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的悲剧给当代女性的启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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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是居斯达夫福楼拜的代表作。虽然本书主人公爱玛是一位富裕农民的女儿，可她的最终命运却是极富悲剧性的。这使全书被一股浓厚的灰色气息笼罩着。这种生活演进的极大的反差，不仅让读者为之深深震撼，同时，它也使评论家们在接触这部小说时，往往表现出对爱玛死因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和重视。
有人认为，爱玛的悲剧“在于身体的满足与头脑的满足间的悖逆”，她对爱情、幸福的追求“陷入了一种灵与肉的二元对立中。”也有人认为，尽管导致爱玛死亡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还是她对残酷的真实的直面，想象的破灭；更有人指出，爱玛的悲剧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方式造成的，即将书本描写的生活和行为当作自己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从而导致失败或毁灭。
无疑，这些观点对我们准确理解包法利夫人的命运提供了多维文化视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但是，我觉得，福楼拜的创作意图是绝不仅仅局限于此的。他似乎是有意在向人们说明一个事实，即人的发展是人的内在心理与外在环境的共同发展，它们的和谐互动，在人的成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两者的发展出现错乱或割裂的情况，则主体的人性必将受到压抑甚至于扭曲，进而酿成人生悲剧。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了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社会角色有诸多类型，如根据人们获得角色的途径不同，可以将社会角色划分为先赋角色（又分先天性的先赋角色和制度性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根据角色规范是否明确，又可以将之划分为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根据角色所追求的目标，则分为功利性和表现性；根据角色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期待，可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等等。
在社会中，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相补充的角色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仅仅承担某一种社会角色，而总是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人们对于社会角色的扮演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常会有矛盾、障碍，从而导致“角色失调”。角色失调可能有多种情况，如角色冲突、角色中断、角色失败、角色不清等等。其中，单就角色不清而言，它是由社会大众或角色的扮演者对于某一角色的行为标准不清楚，不知道这一角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造成的。社会的急剧变迁，如文化变异，通常是造成社会角色不清的最主要原因。
纵观包法利夫人的角色生活，正是她贵妇式的生活追求与她的农家女身份的混淆不清，使她的行为陷入凌乱不堪的深渊，充满矛盾、摩擦。
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通常不同阶级之间必然有坚实的等级壁垒。针对这种雷打不动的社会条框，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百姓只有生活在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善，只是陈述了事实，而没有说明其中缘因。传统农民的生活也许有些盲目，但他们的目标还是向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时候，有人能僭越礼俗，向不公的统治者发难。
其实统治者的愚民和高压政策才是罪恶的根源。岂止中国，其实世界上任何国家、时代皆如此。所以，一般平民并非短视地满于自己的制度性先赋角色，而是必然的要梦想从社会下层解脱出来，完成向自致角色的转变，走向主流社会。“人往高处走”是他们理所当然的要求、人之常情。可是，不幸的是，他们的想法是为社会和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不能容许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对于他们来说，制度性的先赋角色，是不可动摇的天理。如果有谁非要执拗地往上爬，则不但上流社会的“君子们”不愿意，恐怕还要采取“名正言顺”的肃清清剿措施。所以，社会角色间的禁闭之门在这样的社会是绝不容许被开放的。
考察爱玛的身世不无趣味可言。
她是卢奥老爹的千金。卢奥在贝尔托是曾有些财势，并且，她接受了教会的教育，有一副迷人的面孔和十足的风韵魅力。这使她在同龄中脱颖而出，而她那贵族式的气质和行为方式，更使人觉得耳目一新、与众不同。所以，卢奥老爹对爱女的角色期望是甚高的，“她这样有才气，怎么能种庄稼？”而她的话，久久地萦绕在夏尔的耳旁，让他“想来想去，他心里出现的爱玛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是他们刚刚分手时的模样。”这使他几近染上相思病。无疑，这是位鹤立鸡群的小姐。她的气质和修养让她更适于和高贵的子爵喜结连理。不过，现实证明，爱玛的愿望走不出乌托邦的命运。
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妇女大多仍几乎处于半奴隶的地位，她们的行为楷模，是陈旧的习俗。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只是像农业展示会上的卡特琳&S226;尼凯丝&S226;伊利沙白，辛劳工作五十四年，价值却不出一枚二十五法郎银质奖章。农民的地位是低下的。
所以，不管她如何的出类拔萃，她终究难以摆脱农家女子的事实身份。她曾倾心的白马王子子爵，只不过是见她有些贵族气质、行事无伤风雅才宴请她。而这件小事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相比之下，夏尔的行为方式要显得粗陋不堪。“他口袋里还带了一把刀子，真像个乡巴佬。”这样的成见，即对夏尔期待角色的失望和放弃，很快化为一副有色眼镜，以至于爱玛眼里的夏尔便一无是处了。她感到生活是牢笼般地无望和沉闷，所以努力地挣扎着，从反抗中走向背叛。据此可知，她的风流艳事，除了莱昂和鲁道夫的引诱外，内心的躁乱和不满也是堕落的因子。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给当代女性的启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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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成见和自我孤立（或曰狂傲？）根植于何处呢？
众所周知，少时的爱玛，由于父亲英明而长远的目光，以及颇丰的家资，在修道院里接受教会学习，上流贵妇是她的期待角色。豆蔻年华的她，性情热烈，想像丰富，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宗教布道和宗教音乐的濡染下，情犊初开。这原本无可非议，充其量无非是少女怀春的枝蔓而已。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浪潮主义作品之于爱玛，并不如某些人简单分析所得，只是“毒草”。相反我觉得，这些作品使她走向自觉而发现作为一个人所本应有而且必将有的某些生活，并让她看到“绝非”与生俱来的不平。她追求美好生活的热忱与信念，这不论在人性上还是人道上都是无可非议的。虽然在后来，这把青春火焰步入了歪曲的尴尬境地。爱玛频繁地与情人媾合显得猥琐而淫亵，致使她戴上“淫妇”的高帽。但坦诚地说，这并不足以证明爱玛便是情欲火旺、伤风败俗的劣种。
自然，爱玛作为已婚妇女，相夫教子是天经地义、不容推诿的。但这仅仅只是对爱玛作为普通医师的妻子的这样单重角色的要求。而爱玛首先是个人，一个正常的有着七情六欲、集各种角色于一身的社会人。她有权选择自己的角色生活，扮演各类角色，只不过，事实上她被生活欺骗了，扮演了非正式角色。
如果她的要求（其实主要是精神上，就物质来说，作为医生的夏尔还是可以满足她的一般女性生活开支的。是在家庭里得到兑现的话，那结局便不至如此凄婉了。
由上，我们已对爱玛的生存状况做了简明的勾勒，并窥见其中的一些隐性危机。内外角色的不清，角色期待的不切实际，是将爱玛逼上绝路的始作俑者。
统观全文，一方面由于在爱玛的社会化的过程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处世内化而居主导地位，所以她的头脑被“上流化”了。
正如小说数次强调，爱玛对巴黎充满着不可遏制的神往之情。这表现在她的再社会化过程中，便有了与环境的高频摩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见山非山，观水非水，生出满腹牢骚。
她会不自觉地嘲笑讥讽夏尔俨然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这不仅是因为他安于现状，目光短浅，不求闻达，也无力闻达，“对他来说，宇宙的范围并不比她（即妻子爱玛）的丝绸衬裙大。”而且“他居然以为是他使她幸福的。”这种生活的矛盾是隐匿的，却是“毒草”般的。因为这不仅是对夏尔的否定，更可怕的是它同时也是爱玛对自我事实角色的否定。
在潜意识里，她将自己从原有生活圈中孤立出来，并试图寻找新的乐园，尽管这可能是个断送退路的决定；另一方面，挣脱出了下层社会的爱玛却成了个不为上流社会所接纳的分子。曾经的最大一个希望——子爵的晚宴，不管她如何的有意，终究是花而不果，有始无终。在生活上爱玛可谓是锲而不舍的，不过，这并未给她带来好运。她由此变得固执而偏执。
子爵走后，她搭上了莱昂；莱昂离开后，她又结上了鲁道夫。她就是如此的精力旺盛而不容有丝毫的懈怠。这注定了不肯放弃的爱玛的命运要与他人大相径庭。失去了社会根据地的爱玛，如果能将最后一块心灵港湾（家庭和孩子）守好的话，那她也许还有获得救赎。可是，她迷糊地放弃了。怀孕期间，她虽有诸多行将为人母的本能遐想，但却时常难于自控地堕入慵懒中，“一气之下，她就懒得管婴儿的穿着，统统向村里一个女工订货，既不挑选，也不商量。”这就使她“享受不到准备工作的乐趣”，尽管在准备当中，她会感到“津津有味”的；而孩子出生后，她还是没有大的改变，将孩子寄宿在别人的家里，只是偶尔去看上一看。所以，爱玛内心里面的亲情滋养是极为有限的。这也就使她不可能像其他年轻妈妈一样，收心于整理家业，而是成天的耽于幻想，遇上莱昂和鲁道夫，并最终东窗事发。
福楼拜塑造的爱玛这一形象，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与一般的情妇不同，绝大多数时候是爱玛自己热心地掏钱“养情”。而夏尔对此竟也麻木地没有特别的表示和行动。这种习惯可以说是招致爱玛走向死灭的经济根源。她会毫不犹豫地给鲁道夫置办镀金马鞍，并且从并不十分富足殷实的家中拿出钱去供她与鲁道夫挥霍。她似乎是天生的乐观幻想主义者，抑或说她压根不在乎小市民夏尔所构建的这个或温饱或小康的家庭。面对累累赊购债务，凭藉着奸商的默许，她可以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直至最后在莱昂与鲁道夫的冷若冰霜的刺激下，她才感到万般无奈，服食砒霜遁世而去。从这个层面来讲，不管评论者们对如何爱玛说三道四，爱玛始终是一个社会弃儿、边缘人物。她的不幸，除了她自身的因素，社会性的更深层的根源也是不容忽视、更加重要的。
包法利夫人爱玛的一生是悲怆的。可以说，在她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她也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她诞生的农家，可以给她一个贵族式的教育；而它所培育起的贵妇式的气质，却让她迷失甚至于失去了自我。也就是说，她的内在心理的发展，与她外在的环境已经是格格不入的了。
她流着农家的血液，却做着贵族们的美梦；她穿着农家（即便不是，也顶多仅是个小资本家）衣裳，却操着贵族式的喉舌。她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混杂的角色实践当中，进退维谷。她逸出了下层人的生活圈子，上流社会却抛弃了她。这种生存窘境中的压抑，终于导致了她生活的悖逆常情，人性的曲张。
福楼拜的这部作品，可以说细致地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国，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吸引、觉醒的人（尤其指乡村女性）对于幸福的苦苦追寻④，而他们对自我角色的迷糊认识、朦胧定位则使他们的生命陷入困境。
爱玛的扭曲的精神状态，在今天仍然广泛存在着。
所以，虽然福楼拜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在转型期的中国，《包法利夫人》仍不失警示意义。
当代中国出身农村的女性,尤其应当警醒!
湖南跫音 刘咏梅
2007、5、27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