，董嘉敏只能跟同龄的丈夫一起着急，两人躺在床上商量对策至凌晨2、3点，特别羡慕别人能够自由自在。董嘉敏说，自从介入打理企业后，“为了几百个员工”，她和丈夫必须甘为孺子牛，因为这是“财富责任”。

 

财富是一种责任——这群年纪轻轻的民企接班人如是说，听来如此悦耳，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应该看到，当董嘉敏们说，“我们很少把钱用在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上”，当他们把“老板”理解为“一个给员工发工资的人”，这意味着走过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因为你不是一个普通人！”专程从上海赶往慈溪给他们授课的同济大学创新思维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对记者说，他希望继承亿万财富的第二代企业家不仅有资本人格（创造财富的冲动）和技术人格（管理企业的能力），更期待他们拥有文化人格，跳出维护家族商业利益的小格局，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文明进程的大格局思考自身行为，努力成为一个“对中国商业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拥有大格局的企业家，做慈善也往往拥有大格局，慷慨大方，一掷千金。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比尔·盖兹和沃伦·巴菲特，前者捐出个人财富的九五％，约四百三十七亿美元给自己的基金会，而后者于2006年捐出个人财富的八五％，约三百一十亿美元给盖兹的基金会。他们不仅是“对世界商业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而且是“对世界慈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富二代”群体一定产生一批“对中国商业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关键是，会不会诞生一批“对中国慈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慈溪与近20名“富二代”谈论慈善话题时，来自绍兴的董铭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愿意把钱捐给我信任的慈善机构，更愿意去慈善机构担任董事，利用企业家的特长，帮助慈善机构更有效率地使用这笔钱。”

 

与父辈们谈论慈善的扭扭捏捏不一样，我发现这些“富二代”谈论慈善话题就像与普通朋友随便聊天，或许他们没有经历父辈们充满冒险与艰苦的财富积累过程，如上所述，他们的财富观已经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而这样一种财富观决定着他们对慈善的理解。“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一句名言。令我意外的是，有几个“富二代”说，他们欣赏卡耐基这种理念。

 

在众多关于杨惠妍的报道中，我留意到了这么一则小故事：5年前，正在美国读书的杨惠妍打电话给父亲，推动他要“为穷人的优秀孩子办一个最好的免费学校”，这就是后来以杨国强已逝的哥哥杨国华的名字命名的“国华纪念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招收全国100多个贫困县最优秀的穷孩子读高中，全部免费。学校的碑刻上有一行字：我不忍看天地之间仍有可塑之才因贫穷而隐失于草莽，为胸有珠玑者不因贫穷而失学，不因贫穷而失志……

杨国强这么评价“富有慈善心”的二女儿杨惠妍：“她的优秀不光是从上大学到毕业所有功课都是A，更重要的事他对财富的心态已经成熟了。我创办国华纪念中学就是我女儿促成的，我想她对陌生人都这么好，肯定会养我老的。”

 

“对陌生人都这么好”，一句纯朴的农民式语言，道出了杨惠妍对财富的处置方式。在一个泡沫与首富齐飞的年代，人们或许会对杨惠妍及其父亲的暴富心怀妒嫉甚至是厌恶，但是这个有爱心的中国新首富会让很多人沐浴到慈善的光芒。譬如说，最近杨惠妍又敦促父亲给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各捐了3000万元设立助研奖学金。值得一提的是，杨惠妍的夫君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坊间议论说，清华大学因此沾光。

 

“一个人，令人尊敬不是因为他拥有财富的多寡，而是他对财富的处置方式。”综观媒体对杨惠妍的报道，无不肯定她是一位“有爱心的腼腆女孩”，对于“富二代”群体而言，这不啻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人们在褒扬他们的善举，同时，杨惠妍们也回应给社会一个信号：一个好的富豪应该让社会从他（她）身上分享利益。而且，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分享带来尊敬，富豪将从慈善行动中收获社会与公众的褒扬。

 

有人说，富人要将自己从人身安全与社会仇富的焦虑解脱出来，回馈社会是一个上上之选，正如一名温州商人所说的那样的，“我们只听说过哪个四处招摇的暴发户被杀，可是，谁听说过一个真心诚意的慈善家被抢劫呢？”我还看到过一位印度慈善家说过的话：“富有者要表示你要对贫穷、不幸的人具有慈悲心，并愿意帮助他们，你才能够一觉好眠。”

 

财经作家吴晓波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真正富裕到一定时候，一定会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挣钱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而目前在中国，富豪们并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富豪们第一给你炫耀的是他们的享乐生活，炫耀他们的生活品质，或者在向你炫耀他们的慈善款项，而没有考虑在社会范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富裕阶层在这点上是比较苍白的。

 

不消说，吴晓波批评的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富一代”）。于是乎，“在社会范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寄希望于“富二代”了。要说的是，慈善不等于“慈善款项”，确切地说，慈善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它是一种改变“贫穷、不幸的人”命运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构建一个“共富、共有、共享”的一流社会的公民行动。读者或许可以回读上文引述的董铭的话，他不仅要捐钱，还要捐时间，捐企业家的智慧。慈善是一项事业，而不是一个捐赠仪式。

 

心理学大师塞利格曼在《真实的快乐》一书有一所诗，诗中写道：

假如你想快乐

一个小时，就去睡个午觉

一整天，就去钓鱼

一个月，就去结婚

一整年，就去继承一笔遗产

一辈子，就去帮助别人

 

最后一句诗句，其实就是回答“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的富人应该多来读读这些诗句，从那浅白的诗句中读懂财富，读懂慈善，也读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