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茅于轼算得上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当然，敢说真话未必就等于说的是正确话，错误的话也可能是真话。说不说真话是道德和人格的问题，而说没说正确的话则是一个水平的问题。
茅于轼曾经在多个场合和采访中谈到了房地产问题，在最近一次接受《博客中国》的专访中，他又一次暴出了“不赞同建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强加给穷人的特权”、“房价高涨是由市场主导的”等等言论。
老实说，依茅于轼一贯的作风，这些高论确实是茅于轼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作假的成分在内。很多媒体或人士都认为茅于轼是在为房产商代言，或者是被媒体或房产商误导了，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人认为茅于轼在一次访谈中赞同了房产商任志强的观点，就认为茅于轼的屁股是坐在任志强这一边的。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厢情愿。茅于轼作为一个一贯以敢说真话著称的经济学家，在七老八十的时候尽管可能糊涂，但也不可能糊涂到随意出卖自己人格和道德的时候。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作恶多端，但到老的时候却幡然悔悟，何况茅于轼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作恶多端呢。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茅于轼的人格和道德出了问题，而在于茅于轼仅仅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在说话。但是，茅于轼可能是真的老糊涂了，有时在遇到一些纯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他是真的很睿智，但是，当在遇到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茅于轼就犯糊涂了。
经济学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却是一个现实问题，经济问题当然需要经济学来解决，但仅仅用经济学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的。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显然也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仅仅用纯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是根本破解不了中国房价上涨之谜的。茅于轼反对“经济适用房”，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经济适用房的确是政府在推高房价之后，为了适度稳定社会和民生，所“恩赐”给穷人的一个特权而已，但是这个“恩赐”是存在几个问题的：一是这个“恩赐”是一种纯粹的政府和特权行为，而非市场行为，不符合经济学规律；二是这样的“恩赐”其实并不是“恩赐”给穷人，而是“恩赐”给那些接近于买得起房的工薪阶层，真正的穷人是连经济适用房都买不起的。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得出这个结论，与我的思路完全一致。其实，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经济适用房，那么，到最后，买得起房的不但不是穷人，反而可能是大批的富人，这势必会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等级分化。无论房子再经济再适用，对于买不起房的穷人来说，均无二致。从这一点来说，茅于轼能力排众议，在年届八十的时候仍然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比起那些既无水平、又没良知的经济学家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清醒的智者。
但是，茅于轼毕竟只是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老了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时很天真，而老了的经济学家就未免更天真。经济学家很执著，但有时又执著得天真，天真得以为只要是市场在起作用，便一切都了事了，一切经济现象都是正常的了。正因如此，茅于轼在面对中国经济及房价问题时，才难眠糊涂。茅老认为建“经济适用房”有违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这是对的，但茅老认为“中国房价上涨是由市场主导的”这就大错特错了。茅老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开口闭口谈市场。必须要考虑的是，中国的房价上涨看起来是市场因素所致，但是，我们应该追问，这个市场因素是不是纯粹的市场因素？这个市场是谁主导下的市场？到底是市场自身主导的市场，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很显然，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房地产市场尤其如此。从根本上说，房价的涨跌根本是由土地因素决定的，而土地的掌握者只有政府，因此，土地制度和土地调控政策就直接影响着房价的涨跌。由于中国的土地是由政府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主导，因此，土地交易数量、土地交易价格等也基本是由政府主导，再加上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及土地要素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为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先决条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由威权主导的权力经济，吴敬琏以前还说“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吴敬琏是说话客气了点，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好坏之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好的，而“坏的市场经济”则根本就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只有“坏的经济”而没有“坏的市场经济”。如果说吴敬琏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没弄清或者是不敢说出真相的话，那么，茅于轼则是还没有搞清问题的本质。按照茅于轼的逻辑，既然房价上涨是由市场主导的，那么，中国的高房价就是合理的了？显然不是这样。
茅于轼还有一个观点引起了部分媒体及民众的极大愤慨，他说“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穷人的”。其实这个观点是被媒体所强加的，翻遍通篇的访谈，也没见茅于轼说过“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穷人的”话。（见《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2月2日）但是《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茅于轼时，茅于轼针对任志强的确说过一些替他辩诬的话，他说，“任志强作为一个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所当然”、“商品房本来就是为有钱人建的”。这些话本没有错，但是，众所周知，由于茅于轼和任志强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他说这样的话自然就难以避嫌。茅于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说话时处处都要从经济学立场出发，从这一点来说，他说任志强作为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茅于轼天真就天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仅仅从经济学立场出发来谈经济问题是不够的甚至是会被误导的，他应该知道，当他从纯粹经济学立场为任志强辩解时，他所面对的是芸芸众生和千百万没有房住的老百姓。当然，中国房价的上涨不是任志强一个人或者是这些开发商说了算的，而主要是政府说了算。一味地把责任推到开发商头上，是看不到问题的症结的。
与其他一些说他“晚节不保”的人相反，我倒觉得茅于轼恰恰是一个可保晚节的智者。但是，茅老毕竟是老了，老了的人未免太天真。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则忽悠了很多人，甚至是把一些像茅于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给忽悠住了。
茅于轼曾经在多个场合和采访中谈到了房地产问题，在最近一次接受《博客中国》的专访中，他又一次暴出了“不赞同建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强加给穷人的特权”、“房价高涨是由市场主导的”等等言论。
老实说，依茅于轼一贯的作风，这些高论确实是茅于轼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作假的成分在内。很多媒体或人士都认为茅于轼是在为房产商代言，或者是被媒体或房产商误导了，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人认为茅于轼在一次访谈中赞同了房产商任志强的观点，就认为茅于轼的屁股是坐在任志强这一边的。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厢情愿。茅于轼作为一个一贯以敢说真话著称的经济学家，在七老八十的时候尽管可能糊涂，但也不可能糊涂到随意出卖自己人格和道德的时候。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作恶多端，但到老的时候却幡然悔悟，何况茅于轼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作恶多端呢。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茅于轼的人格和道德出了问题，而在于茅于轼仅仅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在说话。但是，茅于轼可能是真的老糊涂了，有时在遇到一些纯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他是真的很睿智，但是，当在遇到一些经济问题的时候，茅于轼就犯糊涂了。
经济学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却是一个现实问题，经济问题当然需要经济学来解决，但仅仅用经济学是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的。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显然也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仅仅用纯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是根本破解不了中国房价上涨之谜的。茅于轼反对“经济适用房”，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经济适用房的确是政府在推高房价之后，为了适度稳定社会和民生，所“恩赐”给穷人的一个特权而已，但是这个“恩赐”是存在几个问题的：一是这个“恩赐”是一种纯粹的政府和特权行为，而非市场行为，不符合经济学规律；二是这样的“恩赐”其实并不是“恩赐”给穷人，而是“恩赐”给那些接近于买得起房的工薪阶层，真正的穷人是连经济适用房都买不起的。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得出这个结论，与我的思路完全一致。其实，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经济适用房，那么，到最后，买得起房的不但不是穷人，反而可能是大批的富人，这势必会造成愈来愈严重的等级分化。无论房子再经济再适用，对于买不起房的穷人来说，均无二致。从这一点来说，茅于轼能力排众议，在年届八十的时候仍然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比起那些既无水平、又没良知的经济学家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清醒的智者。
但是，茅于轼毕竟只是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老了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有时很天真，而老了的经济学家就未免更天真。经济学家很执著，但有时又执著得天真，天真得以为只要是市场在起作用，便一切都了事了，一切经济现象都是正常的了。正因如此，茅于轼在面对中国经济及房价问题时，才难眠糊涂。茅老认为建“经济适用房”有违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这是对的，但茅老认为“中国房价上涨是由市场主导的”这就大错特错了。茅老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开口闭口谈市场。必须要考虑的是，中国的房价上涨看起来是市场因素所致，但是，我们应该追问，这个市场因素是不是纯粹的市场因素？这个市场是谁主导下的市场？到底是市场自身主导的市场，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很显然，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房地产市场尤其如此。从根本上说，房价的涨跌根本是由土地因素决定的，而土地的掌握者只有政府，因此，土地制度和土地调控政策就直接影响着房价的涨跌。由于中国的土地是由政府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主导，因此，土地交易数量、土地交易价格等也基本是由政府主导，再加上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及土地要素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为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先决条件。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由威权主导的权力经济，吴敬琏以前还说“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吴敬琏是说话客气了点，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好坏之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好的，而“坏的市场经济”则根本就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只有“坏的经济”而没有“坏的市场经济”。如果说吴敬琏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没弄清或者是不敢说出真相的话，那么，茅于轼则是还没有搞清问题的本质。按照茅于轼的逻辑，既然房价上涨是由市场主导的，那么，中国的高房价就是合理的了？显然不是这样。
茅于轼还有一个观点引起了部分媒体及民众的极大愤慨，他说“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穷人的”。其实这个观点是被媒体所强加的，翻遍通篇的访谈，也没见茅于轼说过“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穷人的”话。（见《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2月2日）但是《南方人物周刊》在采访茅于轼时，茅于轼针对任志强的确说过一些替他辩诬的话，他说，“任志强作为一个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所当然”、“商品房本来就是为有钱人建的”。这些话本没有错，但是，众所周知，由于茅于轼和任志强的私人关系比较好，他说这样的话自然就难以避嫌。茅于轼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说话时处处都要从经济学立场出发，从这一点来说，他说任志强作为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茅于轼天真就天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仅仅从经济学立场出发来谈经济问题是不够的甚至是会被误导的，他应该知道，当他从纯粹经济学立场为任志强辩解时，他所面对的是芸芸众生和千百万没有房住的老百姓。当然，中国房价的上涨不是任志强一个人或者是这些开发商说了算的，而主要是政府说了算。一味地把责任推到开发商头上，是看不到问题的症结的。
与其他一些说他“晚节不保”的人相反，我倒觉得茅于轼恰恰是一个可保晚节的智者。但是，茅老毕竟是老了，老了的人未免太天真。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则忽悠了很多人，甚至是把一些像茅于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也给忽悠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