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基本确定了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战略方向。以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需要来说，金融开放的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就金融大开放的时机而言，则值得进一步商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钟伟认为，目前阶段在金融市场大幅放开外资准入，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人民币汇率的扭曲导致中国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异常廉价。钟伟强调指出，在汇率扭曲被充分纠正之前，对外金融过度开放是不恰当的，在目前中国金融体系高度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指责中国存在金融泡沫的想法，从国家战略来讲，都是相当不明智的。

　　第一，廉价的人民币导致廉价的中国和中国企业。以实体经济看，中国是美国的1/4，但是在美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7倍。在欧洲，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5.58倍，在中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不足2倍，这导致了美国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14倍左右，美国通过金融开放可以轻易地、廉价地“收购中国”。

　　第二，以上市公司看，股改后，现在股市的确可以转让公司控制权了，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公司的平均股价是85美元，连美国Dasdaq的smallcap的股票平均价都有3.15美元，而A股市场只有2美元的平均股价，类似GE微软这样的单个公司市值就接近3000亿美元。从这种角度看，中国A股市场的价格不是太高，而是廉价得离谱。

　　第三，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美国的3倍，企业盈利增长也是美国企业的3－4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扭曲导致中国的一切都廉价，企业市值也过于廉价，在汇率调整到位之前，金融大开放和送钱给外资差不多。

　　第四，目前对外金融开放的时机选择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如目前中国面临严峻的外汇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流动性过剩，根本不需要享受各种政策优惠的外部资金再注入。而在QFII之上，股市千点时让QFII来抄底，在股市近期大跌时增加QFII的额度，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称，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仍有一个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资本市场的开放，涉及到资本帐户开放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要求资本市场具有很高的风险防范能力。樊纲表示，资本账户开放和可兑换问题，涉及到国内法制、资本账户监管、信息披露、政府应对风险能力的加强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过早实现所谓金融自由化，很容易受到冲击。虽然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市值不小，但对国际游资来讲仍是很小的一部分。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国内体制改革和发展要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兼容，同时发展。只有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条件下才能谈到人民币自由浮动问题。目前我国股票市场面临高增长，甚至是超常增长的发展阶段，资金正在从银行流向股市，中国在财产市场上也面临新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如何对待财产泡沫以及财产泡沫崩溃之后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是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债券市场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大力发展，私募基金、产业基金这种在西方国家通行的投资形式目前也十分欠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多的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整体的结构，而不是仅仅看几个部分，要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资本市场。这样资本市场才能更加均衡健全，发展起来才能更加健康。

　　从上述两位重量级专家的话中可以看出，政府相关部门应有效利用金融开放来加速国内资产价值的上升，在人民币升值程度不够之时不宜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否则的话跟贱卖中国资产没有什么区别。应该讲，在“先升值、后开放”的顺序原则下，走“边升值，边开放”的道路，才是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中国战略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