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朝鲜日报》记者朴海贤问

记者：88年首尔奥林匹克以后韩国变化很大。明年就是北京奥运会，目前中国代表性的变化是什么？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以一个作家的立场如何看待？
余华：从1988年首尔奥运会到今天，19年过去了，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可以说是各个领域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什么最具有代表性，当然是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连续三十年的年经济增长在9%以上，到2006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国。1988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证券市场，现在中国股市的市值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而美国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是全球证券交易市场，如果以国家证券交易市场来看，那么中国已经是第一了。类似这样的数据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单子，比中国饭店里的菜单还要长。可是在这些光辉的数据后面，还有很多令人不安的数据，比如贫富悬殊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我在《兄弟》韩文版“致韩国读者”的前言里已经表达了这样的内容：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记者：听说，最近在中国有“孔子思想的重新复活”的现象。您觉得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意义？

余华：你所指的就是国学的兴起，其实有很多年了，差不多二十年前就兴起国学热了，只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些与此有关的畅销书。除了几个特殊时期，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一次次的政治动荡，孔子的思想能够活下来，为什么？因为孔子的学说在政治上是为权力服务的。

 

记者：《兄弟》里李光头对读者产生很大的魅力，通过李光头您给读者们要传达的启示是什么？
余华：我写《兄弟》这样一本书，写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通过李光头这个人物，我表达出了这样的变化，因为这个人物用一种生机勃勃的方式见证了这四十年的变化。

 

记者：对文革时期代表理想的人物宋凡平，作家有什么想法？
余华：宋凡平是一个英雄，一个属于某一个家庭的英雄，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在文革时期其实很多，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不是社会英雄，那个时期的社会英雄都是造反派，就是《兄弟》里面的戴红袖章的人。而宋凡平是一个家庭英雄，文革结束已经四十一年了，如果那个时代还有真正的英雄的话，就是宋凡平这样的人，他们不是被社会所铭记，只是被自己的亲友们所铭记。

 

记者：在《活着》您已经描写贫富差距和道德的堕落，在中国对《兄弟》有很多批评，原因是什么？
余华：是的，《活着》里有贫富差距，但是没有今天的贫富差距大；《活着》里也有道德堕落，也没有今天的道德堕落更严重。这就是《兄弟》。《兄弟》在中国出版时受到很多批评，我想可能是我的写作冒犯了一些人，在审美习惯上冒犯了他们。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写出了一部让他们不习惯的书，或者说写出了中国的文学里没有的书。任何新的文学出现时，总是让一些人愤怒，文学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记者：毛主义和文革对80年代韩国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但韩国知识分子对文革有一种浪漫的情感。您以中国作家的立场，对韩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如何看待？
余华：我对韩国知识分子的了解是从光州起义开始的，与全斗焕政权斗争时期的知识分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知识分子激进并且富有勇气。那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经历着思想解放运动，真诚而且同样富有勇气。今天韩国的知识分子给我的印象是，对革命没有兴趣了，好像都去做生意挣钱了；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都热衷于挣钱了。

 

记者：韩国人对中国的“东北工程”有很大的反感，果然是中国国际秩序里指向帝国的复活吗？
余华：今年五月我来到韩国时已经感受到了你们的反感，其实你们的反感是没有道理的。你们所说的“东北工程”，在我们中国应该叫“振兴东北”。要知道，东北地区曾经是中国的工业重地，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最多的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很多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的失业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振兴东北”只是一个经济计划，让东北地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大量失业的工人有饭吃。

 

记者：把您的日常生活介绍一下？
余华：很简单，吃饭睡觉写作读书。现在眼睛出现问题了，读一个多小时的书就眼花了，要休息两个小时也才能恢复。

 

记者：假如您碰到得去无人岛的情况的话，要带去的3本书有什么？
余华：这个问题不适合作家回答，可以请歌星回答。
　　
记者：中国足球对韩国弱的原因是什么？
余华：我想可能是中国足球比韩国足球腐败。

 

记者：在韩国，中国小说不如日本小说受到读者们的注意，您有没有什么话要和韩国读者说？
余华：在中国，日本小说比韩国小说有影响；在韩国，日本小说也比中国小说有影响。我想会出现变化的，当中国小说在韩国的影响力像日本小说那样时，韩国小说在中国的影响力也会这样。

 

 

 

答《联合新闻》记者李峻三问

 

记者：听说《兄弟》在中国已经销售了100万多册。《许三观买血记》和《活着》也在韩国有广泛的读者群。这么广泛的读者喜欢您的作品，理由是什么？您有什么看法？
余华：我很幸运在韩国拥有这么多的读者，我要感谢绿林出版社，十年前他们出版《活着》时，韩国的出版社几乎不再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了。我同样幸运在中国也拥有很多读者，我想读者喜欢我的书，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他们可以在我的书中读到他们自己的感受。

 

记者：对《兄弟》，在中国有“伟大的杰作”的评价，也有“好莱坞式的迎合大众的商业小说”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争论。我想李光头，宋钢，宋凡平等在现实里都是很难碰到的人。你如何看待的批评？
余华：有一点我要说明，李光头和宋钢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宋凡平这样的人在文革时也很多。在中国有这样一些读者，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希望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或者和自己的生活有距离，当一部活生生的书出现时，他们会不习惯，会认为这部书不真实。其实《兄弟》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加真实。至于说《兄弟》是好莱坞式的小说，我对此不以为然，在中国当一部文学作品受到读者欢迎了，就有人说它是好莱坞式的。

 

记者：目前韩国读书市场严肃主题的小说得不到欢迎，不过容易轻松的大众小说，还有日本小说差不多占领畅销书的地位。文学专家提了‘小说的危机’说韩国小说应该找新的范例。中国文学出版市场怎么样？如何争取突破‘小说的危机’？
余华：中国也在说“文学的危机”这样的话题，也有专家在感叹严肃主题的书不受读者欢迎，问题就在这里：韩国的专家和中国的专家所说的“严肃主题的文学作品”是否真正具有价值？难道让人读不下去的文学作品才是严肃的，才是好作品？中国现在每年出版一千部长篇小说，二十年就是两万部，里面差不多有一万部的作者认为自己写下的是严肃主题的小说。二十年可以算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能够流传下去的优秀小说不会太多，有几十部已经很多了。这个数据可以说明，那些所谓严肃主题的小说，可能是更加无聊的小说。
   
记者：看着李光头想起了金庸《鹿鼎记》的韦小宝的形象。李光头这个人物是完全您创作的？还是中国历史里存在那种典型的人物？
余华：李光头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还有我的朋友们不断告诉我，他们认识很多今天中国现实中的李光头。如果中国没有这四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出现了众多像李光头这样的草根富翁，我就不会写下这样一个人物。

 

记者：《兄弟》里和韩国有关的部分，比如李光头和宋钢吃饭时提到朝鲜半岛的事情，还有韩国美容整形手术，韩剧等等，有可能引起韩国读者们的反感。
余华：南朝鲜和北朝鲜，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内容，我们上小学时，男女同学坐同一张课桌，中间都要划一条线，就叫三八线。至于韩国的美容整形手术和韩剧，更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生活中的内容，我只是写下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内容，没有别的意思。

 

记者：您对文革进行了正面批判，目前中国的政治情况下我觉得这种尖利的批判不容易。而且我所知道的是对文革进行这么直接的批判的作品不多。最近访韩的苏童也对这个提问避开详细的提及。对于文革,作为一个作家,你怎么看？
余华：从社会形态上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就是黑和白，革命和反革命等等，这样两元对立的关系。可是当文革结束四十一年了，重新来看这个时代，它又是纷繁复杂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兄弟》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文革，一个正面的角度，因此它也是有关文革经验最为集中的角度。

 

记者：在《兄弟》里，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您表示了悲观。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有多么深刻？这样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现在中国政府解决这种问题的努力不够？
余华：中国目前的种种不平衡，我想是发展的代价，我不认为是中国政府努力不够，恰恰相反，我们中国的政府十分努力。我在《兄弟》后记里说过了，中国这四十年的经历相当于欧洲四百多年的经历，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将应该是四百多年的经历在四十年里就完成了，那么相应的社会问题肯定更多更尖锐，所以我的愿望是：中国发展的速度应该慢下来了，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发展过快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记者：作一个中国人，对韩国和韩国文化有什么看法？您想过中韩两国要追求的两者关系吗？
余华：我喜欢韩国，我在韩国有很多朋友，差不多都是酒鬼。七年前我第一次来韩国时，是民族文学作家会议的邀请，李文求先生邀请了我，我至今记得七年前他戴着鸭舌帽，盘腿而坐，认真地告诉我他如何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然后笑了起来，说他太太比他更喜欢。金正焕当时是秘书长，他带着我吃喝。白元淡是当时作家会议的外交部长，她给我钱。那一次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孔枝泳、金敏基和全仁权等等，有几个晚上我和全仁权在一起，他去一个个酒吧唱歌，我就跟着去，他每个晚上唱歌前，都要说一声是献给来自中国的朋友余华。今年五月我来韩国时，有一些感伤，因为李文求先生去世了，我很难过；我想见到全仁权，继续和他一起去首尔夜晚的酒吧，继续听他唱歌，可是他逃亡到菲律宾了。白元淡也不再是作家们的外交部长了，她没钱给我了。金正焕也不再是秘书长，但是我们一起喝酒了，出门前太太专门给了他十万元，让他请我喝酒。喝到零点的时候，我看到金正焕的眼睛眯缝起来了，那是他喝得高兴时的表情，也是我七年前熟悉的表情，那一刻七年前美好的记忆全部回来了。

 

 

 

答《世界日报》记者沈在天问

 

记者:《兄弟》通过李光头压缩中国现代史。文学与现实之间有什么关系？文学能够改变现实吗？还是只能露出现实弊病的征候？
余华：去年底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有一个演讲，题目是：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主要意思就是什么样的现实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比如韩国读者熟悉的日本文学，从通口一叶到川端康成，我们读到了十分细腻的叙述风格，当我们去了日本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多么讲究细节的国家，那里的作家叙述风格细腻也就不奇怪了。说到文学能否改变现实？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文学可以影响读者对于现实的看法。比如《兄弟》在中国出版以后，尤其是下部出版以后，一些中国读者不习惯，那是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读到过这样叙述出来的小说，这些不习惯的读者中有一些人后来告诉我：刚刚读完《兄弟》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可是当现实生活中的荒唐事不断出现后，他们理解了我的写作。这是让我珍惜的评价，因为让我感到《兄弟》影响了一些读者对于现实的看法。

 

记者:我看您对文革以后的资本主义有批判的态度，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资本主义的哪一个部分对人民带来了弊害？
余华：说实话，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什么主义？有些方面仍然是社会主义，有些方面更甚于资本主义。我的感觉是今天的中国是千姿百态，已经不能用简单的概念来划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和人类现实中所发生过一切都发生过了，人类历史上和人类现实中还没有发生的也在发生了。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无法用利弊来衡量的中国，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多元的，都同时包含了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如果我们修改了坏的方面，那么好的方面也可能被删除。

 

记者:您说过您不喜欢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现实和世俗的利益过多的敏感和追求，会不会引起您所提及的成为资本主义奴隶的可能性？
余华：我一直以来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中间有一些真正优秀的人，可是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他们什么都想得到。工人和农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怎么去努力。会不会沦落为资本主义的奴隶？我告诉你：我小时候，文革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主人，可是我们的处境比奴隶还要不安全。那时候我们觉得美国人，还有你们韩国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奴隶。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人人成为了钱的奴隶。这话没有错，可是有些挣到了钱的人又认为自己是钱的主人。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主人和奴隶有时候是同一个人，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记者:我觉得《兄弟》是中国社会的批判，但作品里的玩笑和滑稽是不是会压抑住现实性的效果？
余华：恰恰相反，在文学作品里，用荒诞和幽默的方式表达批判时，比吵架和谩骂的方式更有力量。

记者:在中国,写社会批判小说有风险吗？中国是对创作者自由的国家吗？
余华：我只能说说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写下的所有作品都没有遇到过麻烦。我只能说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

 

记者：中韩两国之间的大众文化交流增加了，但文学交流很少。5月份您访问过韩国。您如何看待韩国文坛和读者对您的关心？
余华：中韩两国文学间最重要的交流就是出版对方的作品，这方面韩国做得比中国好多了。如果我是一个出版商，我会出版很多韩国的文学作品，可是我只是一个作家，我无能为力。我知道自己在韩国拥有很多读者，如果从人口比例来算的话，比我在中国的读者还要多。我要说两句话：第一我感到很幸运；第二我要感谢韩国读者。

 

记者:有时写作不顺利或者长期写不下去时，如何克服？
余华：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我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作家了，当我写作不顺利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休息。休息了几天后重新开始写得时候，一切都会顺利起来。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常常深陷于某种情绪和某种思维中，不能自拔；休息就是让自己离开这种情绪和这种思维，重新回来时就会带来正确的情绪和正确的思维。

 

记者:“作家应该有想象力和洞察力”想象力和洞察力各个方面如何提高？
答：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才会出现美妙的文学。我举一个例子，不少作家写到某个人物从世界上消失，我读到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他在写到一个人消失时这样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想一想，还有什么比水在水中消失更加无影无踪的？这就是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完美结合。

 

记者:韩国正在经历文学沉滞期，电影 inter-net 等其他大众文化的威胁很大。在这种社会娱乐化的情况下，文学有什么样的角色？
余华：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他们的文学正在面临危机，中国也是这样，还有欧美那些国家。事实上文学从它出生时就面临危机了，一直到现在，只是不同的时代危机不同而已。我总觉得现在全世界都在夸大文学的悲观，全世界都在低估文学的生存能力。我在这方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文学史已经证明了，当文学被普遍认为是衰落的时候，恰恰是崭新的和伟大的文学要成长起来了。我今年五月来韩国演讲时，告诉我的韩国读者，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所以毛泽东的两句话一直影响了我，第一句是“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第二句是“要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也可以用在我们的文学上面。如果我们今天的文学受到社会的宠爱，被放到温室里去成长，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只能成为一个娇气的孩子，一个不断生病的孩子；幸运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受到社会的歧视，被扔到大风大浪中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文学只会越来越强壮。

 

记者:有没有正在写着的作品？以后有什么计划？
余华：去年年底我开始写作新书了，可是断断续续，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明年春天开始，《兄弟》在欧美国家的出版高峰来了，很多国家差不多同时出版，我将选择性地去几个国家，为《兄弟》一书做宣传。这是我面临的新问题，以前我写完一本书，差不多两年以后可以写作了，现在两年以后刚好是其他国家的出版高峰来了，所以只能放下写作，出国去。

 

注：《兄弟》韩文版在2007年6月由韩国人文主义者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崔容晚先生，他也是《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雨中呼喊》的韩文版译者。在韩国出版的《兄弟》分成了三部，第1部是中文版的上部，第2部是中文版下部里八十年代的内容，第3部是中文版下部里九十年代以后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