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专制者在政治上看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以挫败而告终，因为这种模式排除了普选制和违反了公民参政的民主原则。然而，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选择的恰恰是布坎南所说的那种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的政府类型：慈善的专制者。

而且当时受生产力水平制约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乃至最大的国家政府的效率，才是中国古代经济繁荣和衰落的根本原因。

所谓“官本位”，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由其强烈的从政意识与官场等级制繁衍而成的、视当官为立身之本的一种传统价值观。

中国古代人们对家庭管理方式和国家管理方式上的价值认同，使得政府的政令能够很快地得到实行。

正是由于中国大一统制度的安排及制度的结构是合乎中国传统道德和以宗法观念为基础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因此，大一统制度很自然地得到人民的拥护。（如前所术，也是人民自己的选择），极大地节约了皇帝为推行该制度必须支出的巨大文化教育费用，也节省了应用军队和暴力维持社会秩序和监督、强制官员执行大一统制度的费用。

君主集权制在商代已具雏形，到周代就逐渐完备了。周王十分巧妙地把它作为一个氏族首领的家长式权力，扩展到王权的统治中，有机地形成了“家天下”的国家体制。

一个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周朝，以宗法关系中的亲疏、远近为标准，为周家族中的每个人确定权位，其中从天子到士的多个层次，与家族关系由亲到疏的多个层次是完全相对应的。他们以宗法制为共同的基础，建立起了严密的国家政治权力网和家族统治网。

说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家族方式管理的国家或家庭式国家，一点也不为过。俗话说，“四海之家皆兄弟”，“五千年前是一家”，“家”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中国古代，不仅皇帝被视为“父”，就是封建官僚们也被称作“父母官”。家庭作为国家组织结构中的基本单元，它的伦理道德的放大，就是国家伦理观。西方人大多是以个人为单位。

家庭是稳定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稳定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就有了基础。维持建立在严格的宗法教育和伦理规范基础上的中国家庭，有鉴于此 历代中国皇帝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也是他进行大一统管理的组织基础所在。

战国后期，社会上普遍形成的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这是人们基于对春秋战国五百年动乱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创伤而做出的反思，也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在思想意识上向周朝宗法礼仪的回归。

中国长期以来儒、释、道三教中始终以儒教的力量最强，根本原因是它的大一统政治功能能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并由大一统政府尊其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

家庭以及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基层单位预算，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商品生产方式的牢固结合体。它对于建立于宗法制基础上的大一统制度和古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及农业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的小农经济正是从中国最基础的生产结构上，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在中国的发展设置了最基本和最广泛的障碍。

中国的商人除了可以经商外，他们更注重于仕途和土地。

在中国古代，商人往往是与政权及地主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任务不是推翻封建统治，而是在与大一统政权和地主制经济的结合中，谋求自己的更大利益。他们最后还是把钱投放到了土地上。巩固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基础。这种投资定势使中国商业资本再雄厚，也变成不了产业资本。

正当中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农业生产力的突破需要大力借助市场力量的时候，大一统政府自14世纪中期直至19世纪中期的近五百年中执行的海禁政策。

在每个朝代的中前期，大一统政府都有能力把这些问题限制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到了每个朝代的后期，大一统政府就失去了对这种弊端的控制能力，最后只能以新一轮政治权力的更替。即改朝换代来保证大一统制度的效率。

人民把百年来所受的压迫更多地归于满族的民族压迫，而对于封建主义的痛恨，远没有对满族人的痛恨来得深，对封建主义的清除和排斥也并不那么彻底，这也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出现帝制复辟，以及中国封建主义的东西在老百姓中还根深蒂固的重要原因吧。

大一统制度，终于在晚清政府的无能中彻底丧失其制度效率了。

这种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怀疑引起了政府和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和恐慌，人们纷纷从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出发，企图对这种怀疑进行否定的回答。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但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可以。也就是强调纲常伦理是封建统治的根本，而科学技术只是巩固封建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一基本观点。主张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帮助巩固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科技问题上习惯性地从政治角度的思考，贻误了中国学者迅速向西方科技学习的时机。

把传统文化中的纲常伦理、典章制度看成是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至理。这种观念在一代因袭一代地长期积聚后，就形成了一种恪守祖宗之训、圣人之言的文化正统心理，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之初的那种积极探索的实践理性精神，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多把儒家经典作为判断是非、曲直、善恶、真伪、好坏的重要依据和原则，

这种思想直到晚清还在影响着很多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观。

“在中国文明中，决不可能出现一个商业占优势的社会秩序”，

因为官吏体制的基本观念与商品经济的价值体系相对立。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限的生产资源条件下，将发展农业和发展工商业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是很难做到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工商业，国家经济也无法从市场和商品贸易中取得活力。中国大一统政府的办法就是对工商业实行专榷，政府尽收工商业之利于国家财政。大一统政府应用国家专榷政策，使其既能仍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又能尽收发展工商业的好处。在专榷政策中发展起来的官营工商业，却对中国古代的农业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基础之上的。这种政治伦理在中国大一统政治因素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伦理却也集中反映了宗法社会中祖先崇拜的原始意识，它极力宣传家长制和扩大宗法秩序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提倡以皇权为中心，以忠孝仁恕等伦理思想统帅人们的言行，影响了中国古代优秀人才的自我发展，这对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正是大一统制度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诸因素中的积极方面的作用，使古代中国表现出了它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经济的持久繁荣。同样在近代，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大一统制度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诸因素中的消极方面的作用，使整个中国大一统社会呈现出其拘泥于农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保守态势。

自从大一统政府把儒学作为国家的统一思想后，出现了各家学说之间不能平等争鸣的现象，即使在儒家内部，当重大学术观点出现了分歧时，国家也往往会出面进行干预。西汉时学者们聚在石渠阁讨论儒家经义的异同时，皇帝就曾亲自参加，当场裁决，这就出现了政治干预学术的书面。白虎观会议上，儒家学者之间的争论也由皇帝来进行裁决。会后，皇帝还令班固写成《白虎通义》予以颁布，作为统一经义的样板。中国古代思想的统一，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政治压制文化自由的途径得到的，这使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跟随政治权威的认定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古以来，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就盛行着将对圣人经典的崇拜和对政治权威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这种传统，把一些有创新意识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整个知识界很难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学术界里死气沉沉。这种形势，引导着很多贪图荣华的知识分子按照政治人物的意图来说话，使学术变成了政治的奴婢。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政治化倾向也导致了科学技术对大一统制度的依赖。这使那些凡是有利于和直接促进社会政治目标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科技发展与政府需要的密切结合，也使得凡是政府囿于时代局限或认识水平，暂时认识不到的科学技术就得不到发展，甚至会受到压制。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必须与国家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相结合，以至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必须由国家进行集中的管理和限制，这使科学技术人员谈不上有什么学术自由，而只能把自己变成大一统政府实现政治管理的工具。而这一点恰恰与科学技术发展中最必要的一个条件：人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相违背了。

但由于清朝政府老用政治标准去指导科技研究，因此严格地将科技研究限制在不得触犯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的范围内。

中国哲学思想中强烈的整体论观点，使人们在综合中产生了严重的思辨倾向，人们不习惯于把自然现象具体化地进行研究，也不会对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剖析，更不会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像西方科学哲学一样，向人们提供科学研究方法和路径上的范式引导。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述而不作”，到清代阮元的“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整体的、综合的，甚至是混沌的表达方式，以竭力避免因不完整而出现错误。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想跃进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必须从自己的社会中找到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内动力，

如何从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发展惯性中寻找历史内动力，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理应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