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国开始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上个世纪末中国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国家办教育到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办教育的转型强有力的促进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但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进行，我国整体毛入学率大幅上升，曾经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的高等教育已经达到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普及的标准，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多数适龄人群的普遍经历。
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方式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原来，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的工作岗位分配制度逐渐解体，大学生在毕业时便进入到社会劳动力市场之中。但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还远不能满足新增就业人员的需求，特别是长久以来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没有得到改善。这使得大学生群体遭遇到了就业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制度性变迁，但存留在大学生心中的精英意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择业选择和择业文化和就业市场制度发生了分裂，这更加剧了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困境。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大学生群体的择业观可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机会结构，实现制度和文化的匹配，矫正大学生群体在择业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焦虑与不适应，引导大学生群体采取更加合理的行动决策，协助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更完善、有效的公共服务政策，从而更好的促进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平稳过渡。
制度变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在理论研究中往往将研究的关注中心放在制度本身的变迁过程及影响上，缺少了对制度变迁的文化环境的综合分析。从而导致了刚性制度与柔性文化在变迁节奏上的错位，甚至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
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往往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影响，只有将制度变量与文化变量结合考察才能更全面、深入的理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趋势。马丁·特罗是最早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他将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用矩阵得方式将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分为“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传统的扩张主义者”、“精英主义改革者”和“扩张主义改革者”四类。同时，他还分析指出了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和普及阶段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两难问题——规模扩张与质量、平等的矛盾；扩大招生与毕业生过剩的矛盾。代表作有《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美国的模式与欧洲的现实》、《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等。
在学术讨论的基础上，2000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该报告提出了发展高等教育的两个理论基础：其一，高等教育具有重大的公益性，即高等教育不仅具有很高的私人收益，而且具有远远高于个人收益的巨大社会收益，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花大力气发展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其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紧张，“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必须要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三个层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并认为“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目标是为学生在读、写、算和其他必备技能方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高等教育为人们在现代社会立足提供了深度和弹性”。
一方面，沿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思路，人们集中关注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作用。例如，刘精明教授在《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中分析了高等教育扩展和机会总量的增加对高等教育的公平性程度的提高的意义。他指出高校扩招事实上加大了各职业/教育阶层子代之间在获得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同时也降低了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代际关联。另一方面，人们只是结合简单的统计数据从宏观上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而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
综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的视角都带有很明显的社会政策的功能主义倾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但缺陷也十分明显：一、忽视了大规模高等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功能，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下，这样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大。二、忽视了在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对高等教育的演变分析，即高等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更宏大改革的一个部分，从怎样的角度反映了社会整体改革的特点，教育改革和其它改革在思路和方式上有怎样的相关。三、缺少足够的理论深度，在宏观分析与微观解释之间存在鸿沟。在理论上关注制度变迁、群体行动、文化取向上存在怎样的联系。
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方式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原来，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的工作岗位分配制度逐渐解体，大学生在毕业时便进入到社会劳动力市场之中。但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还远不能满足新增就业人员的需求，特别是长久以来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没有得到改善。这使得大学生群体遭遇到了就业瓶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学生群体面临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制度性变迁，但存留在大学生心中的精英意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择业选择和择业文化和就业市场制度发生了分裂，这更加剧了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困境。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大学生群体的择业观可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机会结构，实现制度和文化的匹配，矫正大学生群体在择业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焦虑与不适应，引导大学生群体采取更加合理的行动决策，协助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更完善、有效的公共服务政策，从而更好的促进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平稳过渡。
制度变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但在理论研究中往往将研究的关注中心放在制度本身的变迁过程及影响上，缺少了对制度变迁的文化环境的综合分析。从而导致了刚性制度与柔性文化在变迁节奏上的错位，甚至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失败。
人的行为和社会的发展往往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影响，只有将制度变量与文化变量结合考察才能更全面、深入的理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趋势。马丁·特罗是最早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形成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他将将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用矩阵得方式将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分为“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传统的扩张主义者”、“精英主义改革者”和“扩张主义改革者”四类。同时，他还分析指出了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和普及阶段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两难问题——规模扩张与质量、平等的矛盾；扩大招生与毕业生过剩的矛盾。代表作有《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美国的模式与欧洲的现实》、《从大众高等教育走向普及》、《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等。
在学术讨论的基础上，2000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该报告提出了发展高等教育的两个理论基础：其一，高等教育具有重大的公益性，即高等教育不仅具有很高的私人收益，而且具有远远高于个人收益的巨大社会收益，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花大力气发展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其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紧张，“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必须要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三个层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并认为“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目标是为学生在读、写、算和其他必备技能方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高等教育为人们在现代社会立足提供了深度和弹性”。
一方面，沿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思路，人们集中关注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作用。例如，刘精明教授在《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中分析了高等教育扩展和机会总量的增加对高等教育的公平性程度的提高的意义。他指出高校扩招事实上加大了各职业/教育阶层子代之间在获得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同时也降低了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代际关联。另一方面，人们只是结合简单的统计数据从宏观上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而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
综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的视角都带有很明显的社会政策的功能主义倾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但缺陷也十分明显：一、忽视了大规模高等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功能，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下，这样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大。二、忽视了在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对高等教育的演变分析，即高等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更宏大改革的一个部分，从怎样的角度反映了社会整体改革的特点，教育改革和其它改革在思路和方式上有怎样的相关。三、缺少足够的理论深度，在宏观分析与微观解释之间存在鸿沟。在理论上关注制度变迁、群体行动、文化取向上存在怎样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