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2007（9）

 

内容提要：大学生就业难反映的是超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滞后的教育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矛盾，问题的实质是在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经济社会大量需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但现实的人力资本供给却与这样的需求结构不吻合。中国高等院校有必要实现研究型教育与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少部分大学从事研究型教育和精英教育，绝大多数大学则从事应用型和技能型教育。可以采取渐进的和增量式的改革方式，短期看，要硬化高校的预算约束，逐步放松对于学费和招生计划的统一管制，给予学校更多的其它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并且改革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长期看，改革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促进高等教育领域的产权改革可能十分必要。

关键词：大学生 就业难 教育制度 产权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就业压力不断增大。

表1           2001—2006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及就业率

年分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毕业生数（万）	114	145	212	280	338	413
就业率（%）	80	80	75	73	72.6	72.6*

^*：该数字是教育部的估计数字。

资料来源：教育部，http://www.eol.cn。

表1的就业数据来自教育部门，是以学校的签约率来统计的。实际上，这种数据代表性不是很强，因为一纸协议并不能代表实际就业状况，有的协议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蓝皮书《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一次性签约率只有33.7%，并且其中只有37.4%的人对于找到的工作感到满意。我们掌握的官方内部公布的辽宁省2006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一次性签约也只有30%^[①]。不过，就算表1的数据高估了真实的就业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做出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并且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判断。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形成原因，学界和社会上流行着各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各学校都面临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因此原因主要不在于学校方面，而在于社会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然而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理由有二：其一，中国经济以每年9%的速度高速增长，说经济社会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说服力不强。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时候，2004年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持续的招工难，媒体称为民工荒。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招工具体难到什么程度，但是媒体大量的报道以及很多人的实地调查表明广东、长三角、珠三角确实存在招工难的现象，很多企业因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而不能开工（周勇民，2004）。

还有人重复“大学扩招过快，大学生供大于求”、“大学生心态不正，工资预期偏高，不愿选择中西部地区”等等说法。过快的大学扩招的确造成了一定的问题，但并不是简单地使大学生供大于求。目前中国高校毛入学率只有21%，然而西方国家1994年高校毛入学率就已经超过30%，其中法国、加拿大、美国等7个国家超过了50%[②]。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或普及化阶段而带来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说大学生工资预期偏高，也不符合事实。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月薪预期已经降至1000元左右，与外出务工人员的月工资预期基本持平（李斌，2006）。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课题组对清华、北京交大、首都师大、天津工大等16所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也显示：2006年，66.10%的毕业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67.10%的学生将个人发展机会视为择业时的首要选择，甚至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至于说大学生不愿选择中西部地区，也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虽然说近年北京和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但是北京和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占中国GDP的比重何止一半？从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地区并没有吸收更多的大学生，在中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也并不少。

比较有解释力的观点是“大学生所学不适应社会需求”。不过第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讲清楚中国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需求结构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也就不能对中国就业市场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第二，只是指明了“大学生所学不适应社会需求”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但没有对为什么“大学生所学不适应社会需求”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特别是没有将其与教育制度以及决定教育制度的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联系起来给出解释，因此既没有对大学生就业难给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也不能对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给出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就业问题决不是简单的总量不足或过度的问题，而是结构不对称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廓清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来龙去脉，那么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不能理解就业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中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能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应该走的发展道路。本文在揭示中国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以及这种需求结构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致力于阐释大学生就业难背后隐藏的教育制度及决定教育制度的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

要回答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对就业市场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当前经济社会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以及这种需求结构的决定因素。

我们从开放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工业化路径选择来开始我们的分析。

考虑一个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简单经济：中国和美国，电视机和衣服。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将美国理解为世界其它国家，更为准确的说法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以2006年为例，我国贸易总额占到了GDP的60%，而与美国、日本、欧盟、韩国、香港、台湾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又占了总贸易额的67%[③]。美、日、欧、韩、香港、台湾资本技术丰裕，我们则劳动丰裕。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劳动力已经不是相对意义上的丰裕，而是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至今，我们还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电视机其实只是用来代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并不是一定要是电视机，而衣服则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代指。

要素禀赋理论告诉我们：中国和美国的这种禀赋差异决定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则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两国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和贸易，那么总产量增加，各国都能受益。这里，我们并不关心各国应否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以及这样做能否获益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是不是一个国家不得不按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不按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呢？

假设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8人民币。假设美国生产电视机的成本从而其电视机的价格为500美元，生产衣服的成本从而其衣服的价格为100美元；中国生产电视机的成本从而中国电视机的价格为3000人民币，生产衣服的成本从而中国衣服的价格为400人民币。这意味着无论是就电视机还是就衣服来说，中国都较美国拥有“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能够维持吗？不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势必入超，中国势必出超，人民币汇率就要升值。比如上升到1美元=5人民币。结果怎么样了？现在美国在电视机上拥有竞争优势了，而中国则仅在衣服上拥有竞争优势。当然，人民币汇率不会无限升值，比如说上升到1美元=1人民币，道理是把上述推理反过来讲。如此，均衡状态只能是美国在电视机上拥有竞争优势，而中国则仅在衣服上拥有竞争优势[④]。

答案是：即使你在每一种产品上都拥有成本优势，汇率调节的结果，你也只能在相对优势较强的产品，即比较优势产品上拥有竞争优势，而必然地在比较劣势产品上处竞争劣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竞争优势不是决定于成本的绝对高低，而是决定于成本的相对高低；资源禀赋实际上已经锁定了中国的工业化路径，依靠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不是我们是否愿意，而是只能为之的选择^[⑤]。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产品的多样性以及资源分布的不对称性，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但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一，我们的产业主体必然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普遍成功的。第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也存在着从劳动密集到资本技术密集的分工序列；有些工序，有些零部件的生产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不是我们参与了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就掌握了或者使用了高新技术。我们的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做的其实只是加工制造的工作，这些企业的成功其实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事实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正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支撑的，中国也因此而赢得了“世界制造工厂”的称号。

我们并没有否定比较优势的动态性。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和技术不断积累，我们的比较优势产业是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的，但在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转移出去之前，我们的比较优势产业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也不否定，就是在现阶段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产业内部，也会有从初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来越高级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的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好处在工业化加速推进，依靠工业化来持续推进城市化，比较优势产业从初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来越高级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的关键阶段，劳动力需求结构正是由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和产业背景所内生决定的。国际经验显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劳动力市场需求最多的既不是空有一身力气但知识、技能含量极低的农民工，也不是只具有理论知识但实际操作与技能不足的理论型人才，而是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经济社会所处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其内生决定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正是我们理解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其它相关问题的立足之点。

在工业化加速推进阶段，劳动力市场需求最多的既不是空有一身力气但知识、技能含量极低的农民工，也不是只具有理论知识但实际操作与技能不足的理论型人才，而是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为经济社会提供与上述需求结构相吻合的劳动力供给。

上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曾经开展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工作：一是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大幅度扩张；二是部分高校出现了合并和规格升级的浪潮，综合化趋势大为加强。

表2                     1997—2005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

年分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总招生人数(万) 本科(万)	100.04 57.97	108.36 65.31	159.68 —	220.61 —	268.28 —	320.50 —	382.17 —	447.34 209.91	504.46 —
专科(万)	42.07	43.05	—	—	—	—	—	237.43	—

资料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edu.cn。

表3                 1994—2005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数量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本、专科	1080	1054	1032	1020	1022	1071	1041	1225	1396	1552	1731	1792
本科	627	616	608	603	590	—	599	—	—	—	684	701
专科	453	438	424	417	432	—	442	—	—	—	1047	1091
中专	3987	4049	4099	4143	4109	3962	3646	3260	2953	3065	3047	3207

资料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edu.cn。

表2和表3的数据来自教育部历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有不少是缺失的。尽管如此，从中我们还是能够大略地看出：第一，从1999年起，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经历了持续大幅度的扩张；第二，从1997年到2002年，中等专业学校数量大幅减少，平均每年减少238所，共计减少了1190所；第三，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在2001年前基本稳定，1997年前呈小幅减少状态，1997年后呈小幅增长状态，但2001年后呈现出大幅增长状态，其中专科学校数量的增长尤其巨大。大量的中等专业学校减少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升格成为了专科学校，还有大量的学校则主要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合并到大专院校去了，相应地，一部分专科学校升格成为了本科院校，一部分本科院校又升格成为了综合性大学。

一方面，持续的大规模扩招不只是增加了大学生的供给，更为重要的是短时间内这样大规模的扩招必然大幅度降低生均教育资源占有量，从而使培养质量受到影响。虽然不容易找到生均拥有的图书、仪器设备等教学资源的数量，更难对大学生培养质量进行直接的度量，但是可以观察到大班课比例、助教授课比例以及助教辅导课程比例。我们利用学院同学向他们的正在读大学的高中同学就这三个问题进行调查，3214人接受了调查，涉及317所学校。结果显示，大班课比例、助教授课比例都非常高，配辅导员进行辅导的课程则几乎为零[⑥]。

表4           大班课比例、助教授课比例及助教辅导课程比例

年级	2006	2005	2004	2003
大班课比例(%)	75.1	70.2	66.5	50.7
助教授课比例(%)	19.1	20.2	17.5	16.8
助教辅导课程比例(%)	1.1	0.2	0.1	0.2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资料整理得到。

另一方面，高校合并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规模经济，因为这种合并绝大多数不是同类学校、同类专业之间的合并，而且多数是通过行政方式进行合并的[⑦]，加之伴随着规格升级的浪潮，学校综合化趋势大为加强，学科结构趋同严重，学校之间专业化分工程度总体上是大大降低了。其结果，大学生人力资本差异化程度自然减少。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理论型人才偏多，实务型人才严重不足。这一点从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很难聘到实务课老师可见一斑。

按照国际上一般的划分，大学入学率在15%以下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入学率在15%—50%之间的高等教育属于大众教育阶段，入学率在50%以上的高等教育属于普及教育阶段。2003年中国大学生入学率达到17%，目前为21%，高等教育处于大众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大学教育的功能主要是技能培养，课程设置应该模块化、差别化，并富有弹性，而培养方式则应主要采取课堂讲授、专题研讨会、实验实习等形式（Ertl, 2006）。应该说，这个一般规律与中国现实的人力资本需求结构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培养方式严重偏离了高等教育大众教育阶段标准的培养方式——高比例大班课、趋同的学科结构显然是与高等教育大众教育阶段所要求的培养方式不一致的。

在我们看来，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乃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大量需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但现实的人力资本供给却与这样的需求结构不吻合。这是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而且是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情况下的民工荒——同时存在唯一合理的解释了。

在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的情况下，民工荒决不可能是民工总量不足。外出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不是小数目，大量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就是农民工总量供大于求的最好证明。民工荒反映的其实只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的不足。根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信息，2004年广东省有不低于200万的职位没有满足用工者的需求，技工以低代中，以中代高的现象非常普遍，中高级技工缺口非常严重。报纸还报道，深圳一家企业开出6000元月薪也未能找到高级钳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有企业因招不到技工导致项目不能上马的情况（周勇民，2004）。而大学生呢，决不是因为总量过多而出现就业难，而是因为他们空有理论，同样缺乏操作技能而出现就业难。近年来，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的好，一直保持着90%以上的就业率——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更多地接受了职业技能的培训，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实质的判断还可以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2006年度调查报告”中的数据间接得到证实。该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就业难，41.28%的毕业生认为解决办法是“提高自己的技能”，31.94%的毕业生认为解决办法是“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这说明毕业生对自己在高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缺乏自信，对自己职业素质能否符合单位要求缺乏信心。调查数据还显示，企业对已招聘大学生的评价整体是保守的，表示对所招聘的大学生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1.93%，“一般”的比例则达到77.84%；在企业人士看来，大学生首先要提高“专业知识”以符合企业要求，其次是“实践经验”，第三是“心理素质”。这也间接反映了大学教育没能提供与社会需求高度吻合的人力资本供给。

进一步，我们要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供给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本呢？

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答案在于我们的大学的产权性质。我们的大学主体上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和困难。

首先，公立大学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这使得主要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的行为的成本收益发生外溢，从而像过度扩招这样的事情就很难避免，最终影响了大学的培养质量。

企业和组织资产的所有权主要体现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上。我们当然可以讲公立大学属于全体人民，或者某个地区的全体人民，或者这个大学的全体教职工，但是由于交易费用的缘故，不可能让全体人民或者全体教职工一起分享并共同行使这两种权利，做出所有的决策。因此公立大学的名义所有者并不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的职能，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至少不是完全的所有者。但是上述权利决不可能没有事实上的所有者，因为果真那样的话，租值就会消散殆尽，人类社会根本就无法生存，这是租值消散定理的含义。资产的上述权利一定在人群中进行了某种配置，这种配置一般是不对称的：一方面，不同的人拥有的这两种权利组合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这两种权利在不同人身上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就公立大学来说，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教育部门的主管官员拥有的事实上的所有权要多一些，一般教职工拥有的事实上的所有权就少得多，普通老百姓呢，不是一点都没有，但几近于无，可以认为是零。

如果资产的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是一致的，那么该所有者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就是对称的，一般不会有成本收益外溢发生，就不会有投资过渡和/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发生，而且这个所有者一定会关注大学的长期利益，因为即使他的任期或者生命是有限的，他可以将大学未来的良好声誉贴现为现期收益。但是，如果资产的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那么作为主要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的行为就存在成本收益外溢的情况，就容易出现投资过度和/或投资不足的问题，而且也不容易关心大学的长期利益，因为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将大学未来的良好声誉贴现为现期收益[⑧]。

公立大学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在中国观察到各大学都大规模地建设高楼大厦和新校园，硬件一流，但在师资等方面的投资又明显不足，软件二流。前者，成本由全体名义所有者分担，但收益更多地由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分享，因而不容易不过度；后者，虽然可以有效增加大学的竞争力，但是获得的收益将由全体名义所有者分享，未必能够最大化以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形式而拥有实际所有权的大学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因而很容易不足。我们观察到的各大学的扩招冲动也是因为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不一致而起。而且，在大规模新校园建设后的还贷压力之下，各大学的扩招冲动必然要进一步地放大。

其次，公立大学内含高交易费用，从而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公立大学被迫选择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也就是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做学术评价准则，使得大家都去搞理论，不愿搞实务，造成实务型人才不足，理论型人才过剩。在这种高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大学的大规模合并升级则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人力资本供给结构。

这里讲的高交易费用是指公立学校内部为达成一致意见而产生的高额谈判费用。一个人花自己的钱，别人一般是不能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公立大学来说，管理者花的可不是自己的钱，这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观察到的政府、国有企业、公立大学中的论资排辈，就是一种节约公立组织高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同样是因为要节约高交易费用的缘故，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好量化、易观察的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而且更多地采取事后评价的办法，比如从事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获得了多少个课题，刊物的排名，立项单位的级别等等来进行科研评价。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戴维德可以凭口述传统获得教授职位；在牛津大学，莫里斯可以在无名之时获得教授职位；在麻省理工大学，丁肇中年纪轻轻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其预期的学术待遇，但在公立大学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给院士、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高的待遇可以，但要给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很高的待遇就会引出非议。

公立大学内在的高交易费用限制了学术准则的选择。评价准则不同，人的行为跟着就会发生变化。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因为搞理论发表文章相对容易，搞实务发表文章就困难多了，于是大家都去搞理论，不愿搞实务。而且，因为这种评价准则重形式胜于重内容，实际上大家很难静下心来去真正地做好理论研究。又由于我们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其结果，不仅大学之间学科结构趋同，而且培养的大都是些缺乏实际操作与技能的理论型人才。对于私立大学来说，这种交易费用就要低些。可以推断，同样是在中国，私立大学的应用型专业、实务性课程一定要多得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也一定要好得多。

本来，如果是小学校，那么大家都搞实务，办应用型专业，也是可能的。然而一旦这样的办应用型专业的学校与办理论型专业的学校相合并，在高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大家不得不采用共同的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也就是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做学术评价准则。这势必促使过去搞实务的人转而去搞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文讲，大学的大规模合并升级使得学科结构趋同，减少了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差异化程度。大学的大规模合并升级必然地使得本来就不足的实务型人才更加短缺，使得本来就偏多的理论型人才更加的过剩，从而加大了人力资本供求结构之间的矛盾。

再次，大学和学术刊物的公立性质使得“重形式轻内容、通过形式来度量内容”的学术评价准则严重噪音化，从而使得本来就过剩的理论型人才的质量也没有了保障。

由于科学研究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作业，很难直接度量，只能采取间接度量的方式，或者说只有间接度量才是经济的度量方式，就是通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发表刊物的级别和排名来间接地度量科研成果。这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东方世界、西方世界都是无可避免的选择。问题是，中国的学术刊物都是由公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所主办，因此这些学术杂志也会面临成本收益不对称的情况，难免不发“人情稿”，而发“人情稿”的老师又基本上属于公立大学，他人的揭发行为同样面临成本收益不对称的情况，因此一般不会有人来揭发。其结果，“好杂志”上发的并不都是好文章，一些重要专业杂志常常充满了烂文章，通过刊物的级别和排名来判断学术文章质量的机制被严重噪音化了。

而且，这种噪音化还具有自我加强的特征。一旦那些通过制造噪音而成“名”成“家”的人成为了“学术权威”、规则制定者，他们反过来就会把这些噪音化了的杂志规定为奖励刊物。而一旦噪音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形势甚至难以逆转。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靠右行驶，那么我的最优选择也是靠右行驶；如果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通过制造噪音而获得职称的，那么选择制造噪音而获得职称就会成为每一个人的最优选择。于是“劣币驱逐良币”就要发生，办学质量就很难保证。本来就过剩、质量还没有保障的理论型大学生其就业前景自然就不能让人想象了。我们观察一个学校学术刊物认定方面噪音化的程度，就知道这个学校学术噪音化的程度，进而也就可以推断这个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真实水准了。那些把非学术刊物列为学术奖励刊物的大学一定地是些二流的大学。我们观察一个学校是否强制学生听课，也知道这个学校学术噪音化的程度，也能推断这个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真实水准——学生不学，一般来说是老师出了问题，真正一流的大学是不会强制学生听课的。

最后，给定大学的公立性质，行政干预就不能避免。但是行政干预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大学的办学质量，还会带来新的问题，甚至还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质量。

因为公立大学花的是别人的钱，就不能不对其进行干预。花别人的钱是不能没有婆婆的。谁来当这个婆婆呢？一般是政府主管部门。如果大学的资金和人事任免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说了算，那么各大学就不能不主要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任。问题是：第一，信息是不对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实际上很难对大学实施有效干预。今天大学里“填表工程”和“迎检工程”之盛行，就是对政府干预能力的充分否定。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同样是花别人钱的人，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同样是不对称的，我们根本不能指望他们的干预一定会促成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工商领域，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官员常常被企业“俘获”，多数的管制常常走向了政府所宣称的目标的反面（Stigler, 1962; Posner, 1969, 1975）；在教育领域，我们同样不能保证政府官员就不会被大学“俘获”，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就一定能够达到其所宣称的目标。第三，正是由于政府官员同样是花别人钱的人，同样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政府也不得不采用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评价，这会对大学的工作造成新的扭曲，那些不易观察、不好量化的方面大学显然要轻视了。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大学扩招本身无可厚非，但必须要循序渐进，在各种教学资源同步增长的情况下稳步推进。上世纪末期以来的扩招由于增幅过大，确实对大学生就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简单地因为增加了大学生的供给的缘故，而是因为扩招过快各种教学资源不能同步增长，降低了大学的培养质量，还因为在各种教学资源不能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大学只能选择偏离大众教育阶段的标准教学模式而使其培养的人才不能有效符合社会的需求，而且公立大学内在地具有重理论、轻实务倾向，也使扩招进一步加剧了人力资本供需结构矛盾，从而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大学的合并由于主要不是同类学校、同类专业之间的合并，而且绝大多数是通过行政方式进行合并的，加之伴随了升级的过程，学校综合化趋势大为加强，学科结构趋同严重，学校之间专业化分工程度总体上大大降低了，大学生人力资本差异化程度也减少了，加之公立大学之间的合并具有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效果，因而进一步加剧了人力资本供需结构矛盾，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

第二，如果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那么中国高等院校的结构性调整将举足轻重。这种调整应在清晰确定高校职责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研究型教育与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研究型教育主要基于国家产业长期竞争力的形成，以培养能做出原创性成果的科研人员为目标。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关系到国家长期的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且主要属于基础性和技术性研究，具有公共产品的某些性质，因此主要应由政府投资和资助。技能型教育则主要着眼于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制造业的发展格局，维护和增强国际竞争中的劳动力优势，以培养能熟练进行某项操作的技术人员和中低层管理人员为目标。由于教育的产品可以直接与就业市场的需求相对接，因此这种教育应随着市场变化而加以调整，其投资方式更多地应该采取市场化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既确保比较优势能够顺利接替，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不会受到损害，又不使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作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面临挑战。

第三，给定大学扩招和合并升级已成事实，要有效实现上述分离均衡，有必要：（1）硬化高校的预算约束。对于高等学校决不能像当初对待中等专业学校一样，办不下去了，就用行政的手段将其升格为专科学校或者让其与大学合并，或者采取其它的办法予以救助[⑨]。在硬预算约束下，通过学校之间的竞争，适者生存，各学校只能根据自身的优势面对市场需求谋求发展，从而自然而然会向着上述分离均衡演进。（2）逐步放松对于学费和招生计划的统一管制，并给予学校更多的其它方面的办学自主权。考虑到公立学校具有内在的扩张冲动，只能是逐步放松管制。可以根据科学研究、学生就业情况等数据给出一定的浮动区间，而浮动区间本身又根据科学研究、学生就业情况等数据定期进行调整。这样，各学校才有可能沿着不同的路径向分离均衡演进。例如，一些学校适宜搞精英教育，就会向收取高价学费，招收少量学生的方向演进；一些学校适宜搞大众教育，就会收取较低的学费，招收较多的学生的方向演进；一些学校具有培养博士生、硕士生的条件，就会选择培养更多的博士生、硕士生；一些学校更具有培养本科生的优势，就会安心于本科生的培养；每一个学校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达成均衡。（3）努力建立科学、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对于各大学的科学研究、学生就业等情况做出及时、公开、透明的披露。一是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资助要依赖于这些信息，二是考生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选择，用脚投票，对各学校形成约束——在高等教育市场将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考生的用脚投票将是重要的约束。但是，这种信息披露机制主要不能依靠政府机构来提供，要由独立的依靠其信誉而生存的认证机构来提供，政府要做的主要是培育这样的市场中介机构生存的环境。（4）改革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资助主要应建立在事后的绩效评价指标之上，例如科学研究和学生就业等指标，而不是教职工人数、学生人数以及学校级别等指标，要考虑直接补贴学校为间接补贴学生的可能性及实施办法。（5）在大学内部，强化二级学院的独立性同样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大学内部的分离均衡才可能出现。

第四，某种意义上，大学生就业难反映的乃是超前改革的经济体制与滞后改革的教育体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大规模的大学扩招和合并升级不过是加剧并显化了这一矛盾。这样看，大学生就业难或多或少就是渐进改革方式下难以避免要出现的一种阵痛了。

第五，长期来看，必须改革更为基础的制度安排，高等教育领域的产权改革势在必行。可以借鉴经济改革的经验，采取渐进的和增量式的改革方式。当然，产权改革不是在某天突然间启动的一个间断的活动，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制定每一项政策、实施每一个措施都在事实上不同程度地改变着高等教育的实际产权配置。上面提出的“硬化高校的预算约束，逐步放松对于学费和招生计划的统一管制，给予学校更多的其它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改革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等措施，其实本身就是渐进改革高等教育产权配置的重要内容。可以预期，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这些措施或多或少是要被付诸实践的；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民办高等教育也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甚至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步子也可能加快。还可以预期，随着大学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由利益相关者组成委员会来治理大学最终将会成为现实，高等教育最终将形成面向市场的办学机制，高校将主要对学生负责，而不是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

需要注意和有待进一步检验的两个问题：

第一，本文结论和启示是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提出的，完全没有考虑政治约束，在实践中可能有些是行不通的。把政治约束考虑进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虽然会使结论和启示更加具有现实的操作性，但这显然超出了本文的分析范围。

第二，本文更多地指出了公立学校存在的问题，但是国际经验显示，法国的公立大学较私立大学办得要好，台湾的公立大学较私立大学办得也要好，而且我们已经指出了，今天世界上的任何一所私立大学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立性质。于是，公立大学应该保持在怎样的比例内，大学的公立性质应该保持在怎样的范围内，以及怎样的条件下公立大学或者具有很大程度公立性质的私立大学才能良好运转就是一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问题了。

高帆，2006，“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预期趋同的背后”，《经济学消息报》（3/31）。

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

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edu.cn。

李斌，2006，“‘大学生身价等同农民工’警示了什么”，《中国青年报》（2/16）。

谢作诗、崔万田，2002，“关于比较利益理论的再思考”，《经济评论》（4）。

谢作诗、陈玉璞，2006，“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什么坏事吧”，《经济学家茶座》（2）。

周勇民，2004，“‘民工荒’调查”，《经济学消息报》（10/8）。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2006，“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发展2006年度调查报告”，http://www.chinahrd.net。

Ertl, H., 2006, “Higher Education in UK: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Continu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3 November.

Posner, R., 1969, “Natural Monopoly and Its Regulation”, Standford Law Review.

Posner, R., 1975, The Social Cost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80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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