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2月6日社论：《坚持好字优先 推动科学发展》文章说：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少，但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民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老问题与值得注意的新情况交织并存，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还很突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妥善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及时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强调“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华民族渊源至深的文化传统。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居安思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追求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的国歌还一直在警醒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居安思危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需要将忧患化作“中华软力量”求发展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弘扬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一定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增强凝聚力和创造力。一定能造就一大批“心系全局，胸怀天下”的“变革精英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日知录》。意思是说：民族的存亡,是每一个国人的责任。（这八个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梁启超从顾炎武的一句话里总结出来的。）一个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支撑的人，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支撑的民族，也是难以进步发展的。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该书核心旨在“治道”。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他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而且，他在给黄宗羲的书信中说他完全赞同黄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思想重点在治法，王夫之的重点则在民本主义哲学。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他说，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一是亡于学术，二是亡于道德沦丧。亡于学术，是指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造成了“经生之寡术”，道德沦丧是指“士大夫之无耻”，投降异族，反颜仕仇。他认为；民族大义高于一切。那些投降权贵的人是“改形换骨，学为不思之人”，是软骨头，是出卖民族的败类，是“阉然媚于世者”，是最无耻之人。他号召每一个国人都必须讲廉耻，讲民族气节，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不要卑躬屈膝当亡国奴。

　　《精卫》一顾炎武

　　万事有不平，为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巢。


　　附录：毛泽东读书笔记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主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摘自毛译东1913午10月至12月《讲堂录》，原文出自潘耒《日知录序》（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99页：

　　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创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乘而喜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也。

　　——摘自毛泽东1917年4月《体育之研究》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