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战斗，而战斗的首要前提是保护好自己和选择适当的时机与战斗方式。若不能保护自己，就谈不上战斗；若保护不好自己，就会失去许多有利的战斗条件。

我们主张生活的多元化，因此战斗的方式也应该是多元的。每个战斗者可以根据战斗的实际需要和自己的特长、有利条件而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种战斗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如需要思想家，需要冲锋在前的人，需要赞助者，甚至也需要不能做出任何帮助的同情者。

智者是一类战士。鲁迅是一个智者战士的榜样。鲁迅的战斗精神有两个特点：一是卓越的政治远见，二是“韧性”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除了激情愤慨表现于笔锋，从没有采取过过激的行动，如上街游行之类。但并不是那个时代的战斗不需要上街游行，而是因为鲁迅所扮演的角色，只能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作韧性的战斗，才能达到“效益最大化”。

梁漱溟也是一个智者战士的榜样。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梁漱溟是与毛泽东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前所未有、后所亦无的人。事情发生在1953年9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上。梁漱溟敢于大胆讲话，但却伤了毛泽东的面子，毛无情地批评他，他越想伸冤，毛越更加无情地批评他。最后以毛给梁的政治定论而告终：“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高戈主编《历史内幕纪实》，甘肃人民出版社，上册第96、99页）梁漱溟在事过不久便向全国政协领导写信要求请长假，闭门思过。他从此家居读书学习，什么地方都没有去，什么事也不过问。就是在当年底朝共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来访，设国宴招待，他接到请柬也没有出席。梁漱溟自1953年以后，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拿，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以至连一顶在四年后（1957年）有几十万人被戴上的“右派”帽子，他也因为“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没有摊上。梁漱溟这般避世的作法大概是消极的，但若根据形势和一个人所要扮演角色的需要，将其变为积极主动的策略，那么梁先生的这种处世生存之道便是相当“高明”的了。

严家其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从科学王国进入哲学王国，由于他怀着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观察周围世界，“对科学来说，一切难于理解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一切‘非理性现象’都可以用‘理性’去理解它”，因此在“文革”期间那样一种生灵涂炭、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他能够“对当时的一切并不感到过分惊奇”，而能沉着地进行着使他后来成为杰出思想家的巨量知识积累。“在神学王国，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真诚的思想交流，不能有发自内心的坦诚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走遍了古代世界，和古代人进行热情友好的对话。”在书的世界里，他访问了古罗马的凯撒，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西班牙的查理一世，英国的克伦威尔、帕麦斯顿、丘吉尔，法国的路易十四、罗伯斯比尔、拿破仑、戴高乐，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中国的嬴政、李世民、孙中山，印度的甘地；会见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杰出的思想家……“就这样，在周围世界发生剧烈变化时，我的内心保持着特有的平静。”（严家其《思想自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版，第16、17页）

无论是一个以自身生存为己任的匹夫小人，还是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英雄豪杰，他的生活都是一场战斗，战斗是需要智慧的。战斗还需要沉默，沉默不是放弃战斗，沉默是一种战斗的策略，是一种有效的积累，还是长跑者制胜的法宝。

（陈嘉珉，2002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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