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商君书·农战》是现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中的主要篇章，该章集中阐述了商鞅极富特色的农战思想和政策主张。商鞅的重农思想是和进行统一战争的军事主张密不可分的，而战是总的目的；商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并提“本”、“末”概念并强调重本抑末；商鞅身处执政地位，特别讲究“反之之术”，因此提出了四种推行农战政策的独到方法。
[关键词] 商鞅 农战论 重农思想 重本抑末 农战政策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著名法家人物、新兴地主阶级下层主要代表商鞅及其后学者著作的汇编。书中叙述了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记载了商鞅的经济思想和政治主张。《农战》是现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中的一个主要篇章，商鞅的重要经济主张和政策措施在此篇中都有反映，尤其是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极富特色的农战思想。
一、农战论中的重农思想
农战论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一部分代表人物主张重视农业和战争，并力求二者结合发展的一种经济、军事思想。它是当时地主阶级为巩固和发展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创立和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国家而斗争这一历史条件的产物。可以说，农战论是商鞅经济思想中最为核心和最有特征性的内容。
在商鞅经济思想中，“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商鞅主张以农战政策为基本国策，《农战》一文极言推行这一基本国策的重要性。“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可见他把农战与兵强国富的关系强调到何等紧密重要的程度，认为农战是国家兴盛富强的唯一途径。
在农战论中，商鞅侧重于战，但对农强调得更多。因此在他的农战理论中包含着突出的重农思想。在所有关于农与战的论述中，多数是“农”、“战”并提而以“农”为先。“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则国力抟。”“抟”即专一、巩固，这是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其前提是必须“上作壹”。又说，“壹务，则国富。”“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接着又进一步绝对地说：“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把“上作壹”与“国力抟”、“壹务”与“国富”、“王道”与“作壹”对举，尤见“作壹”在治国、安邦、富国中的重要份量和决定作用。富国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一途，唯有做到“民不逃粟，野无荒草”，才能富国图强。
古人叙事有托古之法，商鞅亦藉圣人
二、农战关系论与重农思想的实质
如上所述，商鞅为何这般强调农业呢？商鞅的重农思想是和进行统一战争的坚定军事主张密不可分的。战是总的目的，在农服务于战的前提下，他力主“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农与战二者不可偏废，“取”与“富”必须兼顾。
第一，战离不开农，农是战的物质基础。首先，农业是军需物资的主要来源。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军粮、军服、军马、运输工具、饲马草料以及部分武器，都需要农业生产来提供。“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商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其次，当时农民也是士兵的主要来源。商鞅认为，如果农村贫民的数量减少，那么进行战争就会“众力不足”。兵力缺乏，敌人（诸侯）就会“挠其弱，乘其衰”，导致“土地侵削而不振，则不及”的严重局面。
再次，商鞅还认为农业生产劳动是训练士兵人品素质的唯一重要途径。他对此强调得特别多。这是由商鞅人口思想中关于人口质量的观点决定的。商鞅从推行农战政策的实用主义需要出发确立了他的人口质量观点。他把朴愚无文化、被束缚于土地上听从使唤的民人看成是最适合战争需要的人才。一方面，落后艰苦的农业劳动可以驯养农民朴愚听命的性格，如他所说：“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然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另一方面，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天然培植了他们与土地的深厚感情和人与土地的生死相依关系，自觉或不自觉的纯愚“少诈”，安土“重居”，自觉的或被迫的易为封建国家征发和驱使去“保家卫国”，开拓疆土。若不是这样，“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第二，农也离不开战，战是农的直接目的。《农战》篇中不断强调重农思想，并非是为重农而重农，商鞅所重之农是从属于战之农。“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力是要注重实力，注重农战。商鞅提倡农战，其出发点是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兼并诸侯，加速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生产方式的转变。在农与战二者之间，他无疑是侧重于战一方面。他重视农业是从加强战力和保障战争的物质供给出发的，以农依附于战，将农服务于战，发展农业的目的是进行统一战争。
三、独具特色的重本抑末论
重本抑末是中国历史上重视发展农业而轻视、限制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在商鞅之前，墨翟、李悝都曾提出和使用过“本”的概念，但没提出过“末”的概念。可以说，商鞅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并提“本”、“末”概念并分析本末关系，明确指出重本抑末的人。就商鞅重本抑末论与该理论在他以前的情况和以后的情况相比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重本抑末论从属于农战论。商鞅农战论的中心思想和最终目的是战，他的重本抑末论从属于他的农战论，实质上也是从属于“战”论。他的本末关系论及其重本抑末论都是为推行农战政策尤其是进行兼并战争服务的。他比墨翟更明确地把农业称作“本业”，尤其是更明确地把能为战争提供军需物资和兵力来源的男耕女织、“耕织致粟帛”的封建自然农业作为“本”。重本是为战，离开“战”，也就无所谓“本”，这是前文提到的为战服务的重农思想的具体体现。
商鞅的抑末也是为了战。“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朴愚听命的百姓就是战争直接需要的人才。相反，如果“豪杰务学《诗》、《书》”，人就会变得奸诈狡猾而逃避战争。因此“国好言谈者削”，“好辩者以易攻”，从来“
第二，关于“末”的概念。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末”通常是指工业生产、商品流通和技艺。在商鞅的本末论那里，除此之外，还包含一个特别的内容，他把读书、游谈、辩说都包括在“末”的范围内。这也是由他的农战论决定的，因为这些在当时防碍了他推行农战政策。
在《农战》篇中，有二十多处提到“巧言”、“辩说”、“浮学”，竭力贬抑之，将其置于“事商贾，为技艺”等末事之首，视为一大害。如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鞅认为，人要是务学《诗》、《书》，好巧言虚道，就绝不会专心于农业生产，“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粟焉得无少？”同样，从事辩说、浮学的人不会也不愿去投身于战争，人们都好辩乐学，“而兵焉得无弱也？”“《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总之，“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纵使《诗》、《书》多到每乡有一捆，每家有一卷，“独无益于治也”。商鞅作为秦时统一中国的奠基者，联系他的这一禁末主张，来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焚烧《诗》、《书》、坑杀儒生的行为，就不是很足为奇的事了。可以说，秦始皇对文化和文人实行专杀政策的思想基础就在商鞅那里。
从上述分析可见，用“重农抑商”这一术语来概括商鞅重视农业、轻视其他行业的思想是不够确切的。因为被商鞅轻视和禁限的，工商只是一部分，而且从《农战》篇中的反映来看，“末”的主要内容应是游谈、辩说、学《诗》《书》之类。总起来说，除农战以外一切可以获取名利、有碍农战的行为，都被他视为“末”，而且都是要加以禁限和打击的对象。因此商鞅的本末关系论实际上是一种以农战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重本抑末论。
四、推行农战政策之术
商鞅是一个身处执政地位、办实事的人，他要壹民于农战，就特别讲究“反之之术”，即使人返于农战的手段、方法、措施。在《商君书·农战》篇中，一共提出了以下四种推行农战政策的方法。
第一，“利出一空（孔）”，强调“壹赏”。商鞅认为，只有专一于农战的人才能进行奖赏，“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他主张以是否专心服务于农战作为衡量一切功过是非的最高标准，这就是“壹则可以赏罚进也”。他认为掌握这个标准是治国治民的关键，“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他还特别声明，专事《诗》《书》、游说、辩言等“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第二，奖赏的主要手段是官爵。《农战》一文开宗明义，篇首的第一句话就是：“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他认为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管理统治人民，都必须要专心于农战才能得到官爵，并针砭当时“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的现象，竭力主张要把官爵赏赐给那些对耕织、征战有功的人。
第三，严禁以巧言辩说获取官爵。商鞅特别憎恨那些学《诗》《书》、好巧言辩说而不务农战的人。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就会“其君惽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因此对这种人，不管他的本事有多大，才能有多么出众，而绝不能授予官爵；如果让人们看到这些辩谈游士可以凭巧言虚道索取官爵、提高身份，那就会纷纷逃避农业，弃本趁末，这就是他所说的“夫国庸（用）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反过来说，为什么会有些人不愿意从事于农战呢？就是因为官制缺乏合理统一的规定，误把官位赏给了那些巧舌辩慧的人，“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唯有“常官则国治”。在他看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官法明”，任用官吏的制度明确得当，“不任智虑”，即不任用那些能言善辩、有心计的人。总之，不仅要“利出一空（孔）”，官出亦必一空（孔），必须坚决杜绝那种“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的情况。
第四，禁限工商、技巧等“末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凡提倡重本抑末的人，都要禁限、打击工商技巧之类的“末业”，商鞅也不例外，不过出发点与目的有所不同罢了。商鞅要打击商贾、技巧，是因为他认为这类“末事”与农战争夺名利、人力而胜过农战。就如他所说“要靡（普通人）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在他看来，这些人于国富、征战毫无用处，“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可破也。”他把从事商贾、技艺的人看作是不务作战、游手好闲、吃闲饭的人，把他们比作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的螟、螣、蛆、蠋等农作物害虫，而且为害更大。他主张对这类人不仅不能给予奖赏，还要用诸如重税、重役、严刑等手段进行抑制打击。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商君书·农战》篇中所反映的商鞅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以农战为核心，集中表达了商鞅开疆拓土、征战诸侯、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统一大国的理论要求与政策主张。无疑这些理论和政策对当时的农与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后来秦国终于把统一变为现实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商鞅的农战经济思想也说明，在中国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一开始，就把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尖锐地对立起来。而在此后的二千余年中，绝大多数的封建知识分子都把专制统治当作是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治理天下的最好政体，文人和言论都治于专制政体，文人、言论的生存死活全取决于专制政体的实际需要，以服务于专制政体为正统出路。整个封建社会或说自封建社会以来的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陈嘉珉，1990年9月）
经济思想：http://www.chinavalue.net/AuthorIndex_Boke.aspx?id=5890#3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