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体制改革和服务市场的角度讲，我国政府需要转变其职能观念，同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另外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应该对全球经济贸易和政治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我认为入世对中国政府有三大好处：第一，入世给政府职能观念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入世开辟了对政府外部监督的新渠道；第三，入世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和主导世界和平提供了机会。
一、入世给政府职能
观念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内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法制建设中，政府急需转变的观念有两个：一是“全能”政府观念，二是“道义”政府观念。这两个观念既是政府长期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是国内行政对象和广大公众对政府的感性认识和要求。转变这两个观念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入世的需要，而市场经济尤其是入世本身又给这两个观念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条件。
（一）实现由“全能政府”观念向“有限政府”观念的转变
现今政府充当“全能大保姆”的观念依然盛行，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近几年的政府文件、官员讲话和媒体中，“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成了一句时髦语。我一直琢磨不懂，“非国有经济”怎么会需要政府去“发展”它呢？政府能去有意识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吗？“非国有经济”的本性是什么？它的本性就是“非国有”和“发展”。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自我发展是非国有经济的本性，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除非你要堵塞它，否则它总要本能地向前“发展”。“非国有经济”本身具有强劲的自我发展机制，无需任何外力推动，外力对它的作用只是制约或者解除制约。一个社会中只要是“非国有经济”占了主体，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具有了自我发展的机制，而不需要上层建筑的力量时时打强心针、时时高呼口号、时时发布命令来促使其发展，政府要做的只是去规范它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的宏观力量完全堵塞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经济”获得了自由地自我发展的客观条件；在体制转轨时期，只是在不断地给潜在的“非国有经济”松绑，而“松绑”怎么能叫“发展”和“大力发展”呢？这好比我把你的四肢捆绑起来，然后又给你解开绳索，这能叫“大力发展”吗？再说，如果“非国有经济”是需要通过外力来推动才能使其得到发展的话，那么政府去“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其后果是：这种政府行为必然造成对某些市场主体的偏爱和扶持，同时在客观上歧视和压制了别的市场主体，从而带来不公平竞争，也会带来政府腐败。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裁判员、服务员啊。试想一下，一个足球裁判能去有意识地“大力发展”它所“仲裁”的某一支球队吗？那不成了“黑哨”才怪呢？
可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这句富有“中国特色”的时髦“官话”，带有浓厚的“政府全能”意识，它是一种计划的、封建的观念。似乎只有政府推动，“非国有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似乎政府是万能的神灵和上帝，所有的市场主体都生死系之，市场主体能够得到发展，是全靠政府的大恩大德。中国政府把“非国有经济”这头“老虎”置于牢笼里关了半个世纪，现在只是“放虎归山”罢了，你偏要说这是“大恩大德”也无妨，但怎么也与“大力发展”沾不上边啊！
政府充当“全能大保姆”的作法，是把计划经济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观念移植到了市场条件下的“非国有经济”头上，看似仁慈友爱、魔力无边，但事实上无法做到公正、廉洁，而且由于管事太多，其行为也不可能做到高效和规范。在入世以后，政府必须实现由神明的全能政府向务实的有限政府的转变，而这个转变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观念上的抵触往往是适应法制最大的难点。政府行为是受观念支配的，如果政府不转变观念，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其行政行为的公正、高效、规范和廉洁，即使法律规制了政府的有限职能，它也不会习惯于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行事，而总会有意无意地超越规范去做所谓“好事”和“英明”之举。WTO追求自由市场原则，要求成员方政府不能随意干预市场竞争，要降低和解除对企业和个人从事经营活动的不必要管制，让市场原则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WTO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在对外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再扮演那种全知全能、无所不管的角色了。因此在入世后的大规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全能”观念的转变会要容易得多。
（二）实现由“道义政府”观念向“中性政府”观念的转变
我们的政府一直是个“道义”政府，政府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正义”的化身，而行政对象和广大民众也是把“道德正义”作为一个标准来要求和看待政府。其实“道义”政府并没有什么不好，而这恰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对于治国、治世界都是很有用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张扬和施行“道义”的物质资本，《管子》有一句名言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由于我们仓廪不实、衣食不足，在国际活动中唱“正义”高调容易被人看不起，其国际地位和主张容易被边缘化。“道义”政府观念也增加了政府在制度变革中的压力和负担，减弱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使政府在制度变革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必须打破国际交往和交易活动中以“正义规范”论“亲疏敌友”的观念，铲除人为的观念障碍，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为自己国家和本国市场主体创造和争取最大限度获取交流利益的环境条件。
WTO原则上是一个追求自身和人类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组织，因此加入这个组织的成员都会自觉或被迫地抛弃那些繁文缛节的“正义”价值标准，而直奔“利益”主题。如果一个成员政府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争论“正义”问题，那么就会各种高见纷呈，争论将永无休止。WTO同时是一个“互不信任”和“相互约束”的组织，它的规则体系和运作机制完全体现了自利而利人的原则精神，它会自动地帮助每个成员找到一条开展交流活动的价值判断捷径，在这条成本最低的捷径上，第一个有效的判断标准就是“利益”，WTO教会每个成员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采取“有利则行之，无利则弃之”的原则主张，从而达到全球资源利用和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入世对中国政府尽快转变“道义”政府观念大有好处。
二、入世开辟了对政府外部监督的新渠道
世界上古往今来所有的政府和政府官员都不乐意接受、不愿听到批评的信息，这是人性使然。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英明决策、正确施政的前提必须是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了解实际情况。人人都知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实际上却十分难于做到。中国政府可以算是世界上自律意识最强的政府，大唐帝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朝代，这两个朝代的开
由此可见，人无完人！不管一个人有多么伟大、英明，个人的道德、理性始终是靠不住的，像唐太宗这样具有如此纳谏度量的伟大皇帝，也差点成了“杀死乡巴佬”的
三、入世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
规则制定和主导世界和平提供了机会
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多种国际组织后，中国人应该为世界做点什么呢？WTO的宗旨是要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和平。而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但“和平世界”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否则就没有“长久和平”可言。有人说，“和平世界”需要一种均势，需要互相制约。在多数人看来，似乎真正的“和平”是一种“均势”。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种“均势和平”的理念和追求是无法实现的，人类社会不会有长久的“均势”，“矛盾”才是构成人群世界的基本关系，因此短暂的“均势”总会被打破，“非均势”才是人群社会的常态。WTO的出现本身就是“非均势”和“强权”的结果，它不是大家坐下来平等协商讨论的结果，而是强势集团国家主导的结果。因此我认为，在“非均势”的全球社会中，必须要有一个“有思想”、“有力量”的“靠得住”的“领导核心”，才会出现相对长久的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定状态。世界历史总是由“精英”（精英人物、精英组织、精英国家）来创造和书写的。从“精英”的文化精神方面来讲，这个“靠得住”的领导核心应该是中国；从“精英”的物质力量方面来讲，这个“靠得住”的领导核心只能是美国。由于中国这个精英文化大国没有足够强大的物质力量来维持人类和平与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所追求的“和平世界”这个巨人是跛脚的；而美国这个经济大国又没有完美恢宏的精神文化来维持人类和平，因此美国所追求的“和平世界”这个巨人也是跛脚的。
谋求世界的长久和平，需要超凡伟大的统治理念和力量。纵观人类的文化历史，这个统治理念只有中国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活在“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民族，它不把一家一国的“功利”、“霸道”当作治国、治世的终极目标，“不成功则成仁”，中国文化精神讲究的真谛是“仁”。六十多年前，伟大哲学家冯友兰曾经说过，中国哲学不足以救中国，但中国哲学足以救世界。中国哲学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和“中庸之道”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以整个天下、宇宙的存在、和谐为中心，中国哲学最能从整体上、全局上思考和拯救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国哲学是最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哲学，是最能从根本上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世界的哲学。“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悔过自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代表”、“以德治国”等等——只有浸濡中国文化并得其大道者，才能提出并坚信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理念和原则。
为什么中国哲学不足以救中国？因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整体之中的个体。部分、个体以自身的生存为核心，但要生存得好必须追求功利。而中国哲学不追求功利，这是中国哲学的不足，因此中国要向美国学习，补功利这一课。现在看来，补功利这一课，不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中国已经有了救世界的“道德”、“天地”和“中庸”理念，但光有这些理念还不行，还必须要有物质力量。中国人救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以实运虚”。“虚”是我们的“道德”、“天地”和“中庸”理念，“实”是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实力必须要追求功利才能得到。如果中国没有“实”，就会空怀救世之志，欲达目的而不能。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实”，但它没有中国哲学这样伟大的“虚”。美国只想以“实”救世界，结果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弄得世界不安宁、不服气。中国只要补上功利这一课，具有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实”，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不仅有救世界的思想，而且也有救世界的实力，让全人类都享受到中国文化和力量的福荫——只有“中国文化”和“中国力量”才能构建一个永久和平的地球环境。
现在中国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伟大的文化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很无用，这是全体中国人追求“和平世界”理想最大的遗憾。中国政府源于中国文化提出的“治世”理论是有真理性的，表达的愿望是美好的，提出的决策也是十分英明正确的，但却是“无用的”，因为我们没有物质力量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实质性”的“真行动”、“真贡献”。
现在中国入世了，得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机遇，不仅能使中国在全球化的经济生存中有效地弥补“功利”这一课，成为一个经济富强和国防强大的国家，而且能以一个“立法者”和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身份，给WTO规则灌入人与人和平、人与自然协调的天地、中庸理念。WTO制定规则的投票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一国一票，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选票”的价值完全等同于“钞票”的价值。中国不仅可以利用好自己的这一票，还可以团结弱小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投票力量”，使WTO尽可能成为一个确保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和平的人性化组织，而不使其异化为一个支持强权主导、维护贸易剥削的合法机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那个时候起，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因此我们入世的目标也是要使国家富强。而不是要永远代表贫者、弱者的地位，去争取富者、强者的权利，那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即使暂时争取到了，也是不会长久稳定的。因此你要拥有富者、强者的权利，必须首先成为富者、强者，单从这一点来讲，入世对中国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机遇！
（陈嘉珉，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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