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工资，每月仅四百零四点八元。

    支出：交党费十元，房租、水电、租用家具、地毯等费用八十多元，冬季加四个月取暖费四十元，合计一百二十五点零二元。吃饭每月一百多元，吸烟、喝茶八九十元（即使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地接见外宾，每喝一杯茶，也按规定交一角钱，一般二十天左右结账一次）。李敏、李讷和江青的姐姐的生活费也由毛泽东负担，不计入内。

    几十年后，当毛泽东的家庭经济收支报表被封存送进国家档案馆之后，在一代伟人毛泽东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良作风在被我们党继续倡导的背后，一部分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慢慢谈忘了我党的历史传统，悄悄地背离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走向消极、堕落和腐败，滑进与党、与国家、与人民为敌的犯罪的泥淖。现代贪官与一代伟人毛泽东相比，家庭理财观有四个不同特点：

    一、家财无数。许多贪官在其家庭生活中并不知道家有多少财产，是检察机关帮他们弄清楚的，等到明白的时候，他们已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原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曾透露过这样的心态：从接受所谓的土特产开始，到收受其它礼品，到收受现金，久而久之，到底收了多少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心中无数。更没能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送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目的是什么？收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反而觉得自己群众关系好，关心的人多。经调查组清点，才大吃一惊，直冒冷汗，几年来收受的物品品种竟有这么多，累计起来价值这么大，收刮了这么民脂民膏，这说明人已麻木到何种程度。而更为有趣的是，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将两个分别为37万元和10万元的存折藏在房子顶棚上，搬家时自己都忘了藏钱的地方，到拆房的时候让民工发现了，反给检察机关反贪提供了线索。

    二、公私不分。贪官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认为从当年他们在鲜艳的党旗下宣誓开始，就是党的人了，就是国家的人了，就是人民的公仆了。他们吃点喝点，那是工作；玩点乐点，那是公务；拿点揣点，那是公款；公家的人花公家的钱，那是理所当然了。于是公权私用，私事公办，公私合一，最终是损公肥私了。甘肃省一民政局长郭新民从１９９４年７月１日至１９９５年８月９日，他先后８次将自己管理的省级救灾扶贫基金账户上的现金６５万元挪用，公款私存（定期一年）。到期后，不但将所得利息近６万元据为己有，就连其中的４０万元本金也不再入账，贪为己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基金现在都成为一些贪官伸手可拿的钱袋。建行的王雪冰、张恩照，中行的刘金宝、赵安歌的出现，让银行高管犯挪用公款罪行为越来越触目惊心。中国银行曾披露，黑龙江一支行行长携款6亿举家外逃。6个亿，那都是储户的血汗钱呢。

    三、来路不明。贪官们家财万贯，除了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为自己工资奖金所得，绝大部分属于来路不明。当然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后来经查实为贪污、受贿、挪用等，但这也还是来路不正呀，不能成为其家庭的合法收入。更有甚者，一些贪官还有相当一部分真的来路不明，所以，每每对一贪官的指控中，总有一项“巨额收入来源不明罪”。要么是贪官顽固到底，不肯交代实情，要么还真是贪官的小学算术没学好，财务的记帐水平有待提高。

    四，支出无度。贪官们贪得无厌，贪了10万想100万，贪了100万想1000万，现在动辄是上亿了。古人说“睡不过七尺吃不过三餐”似乎过时了，贪官用钱的地方很多，别墅式房子呀，私家的宝马车呀，送子女出国深造呀，都得花很多很多的钱。还有老婆不止一个，她们生的孩子一大群。湖南郴州的“三玩”市长雷渊利喜好开酒店，而且都开不长，短的一个月，长的也不过一年。每有新酒店开张，雷就四处大派请帖，有幸被邀出席者，少不得掏出一笔不菲的贺礼。而雷之所以频繁地开设酒店、茶楼、休闲中心等场所，是为了讨好所包养的女人。雷渊利有个情妇生了个私生子“贝贝”，情妇便以小孩今后的生活、读书需要用钱为由，与雷渊利合谋建立700万元的“贝贝生活基金”，后来假称自己又怀了孕，“基金”增加到1500万元。如此大的支出，不能怪雷渊利变着法子贪呀。

    把现代贪官与伟人毛泽东的家庭理财观作比较，实在是惊动了主席他老人家而抬举了那些个贪官。但那些贪官在位时，一边贪污受贿，一边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身陷囹圄时，又反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够，那模样实在好笑得可以。此间将主席的家庭理财观与现代贪官的贪财观对比，于贪官是无益了，于其他人却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呢！