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差距是用人差距
文/卞华舵
如何用好人始终是做好企业的关键。企业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用人的差距。关于用人，中国古代杰出领导者的智慧会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以启示。
1、德者才之帅
知人在于用人，用人务必要考其德之善者。唐代魏徵说：“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大。”诸葛亮也强调用人重在德行，他说：“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诸葛亮总结东汉和西汉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宋代司马光也十分强调“德”的重要性，他指出：“德者，才之帅也。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这段话一直引为后世帝王的取人用人之术。
2、量才授官
“量才授官”首选要对人才进行分类，根据人才的分类对人才进行定位，然后用人之长。古人把人才分为才、识、学三大类，由于人各有其才，因而在使用人才时，或用其“才”，或用“识”，或用其“学。”宋孝宗说：“用人不当求备”，主张用人“宜录其所长，弃其所短。”唐太宗则说：“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治理国家是如此，企业管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中国古代用才故事
汉高祖用三杰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一天，汉高祖设酒宴于洛阳南宫，刘邦问群臣说：“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为我所擒也。”
这一段话说明刘邦比项羽善于用人，所以刘邦取得了成功。善于用人者则事业兴，不善于用人者则事业毁。因此，任用什么人是件大事，不可不慎也。
汉代刘邦的“三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张良是韩国人，是一个没落的王孙，韩国被灭后，曾以全部家产请剌客剌杀秦始皇，未能得手，于是隐姓埋名，亡匿于下邳。后从一老翁处得《太公兵法》，张良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刘邦用其“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才能。
萧何与刘邦是同乡，原是一个“主史掾”的地方小官，刘邦用其“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的才干。
韩信原是一个布衣平民，据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少读兵书，好带刀剑，然而贫穷不能自养，曾以乞讨为生，也曾受过胯下之辱。当项梁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渡过淮河的时候，韩信便投奔了项梁。项梁战死，韩信又归项羽领导，也仅为“郎中”小官而已。当时他屡屡进策，项羽都没有采纳。
西汉元年，汉王刘邦率部队入汉中，韩信弃楚归汉。本想出人头地，但归汉以后也仅为“连敖”这种有职无权的小官。后来韩信又因与十三人犯法被判斩首。非常幸运的是，在行刑时，被滕公夏侯婴保释。经滕公推荐，刘邦让韩信当管理粮草的军官，这样便有了接触总后勤官萧何的机会。萧何听韩信谈兵，头头是道，极为赞赏。到了汉中首府南郑，韩信见自己仍然未得提拔，便不辞而别。萧何闻讯，连夜追赶，这便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
由于萧何极力推荐，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此后三年，韩信发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协助刘邦战胜项羽，取得楚汉相争的胜利。 韩信本来是这样一个贫贱的人，刘邦用其能征善战的本事。可见刘邦有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人才思想。
神偷请战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楚将子发爱结交有一技之长的人，并把他们招揽到麾下。有个人其貌不扬，号称“神偷”的人，也被子发有侍为上宾。有一次，齐国进犯楚国，子发率军迎敌。交战三次，楚军三次败北。子发旗下不乏智谋之士、勇悍之将，但在强大的齐军面前，简直无计可施了。
这时神偷请战。他在夜幕的掩护下，将齐军主帅的睡帐偷了回来。第二天，子发派使者将睡帐送还给齐军主帅，并对他说：“我们出去打柴的士兵捡到您的帷帐，特地赶来奉还。”当天晚上，神偷又去将齐军主帅的枕头偷来，再由子发派人送还。第三天晚上，神偷连齐军主帅头上的发簪子都偷来了，子发照样派人送还。齐军上下听说此事，甚为恐惧，主帅惊骇地对幕僚们说：“如果再不撤退，恐怕子发要派人来取我的人头了。”于是，齐军不战而退。
用人之道，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发现、发掘、发挥属下的一技之长。用人不当事倍功半；用人得当，事半功倍。
一个团队总是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人不可能每一方面都出色，但也不可能每一方面都差劲，再逊的人总有一方面较他人一日之长。一个成功的领导人不在于他自己能做多少事情，而在于他能很清楚地了解每个下属的优缺点，在适当的时候派“逊色”的员工去做他们适合的事情，这样往往会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
同样，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有容人之量，也许说是容人之智更恰当，工作就是工作，千万不能夹杂自己的个人喜好。也许你今天看不起的某个人，他日正是你事业转机的得力之臣。
聪明的领导人应该学会发现人才的优点，使得人尽其才，尽量避免人才浪费。审慎选择适当人选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必须靠平日不断地观察，留意每个人的发展动态。在检视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掘能干的部属，并且还要剔除办事不力的员工。
古木与雁
一天，庄子和他的学生在山上看见山中有一棵参天古木因为高大无用而免遭于砍伐，于是庄子感叹说：“这棵树恰好因为它不成材而能享有天年。”
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又到他的一位朋友的家中做客。主人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说：“家里有两只雁，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将那一只不会叫的雁杀了来招待我们的客人。”
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巨木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雁却因不会叫而丧失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
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之间的分寸太难掌握了，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规律，但已经可以避免许多争端而足以应付人世了。”
世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准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对于人才的管理尤其明显,一个对其他企业相当有用的人对自己来说不一定有用，而把一个看似无用的人摆正地方也许就能为你创造出你意想不到的收益。
3、贤才是举
中国古代的用人观较为典型的有唯贤是举与唯才是举。唯贤是举中的贤首先是人的品德，其次是人的才能。孔子主张的“举贤才”之“才”，孟子主张的“任贤使能”之“能”就是属于才能的范畴,从中国古代的人才观看，持唯才是举的人较为普遍。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感到十分惭愧。
在唐太宗看来，使用人才就如同器具的功用一样，不同的器具有不同的用处，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才德之人历代都是有，只看能不能发现，发现之后能不能见用罢了。
宋代司马光主张“唯才是举”，对魏晋重门第的用人观进行批评，指出：“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 当是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弊，故时辨是非不惑于世俗者鲜也”
用将则胜，自将则败
毛泽东在谈起历史人物时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的影响力之大。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善于用人，能够最大地发挥部下的能力，让部下劳心劳力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
他的幕府中走出了李鸿章，左宗棠等朝中大员，封疆大吏，走出了沈葆桢、丁日昌等地方干才，走出了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员薛福成、郭焘嵩、黎庶昌等，走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人员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宾等人。有了这些足智多谋的人替他运筹帷幄，曾国藩还能不“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吗？
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行军打仗，他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战，祁门之战，每次都是大败而归，差点命丧人手。所以曾国藩明白自己不是领军打仗的材料，“用将则胜，自将则败。”因此他此后只致力于运用调度将领，决不插手具体作战的指挥和部署。
他重点只抓三件事：其一是抓紧对关兵进行思想教育，把军营办成一个大学校，让军队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其二是致力于制定大的战略，先夺武昌，以两湖为根据地，再顺江强攻，直捣金陵。由于他集中精力，潜心钻研，又借用幕僚的智慧，这一战略十分成功。其三是指定基本的战术方针，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些战术被时间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同时，曾国藩自己主要负责选拔重要的将领，而把具体军务一概推给手下将领，让他们全权处理军中事务。
湘军都是由曾国藩招将领，而将领自行招募兵勇。他们招的都是同乡，曾国藩根本就越级指挥不动。他也不想去越级干预。
曾国藩任用名将王鑫、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李元度、曾国荃、胡林翼等人，再用他们全力领军。这一来自然战斗力十分强。
让部下劳心劳力是曾国藩以五万之众击败太平军20余万的奥妙所在。
曾国藩曾对用人谋略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说：“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闲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
4、用人不避亲疏
中国古代提倡用人要“大公无私”，陈寿《三国志》：“以天下为公，唯贤是兴。”唐代韩愈说：“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惟其可宜焉。”就是说，当一个人只要他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因为他和自己疏远就不用他；相反一个人没有能力和才干，不能因为与自己有某种亲戚或亲密关系，就不罢免他。只要他能力能适宜从事某项工作，就大胆地使用他。
任人要不避贵贱，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有本事，有才干，就任用之。墨子主张举贤不分贵贱，要大公无私。他说：“故古者圣王之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古者尧举舜於服泽之阳，授之以政，天下平。禹举益於阴方之中，授之以政，九州成。汤举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德。”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民间有言曰：“蒿草之下，或有兰香。”在民间，在基层，在没有文凭的人中，往往有非常出色的，甚至超群的人才。
用贤不避仇必须要有广阔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三国时的陈寿说“苟得其人，虽仇必举。”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称霸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仇人宰相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襄公被杀。襄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当时在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当时在莒国(都城在今山东莒县)。两个人身边都有个师傅，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君位。
在公子小白回齐国的路上，管仲早就派好人马拦截他。管仲拈弓搭箭，对准小白射去。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里。
管仲以为小白已经死了，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去。怎知公子小白是诈死，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抢先回到了国都临淄，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以后，即发令要杀公子纠，并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鲍叔牙立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
鲍叔牙说：“那回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
齐桓公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不但不办管仲的罪，还立刻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
管仲帮着齐桓公整顿内政，开发富源，大开铁矿，多制农具，后来齐国就越来越富强了。
孔子对管仲的事业给以了很高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在孔子看来，管仲的功劳是很大的，假使没有管仲，恐怕我们还处在落后民族的阶段。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主要用了管仲之谋的缘故。如果齐桓公当时没有容人的气度，把管仲杀了，就可能没有后来齐桓公的雄伟事业。
领导用人需要雅量，因为你用人的时候，不是看谁跟你有过节，谁跟你关系最好，而是看谁最有能力，谁才是你最需要的人才。古有齐桓公用管仲，李世民用魏征，这些优秀的领导者大胆起用“仇人”，结果“仇人”帮他们缔造了盛世江山。
人与人相处，都难免有冲撞、过节、恩怨，最重要的是忘记过去，不计前嫌。如果老板与下属闹了点别扭，就寻机报仇，给他小鞋穿，要好好收拾他。其实，你不是在给你下属难堪，而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你打击了你的下属，最终受伤害的是企业。
一个企业领导，能做到像齐桓公这般不计个人恩怨，是企业发展的又一个契机。在今天，像桓公用管仲同样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很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对自己有意见的人，或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怎么用？对这样的人，只要他有德，又有真正的本事和能力，也愿意为企业效劳，就应该大胆地任用。
楚王断带
楚庄王在平定斗氏之乱以后，举行宴会庆贺。在宴会上，楚王命他的宠姬许氏为群臣斟酒，有一个臣子叫唐狡的，见许姬长得非常美貌，借风吹灭灯之机，拉许姬的袖子。许姬顺手将这个人的冠樱摘走，并走到楚庄王面前，告之此事，要求楚庄王查处。楚庄王听了此事之后，不但不想查处。反而命令掌灯的人把灯灭了，叫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把冠樱摘下来。这样就辨不出拉许姬袖子的人。后来，楚庄王攻伐郑国时，唐狡拼死护卫庄王，楚庄王十分感动，问其原因时，才知道当时拉许姬衣袖的人就是唐狡。正是楚庄王以宽容的态度对下属，才赢得了唐狡对他的忠心。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宽容，宽容不仅是给别人机会，更是为自己创造机会。同样老板在面对下属的微小过失时，则应有所容忍和掩盖，这样做是为了保全他人的体面和企业的利益。
5、论功奖赏
我国古代有论功考绩，论功行赏的传统。汉代王符提出作领导的最根本的任务是“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贤不得见障蔽，而佞巧不得窜其奸矣。” 王符认为领导的最根本任务是识别人才，识别人才最捷径的办法是考核，只能通过考核才能识别人才的善恶，才能区分佞巧奸滑之人。
王符形象地比喻，剑不试则利钝不明，弓不试则劲挠不明，鹰不试则巧拙不明，马不试则良驽不清。如果不考核群臣，其祸非不仅仅是分不清人才之好坏，而且还会使人才怠慢。就如同一个大家庭有五子十孙，父母不察精懦，则勤劳的人会懈弛，而懒惰的继续懒惰，最终会“耗业破家。”因此“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生，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如果对于人才，不以贡献、功绩的大小来考察，就不能区分其优良和勤奋，勤的人得不到奖，懒惰的人得不到罚，结果是弊端丛生，不利于管理。
宋代李觏提出了一条官员升迁的原则，“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即有功劳贡献的人就晋升，有过的人就罢免，既无功劳又无过失的暂时保留其职务。同时，他批评现实的实际情况是，“无功无过者升，有过者旧其职，功无益而过无损，惩劝安在哉”；他还批评以任职时间长短为晋升的标准的作法。
以功劳为标准进行升迁、赏罚，此外难以有一个更好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论功行赏，才能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进行良好的社会管理，引人上进和奋发。李觏认为：“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官大盖，吏民趋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贵之也；禀财给谷，农桑赋贡，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
李觏认为，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以功过作为升黜的标准，这样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任用，结果是：“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所引均见《李觏集》），从而能够达到社会的治理。由此可见，李觏在用人问题上有明确的激励原则，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