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17年。早年考入北大工学院，读书时投身“一二·九”运动，后来，他们兄弟四个成为河北省平原上非常著名的抗日英雄。他亲手除掉过几十个汉奸，带领突击队混进据点，用斧子砍掉了十几个鬼子的头，敌伪叫他“郭阎王”。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公正廉明，刚直不阿，但从延安整风到反右、“文革”，他一直是被整对象。岁月逐渐改变了他的性格，很多年连生日都不愿过了。岁月流逝，他忘记了自己的生日，打倒“四人帮”后，他告诉我们党的生日是7月1日，那么以后我每年就7月1日过生日吧。2005年3月24日，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

 我非常怀念父亲，在他去世百天的时候，按照习惯我们来祭奠他。但那一天，我被震撼了。我突然发现，3月24日往后数一百天，正好是7月1日，是他自己指定的生日。难道冥冥之中，上苍给了我们什么暗示吗？第二年，当父亲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去墓地祭拜他。就在我祭拜父亲的时候，我的二姐和几个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说今天是2006年阴历六月初六，星期六，而这一天恰恰又是阳历7月1日，是父亲指定的生日。我再一次被震撼了。虽然我不迷信，但现在我特别特别希望真有天堂。如果有天堂，父亲在天上是可以看得见我的。

 落日慢慢变得越来越昏暗，我默默站在父亲的坟前。有一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怎样跟他去讲。那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在成都，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病危，让我赶回呼和浩特。但当时计划第二天我应该赶到大连，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会议。主办方为了这个培训会，准备了好几个月，如果我不去，这个公司甚至可能破产。最重要的是作为慧聪公司的承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信用或许就被推翻了。到底去哪儿？我在不断地问自己，彻夜难眠，半梦半醒之中企盼父亲能告诉我该怎样去做。不知不觉中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在1985年，城市改革刚刚推起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党委研究室工作，主持城市改革方案的推广。一天半夜，母亲糖尿病酸中毒，我把她背到了医院，我和父亲一直守在母亲的床边，等着她醒来。我看着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一滴往下走，而母亲一直没有睁开眼睛。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我应该赶到集宁市，去参加市委组织的一次干部大会，要给几百个干部作改革方面的报告。天快亮了，我发现父亲不断地注视我。我心里也非常难受，走还是不走？父亲爱怜地摸着我的头说：“你去吧，这里有我。”他说得很平静又很坚决。我含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登上了赴集宁的火车。我记得干部大会召开前，集宁市委的房书记给我一个条子，上面写道：“老人醒过来了，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会议结束，他做总结时把这个条子念给大家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了什么是使命，什么是责任。

 想到这件事，我沉甸甸的心似乎放了下来，我决定直飞大连。也就是在大连，那天下午，我关心家族企业管理的报告做得非常精彩。在回答听众提问的时候，我看到公司的一位员工向我挥舞着一张飞机票，他用手指着自己的手表。我知道出事儿了。或许是上天的安排，那天我从大连飞到北京，从北京又赶到呼和浩特，只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但已经晚了，当我赶到呼和浩特的时候，父亲在几个小时前已经离开了我，所有家族中的人只有我，他心爱的小儿子没有最后跟他见上一面。

 我站在父亲的墓碑前泪流满面，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期盼着有天堂。如果有的话，父亲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他一定会告诉我：“孩子，不要流泪，你应该这样去做，生意场不仅仅是钱，更要有诚信和责任。”

 父亲走了，他走的那一百天，恰恰是他自己指定的生日。当他89岁生日，我来祭拜他的时候，那个发来的短信告诉我，这一天是阴历2006年六月初六，星期六。

 我想父亲，不知道他今天在哪儿，我只有把压在心里的许多话，写成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