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改革思考之四
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现代化文明国家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得到这样的认识并在现实中转轨实属不易，但是远未大功告成。市场经济只是提高经济效率－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搞得差的与搞得好的相去甚远，而且搞得好的是少数，搞得不好或很不好的是多数。搞得好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国家数量、人口数量在世界上只占不到20%，但是经济总量占80%以上。从文明程度和国民幸福程度来说，这些发达国家的优势更为显著。这不仅是由于其经济运转方式更有效，经济制度更健全，还由于民主政治更发达。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如果仅仅停留在市场经济这一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政治，中国才能解决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才能使社会向着和谐、健康、人道的方向发展，才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一 民主政治的价值
在古代人类历史上，只有希腊、罗马等极少数国家在比较短的时期实行过民主政治。在几千年历史上，一般来说集权专制体制比民主体制更有效率、更强大，因此占有统治地位。近现代民主政治产生的过程很曲折。民主政治有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同时需要诸多社会因素的配合才能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民主政治也对人文、法治、科学、教育、自由竞争的经济（即市场经济）具有巨大的保障、引导作用。总的来说民主政治的历史还很短。但是在其初步建立后就显示了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更显示了巨大优越性。
民主政治是在政治领域承认、鼓励、保护竞争－和平方式、公开方式、文明方式的竞争－的政治。当然民主政治内涵很丰富，不限于竞争。承认市场经济，是在经济领域承认竞争。如果人的思维是合乎逻辑的，自然应该承认竞争法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当然事实上政治领域不可能没有竞争，只是过去政治领域的竞争－广义上的竞争，是不同民族、阶级、阶层、宗派、集团、个人之间通过战争、暴乱、阴谋、宫廷权术等形式进行的，社会代价极其巨大。直到近现代民主政治出现后，政治竞争才有可能以和平、文明的方式进行，协商、妥协、合作、融合逐渐代替暴乱、镇压和战争，公权力所代表其意志、维护其利益范围日益扩大最终及至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向着人道、和谐、文明的方向演进。
民主政治十八、十九世纪才兴起于西方国家，但是很快就显示了它的巨大优越性。虽然当时的民主政治还是很初级的、粗糙的，远远谈不上完善、成熟，但还是使推行它的国家很快强盛起来，成为世界的主宰。不要说一般国家，就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当时物质财富几乎占世界一半的泱泱大国中国、印度在实行了民主政治的国家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
日本是中国近邻，长期以中国为师，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各方面跟在中国后面，亦步亦趋。日本十九世纪中后期发生了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迅速进入了先进国家行列。十九世纪末中日之间发生了一场对双方历史进程都造成深远影响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彻底打败了庞大的大清帝国。当时有个叫伊东正佑的日本人给已经战败、陷于绝境的中国北洋舰队最高长官写了一封信，指出中国之战败实属必然。中方战败的原因并不是武器不如日方－其时就舰炮（即今天说的“硬件”）来说中国海军的总体实力远在日本海军之上。中方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固守千年成法，而日本实行了变法－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革，学习、模仿西方国家－尽管此前西方国家多次欺侮日本。该信作者对中国不变法而陷于落后挨打深表惋惜，并告诫如果只重坚船利炮，不行新政，离亡国不远矣。这封信在历史上不仅很著名，而且很独特，因为信的作者就是彻底歼灭中国海军的日本海军舰队司令官。
截至甲午海战时日本实行的新政包括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仍有浓厚的封建残余，是具有日本军国主义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这样一个很初级的民主政治，在发展经济、科学上，在改变国民精神面貌、动员民众力量上，已经显示了巨大威力，足以对固守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构成明显的优势，陷中国于灭顶之灾。
及至今天，人们仍然可以指责民主政治尚存的种种问题，谴责民主国家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不实行民主政治找出一万条理由。在一百多年前，民主政治那么幼稚的时期，在封建专制同样强大的日本，社会主导力量怎么就认准了西方那一套民主政治能救日本呢？在此之前，游历过西方的中国人似乎比日本人多，中国人译著的正面介绍西方的书籍比日本的也多。而中国精英层始终就没有在学习西方民主政治上达成过一致，连大体上的一致也没有过。这段历史和一百多年来民主政治在中国的遭遇值得中国人好好反思。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改革呼声高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维新运动，但是这个维新运动非常短命，只搞了100天就夭折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遭到空前洗劫。精英层中许多人开始有所醒悟，中国政治太过落后，非变法不能图强，非改革不能生存。1905年发生的日本海军全歼沙俄太平洋舰队的日俄战争又给了中国一记棒喝，使中国精英阶层中的多数看清了变法的方向。东方民族不仅可以学习西方，而且在当今要图存、图强唯有学习西方－实行民主、倡导科学。最高统治集团也不再公开反对变法，甚至准备接受“宪政”。可惜的是这个统治集团极端自私且目光短浅，所搞的宪政、民主是伪宪政、伪民主，或者说其新政中的民主成分太稀少，不足以使社会发生显著变化，更无法应付已经到来的社会危机。这究竟是民主政治的错，还是中国自己的错（或者说是最高统治集团的错？整个精英阶层的错）？是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还是中国没有认真实行民主政治？不要宥于成见，不要人云亦云。好好独立思考一下。
二十世纪是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经受考验和磨难的世纪，在中国更是如此。如同市场经济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民主政治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同市场经济只是民富国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样，民主政治也只是民富国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民主政治还有赖于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才能自我完善，才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良好作用。民主政治的实行离不开有远见、有决心、有毅力的现实社会力量，还有赖一定国际条件。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基本是在比较良性的轨道上运行和演进。但是1920年代－1930年代在意大利、德国出现了法西斯统治，这个反民主集权政权又是通过民主政治所具有的选举制上台的。在计划经济国家和多数新兴国家，虽然往往宣称实行“更高级的民主”或“真民主”，一般也有选举制，但是民主的最基本要素都被隐蔽地或赤裸裸地取消，剩下一点民主形式被精巧的“程序设计”或“潜规则”制约而变性。
二十世纪后半叶是民主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在老牌民主制国家，民主政治本身有了重大改善，不仅享有民主权利的国民在范围上大大扩展，而且表达大多数国民意愿的机制和方式越来越完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教育、文化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大大增强了这些国家精英阶层和一般民众坚持市场经济、坚持民主政治的信念。在新兴国家，民主政治推行并不顺利。尽管这样，二十世纪还是民主政治取得重大进展的世纪，民主政治对新兴国家的精英阶层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二 现实对民主政治的呼唤
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发展成绩不小，但是不应估计过高，更不能盲目乐观。这需要做历史对比。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叶与中国一样落后。明治维新后二十多年，就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接近或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在整个东亚确立了优势。1950年代的韩国原本经济落后，又深受战争创伤，国民素质、科技、文化、法治也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经过三、四十年发展，韩国成为亚洲最有竞争力的国家。我们容易看到、乐于承认的是其强大的科技实力，不易看到或不愿承认的是科技实力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优势。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虽然也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是在科技、文化、国民素质、经济综合竞争力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较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
最近的若干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当前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是相当开明、务实、亲民的领导，许多改善国计民生的举措也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在某个局部改善的同时，其他局部甚或整体却在恶化。这其中有深刻的内在原因。
科技创新能力低是中国发展的重大瓶颈。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总量增加很多，但是国家竞争力提高不大，在比较公认的几个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中排名一直落后，不仅远在发达国家之后，也在各新兴国家、地区之后。除了杂交水稻等个别项目，中国的产业在技术水平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几乎没有，接近的也很少。这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包括出口产品附加值很低，维持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竞争优势”是压得很低的工资水平（这又造成内需严重不足和国民素质难以提高）和对环境污染及资源过量消耗的过分容忍。人民付出很多，所得很少。是中国人不好学、不勤奋吗？是民族素质、文化传统有严重障碍吗？恐怕不是。今天分布在世界上的华人、华裔在科技领域的成就相当突出。中华文化圈的其他民族，日本早已成为技术大国，韩国近年也赶了上来，在造船、汽车、电子、化工等多个领域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落后，绝不是政府增加点科技投入能改变的，也不是加大知识产权立法、执法所能奏效的。没有适宜的政治环境，没有民主政治对人权的保障和人在精神上的解放，科技上的追赶就不可能实现。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实惠、不可持续已是社会共识。生产总值增长较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搞了不少，对外贸易超常规增长，国家外汇储备在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这当然是成就，但是不容盲目乐观。中国正在成为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世界工厂”，为世界人民主要是发达国家人民服务，中国也得到一些好处。基础设施、高楼、厂房也是财富，有这些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但是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年前的世界已经不同，财富主要蕴藏在科学技术、研发能力、高增值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国民素质当中。一般消费品、高耗能耗材产品的生产，很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必要时转回到发达国家不费太多事。人家转移之后，中国的低端产品生产能力就不再具有多少价值。况且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难以持久。大幅度调整政策，限制粗放型经济发展，又会使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贫困人口生计问题更趋恶化，况且还有地方政府的政绩问题（可是除了GDP增速，在现有体制下其实找不出激励地方官员勤政的其他有效办法）。有人说这是发展中的必然阶段。然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在追赶性发展中并未呈现中国目前这种状况。
对于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有个惯常说法叫做“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这对浅层次问题管用，对深层次问题不管用。若干年前就认识到应该走低耗能经济增长之路，但是中国能耗系数却在最近十年间从0.5增加到1.2；都知道应该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产出投入比从0.4下降到0.2；环境治理大张旗鼓说了多少年，政策、投资都不少，但是总体环境一直在恶化。今天不仅水质好的江河湖泊少得很，连未受严重污染的近海海域都难找；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中央政府决心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十五”规划要求2005年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但是到2006年实际只剩下18.3亿亩。
国务院发展中心负责人陈清泰有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时报》
腐败是引起国内外严重关注的问题。腐败吞噬财富，降低效率，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损害公权力合法性，败坏社会风气，涣散社会凝聚力，是许多政权以致国家覆灭的原因。然而腐败问题各国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遭遇过。关键是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机制，能否使腐败现象逐步减少。中国从承认有腐败现象并开始治理算起已历经二十多年，但是腐败官员越来越多，集团腐败、机构腐败案一批接一批，官场风气越来越坏。依靠党组织反腐败，党组织一把手经常成为主要腐败源。建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这本是许多国家的成功作法，但是中国的反腐机构在该做的事情上常常只是摆设，在被恩准的反腐败行动中乘机索贿日甚一日。上级监督被寄予一定希望，可是上级往往比下级更贪婪，贪渎多者比少者更安全、更有升迁机会。在没有来自社会、来自外部的制约、制衡、竞争的社会条件下，官员自保和升迁的最佳方式是卖身投靠，加入最有权势的集团，而不是一般人天真地以为的廉洁、勤政与爱民。东北地区一个叫马德的市委书记，其腐败情况在媒体上有较多披露。其人在狱中对记者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在他当时的职位上，想不腐败很难。马德当然有其个人责任，受到惩处咎由自取。但是马德那番话自有其深刻道理。
两极分化在中国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国民分享发展成果，早晚要酿成社会动乱，会出大问题。而且普通国民生存状况不改善，国民整体素质难以提高，中国也无法应对信息时代的巨大挑战。中央政府近年在改善最下层国民的生计上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效果有限，更难以持久。中国的基尼悉数在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后又快速上升到0.45，贫富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制衡机制，普通群众成不了真正的社会主人，仅仅是被恩赐的对象，在皇恩不那么浩荡时，境遇必然每况愈下。而一般规律恰恰是，一个政权最高当局的调节器作用总是递减的，皇恩总是呈现减少的趋势。目前在中国权贵和富豪虽有千丝万缕联系，但还是两个阶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下一步将会出现官商之间加速互相渗透、转化的情况，并最终融为一体。到那时政治改革将更困难，两极分化问题会更严重，广大群众与所谓“精英阶层”的完全对立与社会大动荡将在所难免。
“信仰危机”的说法不仅常见于民间，时不时也见于官方学者的言论。这个“信仰危机”多指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道德伦理方面信念的动摇。这当然是问题。但是真正严重的信仰危机是民族意识危机。
全球化进程加快了。但是“全球化”和“世界扁平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从根本上弱化民族国家，不会消灭民族国家，也不会把福祉广泛播撒给各民族人民。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严重缺乏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将走向衰败甚至灭亡。非洲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在最近一个世纪尤其是普遍实现民族独立以后进步很小，多数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比半个世纪或几个世纪前还不如，战乱频繁，饿莩遍野，生灵涂炭。民族复兴只是一个空洞口号，没有什么人真的相信。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自称为民族主义者，其实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可能在被其统治的土地和子民身上攫取尽可能多的财富，并尽可能多地将财富转移到外国去。对这些国家任何国际援助都无济于事。当然这种情况在亚洲、美洲一些国家也存在。
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从三十年前的不足2％上升到今日近5％，但是危机并未减轻。二、三百年前，中国、印度在全球GDP中分别占30％和20％，但是没有能阻止二者的衰败。缺乏科学、民主、民族意识的国家，GDP不能造福于人民，也不可能持续增长。
今天的中国，民族意识表面上很张扬，实质上很薄弱。这不仅仅在贪官们疯狂向国外转移资产和外逃，而且表现在精英阶层“人心向外”。这里所谓“精英”不含任何道德评价－既无褒义也无贬义，指有胆识、掌握社会权利、占有最多社会财富的人群，包括权力阶层、富有人士、从事高收入工作的知识分子。把财富转移到国外－既包括资金也包括企业股权，为子女和本人取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是精英阶层的普遍作法。官要在中国当，商要在中国经，因为目前阶段在中国最容易赚钱。“精英”中的多数与外商一样，把中国当作淘金地而不是家园。不敢说精英中的绝大多数，至少是多数，“人心思外”。这方面当然不会有统计数字，即便做统计肯定也不会真实。但这个基本事实几乎是人所共知，并且到了精英阶层和一般国民都不以为非的地步。
“人心思外”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主要是制度性问题，是精英阶层对前景信心不足的表现。其中绝大多数人明知许多制度性东西不合理、不合世界潮流，社会长远前景令人担忧－不知社会哪天陷入动乱，但是没有能力、勇气去改变，所能采取的合乎“理性”的选择便是：在今日中国尽量多淘金，并为移居外国做各种形式的准备。这不是下一道命令、制定一个法律所能扭转的。
一般来说，精英阶层应当是民族意识的主要倡导者、力行者、维护者。像中国今天这种精英阶层普遍人心思外的情况，在日本、韩国等努力赶超西方的国家未曾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见。人心思外不仅造成人才、资金大量外流，而且涣散民族凝聚力，动摇社会信心，导致国家现代化努力失败。如果不能重聚国民首先是精英阶层的民族意识，不论表面上多么繁荣，民族危机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推行民主政治才能重聚民族意识。
三 政治改革的复杂性和风险
在一般意义上，其实人们都明白民主政治比集权政治优越，也知道中国现在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有必然联系。即便在公开、正式场合诋毁民主政治的当政者、主流学者对此也清楚－比一般国民更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搞不成民主政治呢？
回到现实当中，情况非常复杂。
如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搞得并不好一样，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多数搞得也不好。非洲的多数民主制国家，选举多被权势集团操纵，形式多党制实际一党制或个人独裁制，政变是家常便饭。发端于西方国家的近现代民主向非洲输出很失败。拉美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也基本不成功，原始的、初级的民主始终未向现代民主转变，占人口5％的富有阶层独揽大权、独占财富。中东、东南亚多数国家的民主制也没给社会进步多少推动。不能说搞得不好的民主制国家就不是民主制国家。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只要多数时间在程序上、形式上实行民主政治，就得被承认为民主制国家。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推行民主政治，也只能从程序民主、形式民主起步，从不完善的、低级的民主制向比较完善的、高级的民主制过渡，而且最终能否建成如同发达国家现今的民主制，还带有很大或然性。民主制自身发展就有不确定性，民主政治与文化、法治、科学的演进又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历史发展决定论恐怕是一种神话，是一厢情愿。不要说现实的利益考虑，仅仅历史演进的不确定性就足以让人忧虑。
更严重的是政治现实。民主政治意味着政治竞争，意味着公权力在不同人、派别、集团之间可以转移，这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很难想象、很难接受。在官本位社会，官职意味着个人和家庭以致裙带的身份、名誉、权势、经济利益和多种特权。权力阶层在国民中只占极少数，但是汇聚了大批胆识超群的人，又是现存社会秩序的中坚，构成从上到下的庞大体系。只有这个体系的最高层具有超凡的远见卓识、勇气和牺牲精神；只有这个体系的多数人具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觉悟到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与民族利益相一致，以民族大义为重，愿意放弃部分既得利益，政治改革才有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这种情况并不容易出现。困难还不仅于此。
即便开启了民主政治进程，在推行过程中，以下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军队失控，发生军事政变、军人独裁；中央权威严重下降，地方势力割据称王，国家陷入内战和分裂；法治废弛，社会秩序大乱；政纪失控，中间层官员肆无忌惮更加腐败；良好的协商机制迟迟不能建立，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宗派之间冲突严重，无法调和；底层群众的不满集中爆发，失去理性并被利用，动乱、暴乱迭起；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等等。这样的风险中国是否能够承受？万一出现上述情况之一种或几种，能否渡过难关逐步走上正轨？国际环境是否有利，强国是否会在中国陷入困难时趁火打劫，导致中国民族危机？有没有风险可控的改革路径？
因为基本是禁区，也就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迄今并无答案或没有令人信服的、能被多数人接受的答案。
四 历史抉择需要勇气和大智慧
民主并不一定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以及民族意识问题，但是民主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没有民主，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发展瓶颈肯定都不可能解决。初级民主、形式民主并不一定能发展为比较完善稳定的高级民主、形式于内容统一的实质民主，但是初级民主、形式民主提供了发展为高级民主、实质民主的可能性；没有初级民主、形式民主，肯定到不了高级民主、实质民主。
政治改革有风险。世界上没有无风险的改革。其实中国和其他苏东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也有风险，但是为了生存必须承担这个风险。政治改革的风险和阻力当然比经济体制转轨要大一些，但是今天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较之经济体制转轨要大得多的多。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除了改革、创新，没有其他出路。
不进行政治改革，社会可能比较安定，但这是牺牲进步、牺牲历史机遇的安定，是一时的安定、潜藏巨大危机的安定。非民主体制下，从和平安定到动荡、战乱不是一种风险、一种可能，而是必然的历史循环。
政治改革有风险，但那是到达现代化文明国家彼岸的唯一通道。
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这是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一步。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可以到达现代文明国家的彼岸。现在的中国距离现代文明国家还相去甚远。没有政治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在一定时期繁荣－虚假繁荣，最终都会发展为恶性市场经济。今天的中国如果只想作一个二流或三流国家，可以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经济改革，不谈政治，埋头经济。但凡有正义感、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怎么会满足于中国成为二、三流国家。况且在以后的国际生存竞争中－不管是战争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国际社会中是否还有二、三流国家的生存位置，非常值得怀疑。世界正在进入新纪元，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革命和基于技术进步政治民主的大众广泛直接参与的社会革命（或称作“新千年进步浪潮”）已经兴起。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轮进步浪潮中掌握主动权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本世纪进入现代文明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不能掌握主动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甚至被甩在进步潮流之外，民族前途堪忧。
社会重大变革，有的是精英阶层主导并动员群众参与的改革运动，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有的是最高当权者发起并组合多种政治力量的进步运动，例如两千多年前中国列国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两百年前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运动，一次大战后的土耳其国父科莫尔的欧化运动；有的先经历群众暴动再由精英领导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两种变革一般比较理性，社会代价也比较小，如能实现，当属国家之福、民族之幸。在最高当权者和精英阶层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进行变革的情况下，往往发生暴动、革命－社会代价巨大，社会运动的方向和结果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但愿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愿中国能抓住当今难得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