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一个朋友讲了个人们“见怪不怪”的“怪事”，事情的经过看似简单：某日，我的朋友接到光大银行信用卡部门的通知，鉴于其在规定时限内欠款达到一定数额，决定对其进行处罚。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办过光大银行信用卡的当事人来说，当然是要投诉申辩，数次交锋之后，光大银行东城支行终于给了个“说法”，某单位利用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在该单位出具公章的条件下，办理了“单位信用卡”，所以责任不在当事人，决定不再进行处罚。本来故事的发展完全符合逻辑。但是，正像毛主席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的这个“较真”朋友觉得自己的诚信记录遭遇“污点”威胁，在公安机关拒绝受理“窃取个人信息”案件的情况下，“较真”朋友要求银行采取措施消除“诚信污点”。而就在这时，不符合逻辑的“故事”发生了：支行方面告知，要填个表，到上级行核销坏帐，同时，消除“较真”朋友的“诚信污点”，我的“较真”朋友“莫名其妙”地反问，凭什么核销坏帐，既然牵涉到我这个当事人，就要搞个“水落石出”，坚定地要求银行追究该单位。在“较真”朋友压迫之下，支行方面，情急中，给出了“莫名其妙”的回答：这种小单位多了，我们顾不过来，再说，这个单位也还过钱。我的“较真”朋友满腹狐疑地离开了支行。

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我只好替我的朋友拿起手中的笔，其实，也是替全体公民拿起手中的笔，这也是“公民意识”的本意。大家都明白“爱之愈甚，恨之愈烈”的道理，作为中国人，我们爱护本土银行，希望我们的银行能够茁壮成长，希望在遭遇国外强大对手的竞争之下，我们的银行能够具备其码的忧患意识。

这个事件，凭心而论不仅仅是银行的运作问题，其实也触及了中国行行业业的“诚信体系”如何建立的深层次问题，而金融业的“诚信体系”应该放在优先位置。涉及整个制度安排的问题，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公安机关不管“窃取个人信息”的案例，那么谁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难道必须等到造成损害后果的时候，公安机关才能出手，这好像抢劫犯在破门入户时，公民给公安机关报警，而公安机关还要荒谬地问：等等，他们破门进度如何，进门了吗？进门时，我们才有权力管辖。当然，眼下最时髦的话，叫做“市场说话”，换句话说，由于公共资源不足，某些公共服务可以外包给政府之外的单位个人，允许他们收取适当费用，这在有些领域可能是个权宜之计，但是，“诚信体系”之中面对愈演愈烈的“窃取个人信息”犯罪问题，难道也要等“市场说话”，我们的银行和我们的公民，都希望政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时机成熟之前，先治理，后规范，不仅给公民一个交待，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银行提高竞争能力，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打造其核心能力等生死莜关的问题，创造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诚信体系”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条件。而眼下我们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发挥各种协会等群众性自律组织的作用，在搁笔之际，我要给“银行业协会”打个电话，请教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